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以6比3的多数意见，做出了一项对国际人权诉讼具有重大影响的判决。此次裁定涉及美国跨国科技企业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法院认定该公司及其高层管理人员，无需对法轮功信仰者提出的相关诉讼负责。原告指控思科曾向中国政权提供监控基础设施支持，从而间接参与了对这一宗教群体的镇压。
最高法院在本周的表决中，认定原告援引的两项关键性法律条款无法为该诉讼提供法律基础，随之宣布驳回这一长达十五年的复杂诉讼案件。
这一法律争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1年。彼时，多名来自该宗教群体的信仰者向美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声称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思科公司，参与了帮助北京当局建立全国性网络监控基础设施的工作，该系统被称为”金盾工程”。通过这套系统，中国执法部门得以发现、定位、逮捕并压制该宗教群体的成员。
原告声称，思科不仅单纯销售通用网络器材，还根据北京的具体需求进行技术改进，尽管公司明确知晓这些定制化的系统最终将被用来针对某一宗教群体，思科仍然主动参与了建设工作。因此思科应对随之发生的刑讯逼供、非法监禁、强迫消失等侵害人权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该案的多数意见由大法官巴雷特撰写。她辩称，制定于18世纪后期的相关联邦法律条款本身并未赋予法院创设新的诉讼权利的职权，因此法院没有权力去扩展该法的适用范围。她强调，如果允许法官随意创造新的法律责任形式，可能会对美国对外政策构成广泛影响，并侵犯国会的专属立法权。
最高法院同时也驳回了原告针对思科两名高管提出的另一项诉讼。在这项诉讼中，原告主张这两位管理人员通过提供监控技术工具，使其他人遭受了刑讯逼供行为，因此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参与此案诉讼的原告包括十多名信仰者，由华盛顿的一个人权组织代理。他们表示，自1999年该宗教信仰被宣布为非法后，他们因信仰而遭遇过监管、羁押甚至刑讯。
其中一位名叫王威廉的原告对美国报纸表示，中国当局通过监视其网络行为来追踪他的位置，随后对他实施了长期逮捕和监禁。他认为，若非思科提供的技术赋能，这些压制手段无法如此高效地实施。他指出，他并不反对合理的商业交易，但思科的情况独特之处在于该公司”知道北京当局想用这些工具做什么”。
思科公司一直否认上述指控。该企业过往的多份官方声明称，虽然曾向北京当局销售过网络器材和技术商品，但从未为了助力任何政府进行网络限制、追踪个人行为或其他目的而设计过定制化的产品。
在最高法院今年春季的口头辩论阶段，一位自由派的大法官曾对思科的辩称提出挑战。她指出，按照原告的指控逻辑，思科”明知那些人将遭受刑讯”。然而思科的法律代理人回应称，公司”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这位大法官在最终判决中提交了措辞尖锐的反对意见，并得到另外两位自由派大法官的联署支持。她批评多数派的判决不仅对本案原告关上了法庭大门，实际上也几乎切断了未来所有寻求国际人权救济的受害者通过该法律途径的希望。她指出，如果一个企业明知相关用途而仍然提供必要工具，这个企业就应当视为参与其中。她用比喻说，一家公司若”建造了配备酷刑所需全部工具的房间”，就不应当免责。
本案也反映了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持续收紧国际人权诉讼法律适用范围的总体趋势。该法律条款初创于1789年，初衷是允许外国人在特定情形下在美国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旨在预防国际外交纠纷。这一法律条款沉寂了将近两个世纪后，自上世纪80年代起才被人权律师广泛用于处理国际人权案件。然而，最高法院在近十余年来连续作出了多份限制性判决。
旧金山的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在2023年曾裁定，原告已充分表述了思科向北京当局供应了关键性技术支持、且知晓这些技术极有可能被用于刑讯逼供和强迫失踪等行为，因此允许案件进入证据搜集阶段。然而，最高法院此次推翻了该裁决，要求下级法院全部驳回所有起诉。
该案的背景还涉及到中国网络监控体系的发展历程。美国一家新闻机构去年的调查显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建设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角色。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历来都鼓励此类商业合作，尽管人权机构长期以来发出警告，指出这些技术可能被用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宗教群体或针对少数族群。
已泄露的2008年内部文件表明，思科曾把中国的监控计划视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公司的某些内部报告援引北京官员的表述，将该宗教团体冠以”邪教”的名称；其他文件则显示该公司的产品能够识别超过九成与该群体相关的网络内容。
现任美国总统的政府在诉讼期间也表示支持思科，认为不应该扩大该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