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立场文件于7月28日正式发布，旨在系统性地驳斥西方国家关于产能过剩议题和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的多项指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25年达到1.2万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纪录。这一成就引发了欧美分析界的担忧——他们认为长期如此下去，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https://t.co/IvsIc6EWCQ pic.twitter.com/4OtGM0yZCW官方立场文件于7月28日正式发布，旨在系统性地驳斥西方国家关于产能过剩议题和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的多项指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25年达到1.2万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纪录。这一成就引发了欧美分析界的担忧——他们认为长期如此下去，欧洲和美国的产业基础可能会受到冲击。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ly 29, 2026
在这份名为”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的报告里，商务部提出了一系列论证。首先，中国从未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的增长。其次，该部门强调了一个关键区分：销售额大、顺差多不等于生产过量。文件进一步解释，全球性的贸易差额乃是多国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供需状况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不应被理解为产能问题。此外，从世界经济发展轨迹来看，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大国都曾经历过长时间的顺差时期。
一份关键的数据出现在文件中：2025年时，外资公司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达27%，在顺差中的占比则为16%。相比之下，这些外资企业的顺差和利润增速都超越了本地企业。商务部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两个因素——规模经济和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各国在绿色转变和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客观需求。
在7月28日的发布会现场，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进一步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不可将那些超过国内消费量的生产能力笼统地归类为”过度产能”。
除了产能论题外，北京还针对另一种论调展开了反驳——即近来频繁听到的”中国冲击2.0″说法。官方看法是，这种表述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的一种不准确指控，他们声称中国产业发展对西方垄断地位造成威胁，并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相比之下，中方官方论述则认为：过去，中国以巨大市场规模和低成本优势为全球提供便利；如今则是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稳定作用，为各国创造发展机遇，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为世界输送创新红利。因此，这不应被看作”冲击”，而应被视为”机遇”的2.0版本。
此次文件的发布似乎是对中国总理李强先前论述的呼应。李强在6月底举办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应当把”中国冲击2.0″理解为”中国机遇2.0″。随后，新华社等国内官方宣传机构开始密集推出相关评论，称太阳能电池板、机械设备及电动汽车等中国高新产品并非什么冲击，而是”世界各地群众受惠的珍贵礼物2.0版”。
关于补贴这一争议焦点，商务部的态度是：补贴政策与产能问题两者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在商务部看来，经过合理设计的补贴措施可以消除市场失效现象，有利于技术突破、环保推进、消贫扶困以及区域均衡发展。这份立场主张各国应致力于做大全球发展的总蛋糕，合理且依法发布包括补贴形式在内的工业政策，而不应以此为借口来遏制他人的进步。
西方机构的”控诉”——补贴规模究竟有多大
然而，来自西方的观察人士对北京的部分论据表示了保留意见。国际经合组织曾在今年6月初发表研究报告，其中指出自2005至2024年这20年间，中国企业收获的政府帮扶规模（按保守计算）比该组织内各成员国的政府支持高出3到8倍，同时也远超巴西、印度以及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在经合组织的分类标准中，直接的财政补偿、税收优惠，以及来自银行机构和公共融资部门的贷款优惠都属于政府帮扶范畴。基于这一理解，经合组织的结论是，中国企业之所以在光伏能源、航运和黑色金属冶炼等领域能取得巨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是因为他们的业务表现优于美欧同行，而是源于他们获得的那些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国家福利。
组织的报告进一步解析了具体数据。中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其中接近六成的增长幅度来自所得补贴的支持，而国际平均数据仅为22%。由于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中国企业得以建立新的工厂投资项目；他们也有充分的时间等待收益出现，在面临经济困难时获得强力托底。这样的结果，却导致某些产业形成过量产能，连带着使全球商品价格被拉低，伤害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权益。
经合组织掌舵人科尔曼(Mathias Cormann)采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讲述这个现象，他把中国企业获得补贴进而把过剩产能向外输送的现象比作”服用禁用物质”。按他的观点，这套做法让那些缺乏效率的参与者以违反竞争精神的方式获胜，同时却牺牲了真正优秀、富有革新精神和高效能的市场参与者。
补贴、产能与多方失利——谁为经济付出代价
荣鼎咨询公司聚焦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的专家班开玫(Camille Boullenois)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指出，中国政府在科研创新和消费激励领域注入的补贴资金大幅超过西方国家的相应投入，这种模式无法长期维持。她认为，这类政策带来了巨量的资源错配和浪费，进而拖累了经济增长势头。由于政府把大笔资金投向自己界定的战略性产业，社会福利体系和经济构架改革的投资相对被冷落，其结果是中国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始终保持低位。整个经济的运行逻辑更多地以生产为导向，而非消费为导向。这就导致了企业持续存在超额投资的冲动，最终造成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超出实际需求。在这个模式下，中国消费者没有购买力进行消费，而欧洲的企业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班开玫称这种局面为”各方都不赢”。
但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工作者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尽管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推行的产业政策并未给西方商家和中国消费者带来好处，但西方的购买方以及中国的劳动群体确实从中获利颇丰。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齐利博蒂提出，与西方国家的多党民主体制相比，中国的政治组织框架在调配市场力量上拥有体制方面的优越性。可是，当政府干预程度过高时，市场传递信息的作用就会丧失，进而消除掉体制的好处。他进一步表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优异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常会导致资源分配缺乏效率，这样中国可能无法在较短期限内达到欧美先进国家的生活质量水平”。
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中心(IW Köln)的中国研究者马特斯(Jürgen Matthes)对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持坚定的批评态度。他声称，中国现有的产业政策框架已经人为压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而规模庞大的显性或隐性的补贴安排让中国公司获得了违反公平竞争的优势地位。他在与德国之声的对话中强调，欧洲的回应应该是双轨制的：首先，欧盟应该向中国学习，对本土的关键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商业化进行针对性的”恰当且有理的补贴”政策；其次，欧盟应该积极应对中国”不符合规则的补贴”所产生的失公平竞争现象。他表示，最恰当的对策就是设置”反补贴关税”，其目标是克服不公平竞争造成的扭曲。在他看来，对于欧中贸易关系来说，实施这样的关税并不是商业保护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中立的抵消手段，用来消除不正当竞争带来的影响。这种做法的实质是为了”再平衡”，目的是建立起一个竞争条件相等的商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