The State Council has just issued Regulations on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 The most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are found in Article 4, which greatly expands the government’s power to impose exit bans:
Individuals who fraudulently obtain travel… pic.twitter.com/sVwlLXPGgb
— Henry Gao (@henrysgao) July 31, 2026
７月末时，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新的出入境规定，随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持续反响。虽然官方将其定位为加强国家安全防护、完善管理秩序的举措，但业内人士指出，从法律到技术、从商业到人权等多个维度，该规定都存在明显隐患。其中最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份新规使得出入境限制权演变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黑洞」——受限者根本不知自己在何时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这一规定将于九月中旬生效，共分十九个条款，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从公民出国前的风险防范评估，到各类人员（包括外籍人士）的申请审核流程，再到形形色色的管制手段及中介机构的监管，几乎覆盖了出入境管理的各个层面。
官方部门将新规视为维护安全和规范秩序的必要手段。然而，批评人士对此有异议。他们指出，规定的制定缺乏充分的透明度，条文中存在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尤其是第二、三、四条涉及风险评估与管制措施的内容。
禁止出国的权力范围在扩大
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条款给政府部门赋予了更广泛的禁止出国权。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学教授高树超在接受采访时就此表示，这等同于对公民人身自由和跨境活动权的重大制约。
高树超进一步阐述说，新规实际上是将原本由司法部门掌握的限制权转移到了行政部门手中，让政府可以直接做出禁止决定，但相应的司法救济渠道却极其有限。
他特别指出，第四条对曾因非法出入境遭受行政拘留的人员规定六个月至三年的禁止期，这可能构成一种「叠罚」现象。高树超在社交平台上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这些处罚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出入境管理部门是否被法律授予了实施这些处罚的权力？这类决定能否经得起司法层面的实质性审查？
另一个引发关注的问题是权力的分散。新规将禁止出国的审批与执行权从中央下放到了省级乃至县级政府。
高树超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他说，将如此敏感的权力分派到地方各级，势必会导致各地执法标准参差不齐，甚至权力被滥用的情况增多。
面对那些声称普通人不必担心的观点，高树超不太同意。他提醒人们回想新冠疫情期间的「层层加码」现象——即各级行政人员依次升级管制措施。
疫情防控过程中，为了追求「清零」政绩，地方当局常常超越中央规定，把隔离周期从七天加码至十四天、二十一天或更长，最终酿成了许多人间悲剧。
高树超强调指出，新规给行政机构预留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却没有为权利受损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程序来提出异议或进行质证。
高树超曾在七月底发文说，趁着还有机会，应该尽快离开。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九月中旬规定生效前的四十五天内作出决定。
科技人才成了重点管制对象
业内人士普遍指出，一旦新规开始实施，被禁止出国的对象范围会大幅扩大。不再仅限于过去的特定人群，而是可能涉及所有从中国口岸出发的人员，尤其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以及科技创业者。
在新规的第四条中，明确提到了那些可能「危害产业及技术安全」的人员会面临禁止出国。更值得警惕的是第六条的规定——当涉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时，相关部门可以不提前告知被限制人。这样一来，科研人员或创业者就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在机场或口岸被拦截。
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在采访时指出，新规对科技领域的针对性意图不言而喻。他分析说，人工智能是个新兴领域，华人科学家恰好在美国乃至全球的AI研发中具有独特竞争力，相关部门自然会设法加以利用。
谢田还补充说，一些华人专业人士掌握着重要的技术机密，中国不愿看到这些人才被海外公司挖走，因此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阻止。
据《金融时报》三月底的报道，美国Meta公司花费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叫Manus的AI创业企业后，中国有关部门随即对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肖弘和首席科学家季逸超实施了出国禁令。
四月下旬，中国政府向Meta和Manus发出要求，希望他们撤销这笔交易。这一举动清晰地传达了北京对于AI精英和尖端技术外流的深层忧虑。
边控权变成了看不见的囚笼
专家们指出，新规中使用的「可能对技术安全构成隐患」这类措辞，其定义过于宽泛、含糊其辞。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从事AI等敏感产业的专业人士，还可能波及国内外各类公民、居住在海外的华人，甚至是普通的国际访客。
谢田表示，特别是那些从事芯片研发、AI算法设计及相关领域工作的各类专家——无论其身份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会感到无所适从。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明确知道什么时候会误踩国家安全的红线。
谢田还对新规进一步强化中国的「长臂管辖」能力感到担忧。他表示，对于技术领域的外籍专业人员而言，无论是前往中国还是回到中国，都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研究中国法律和国际商法多年的高树超有着更为深刻的担忧。他指出，这些规定很可能会对国内外的华人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因为害怕出入国境时遇到麻烦，而选择对政府的政策保持沉默，不敢公开表达批评。
现居美国的学者邓聿文曾在十多年前亲身经历过出国禁令。他回忆说，自己被限制长达两年之久，最后是在被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后才得以解除。
在接受采访时，邓聿文用「黑洞」来形容新规对边控管理的影响。他说，这个黑洞的本质在于，你根本不清楚什么时候自己会被列入限制名单，也搞不清是谁在执行这一限制。直到你走进机场、准备登上飞机时，才会突然得知自己已被禁止出国。
邓聿文进一步分析指出，根据新规的内容，即使被限制的人完全按照要求改正，也未必能换来禁令的撤销。而且，既然无人能说清谁下达了这个决定，那么被限制者可能只有苦苦等待，直到权力发生交替才有可能迎来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