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评论文章，题目直言不讳：”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硅谷在为一个永久底层阶级做准备）。
这篇文章很快在业界掀起了热烈讨论。
文章作者 Jasmine Sun 长期在旧金山生活和工作，周围聚集着许多年薪过百万美元的年轻科研人员和野心勃勃的初创公司创始人。通过大量深度访谈，她记录了一个令人感到忧虑的共同认识：当前的先进 AI 技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人类的各项能力范围，从而造成数百万个工作职位的消失。虽然这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和科学进步，但普通民众在经济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将荡然无存，财富和权力势必向 AI 企业和资本持有者进一步集中。
文章中提到的现象非常具体：应届大学毕业生递出数百份求职申请却无人回应；许多软件开发者通过 Claude Code 等先进工具自我调侃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了”；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在 Signal 等加密通讯软件上隐晦地讨论着哪个部门将成为下一个被自动化的对象……
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称，当通用人工智能（AGI）真正到来时，社会等级制度会永久固化为”永久底层阶级”（permanent underclass）。这种理论设想：在 AI 技术和机器人技术足以完全胜任所有人工任务之前，普通人积累财富的机会之窗正在快速关闭。到了那个时代，每个个体都会被锁定在现有的社会阶层：有财富的人可以部署无比强大的智能机器为他们工作，而其余大众将因失去经济用处而陷入无业状态，只能依靠社会福利勉强维生。
虽然作者本人认为这个预测过于悲观，但她采访的人中，即使不完全接受”永久底层阶级”这个概念的人，也都承认这个理论含有某种现实基础。一位年仅 23 岁、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创业的创始人亚什·卡达迪（Yash Kadadi）代表了他一代人的想法，他说：”开发出 GPT-7 和更好版本的特斯拉 Optimus 智能机器人只是时间问题，本年度可能就是人类能参与创新活动的最后时间窗口”。
尽管科技从业者对这样的未来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了道德上的负罪感，但市场竞争的逻辑却让他们无法停止步伐。
首先，衡量 AI 性能的各项指标本身就以”替代人工”为导向。这篇文章讲到了多个 AI 评估指标，包括人工智能生产力评分以及 OpenAI 发布的 GDPVal 评估体系。这些评估工具的目标并不是看 AI 能不能完成基础算术，而是直接评估 AI 能否胜任投资银行从业者、执业律师、医疗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角色。
OpenAI 模型前沿评估部门的主任特贾尔·帕特瓦尔丹（Tejal Patwardhan）透露了一组惊人的数字：GDPVal 测试在刚推出几个月内，没有任何 AI 模型达到人类专业人士的水准。然而短短数月之后，这些模型已经能够超越人类专业人士达 80% 以上。她分享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位同事曾经从事投资银行工作，该同事一次次被模型能够复制她以前工作职能的程度所震撼。
第二个推动因素是企业的快速裁员动作。公司管理层根本没有耐心等待 AI 技术全面成熟，只要 AI 显示出一点点能力潜力，他们就会立刻启动裁员计划。以美国金融科技行业巨头 Block 公司为例，在辞退了接近 50% 的员工之后，股价反而上升了 25%。这种”他人都在用 AI 压低成本，我若不跟进便会被淘汰”的竞争态势，正在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科技工作者内部存在很深的伦理困境，许多人仍然拼命争取进入 AI 企业，期望通过此路实现财务独立。曾在 OpenAI 安全部门工作、现从事 AI 政策研究的史蒂文·阿德勒（Steven Adler）解释了这一矛盾心理：”人们相信未来赚钱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他补充说，”尽管有人会对这些技术的害处感到不安，但在制度框架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
文章重点分析了行业内两个最具代表性公司如何看待并应对这场危机的。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早在 2021 年就表达了一个观点：AI 会把经济权力从工薪阶层转移到资本所有者，为此建议对不动产和 AI 企业股权实施更重的税收。
不过，自从 2024 年 OpenAI 聘用了经验丰富的公关顾问克里斯·勒汉（Chris Lehane）后，公司的公关态度有了明显转向，开始强调 AI 带来的正面作用，例如强调数据中心建设创造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在 2026 年 4 月，他们推出的最新政策文件提出了包括每周 32 小时工作制、更激进的企业税和资本收益税、全民财富基金等相当大胆的方案，还表示要向公立学校和图书馆提供基础 AI 模型的免费使用权。这些想法表面看起来很有进步性，但缺乏具体可行的执行办法，而且公司的游说活动是否会支持这些想法也没有明确说明。其潜在逻辑其实很明显：我们可以改造这个世界，但前提是不能动我们自己的利益。
相比之下，Anthropic 公司的执行层似乎更加坦率。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一直在对外发表警告意见：AI 能力的飞速增长不仅可能在 2030 年之前消灭五成左右的初阶白领岗位，更为深远的危险在于它能够制造一个失去经济竞争力的”永久底层阶级”，进而破坏国家权力构造的稳定。
虽然这些高管推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破局方式，即通过利用企业级别的 AI 代理技术所产生的庞大利润，来大幅增加和提高教育、护理等需要人与人互动的行业的工作数量和薪资水平。但现实中，面对着 Claude Code 等智能体正在产生的数百亿美元每年的商业价值，Anthropic 迄今还未出台任何实际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办法或相关游说举措。
甚至在 Anthropic 内部，程序员处于了一种极其纠结的心理状态：他们一方面每周投入 80 多个小时的工作，另一方面却将大量繁琐任务交给 Claude Code 这样的工具去处理，这样做的讽刺之处在于，他们自身也面临着在不久的将来丧失传统经济价值的威胁。
但比较起来，Anthropic 的研究小组相对而言更加诚实地正视了开发前沿 AI 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双刃剑现象。他们最近开展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过度依赖 AI 的一些危险迹象：那些过度利用 AI 程序开发工具的初级开发者，并没有获得工作效率的提升，反而因为放弃了独立思考而妨碍了自己专业技能的成长和积累；与此同时，许多人因为让大语言模型帮他们做出关乎个人前景的重大决定，结果后悔不已。
既然技术进步的潮流无法阻挡，资本家又不能完全信赖他们的良知，那普通人应该做什么呢？这篇报道在最后给出了全文最有价值的一个洞察，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深刻思考的：”永久底层阶级不是必然的命运，而是一系列政策决定的后果。”
当 AI 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时，文章描绘了一场在旧金山举行的政治筹款会：一位民主党策略家大卫·肖尔（David Shor）向科技产业界的代表展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有 79% 的选民对政府能否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表示担忧，72% 的人担心 AI 技术会不留情地压降普通民众的薪资水平。普通大众对于沦入”永久底层阶级”的深度焦虑已经成为了社会现象，甚至已经出现了针对部分 AI 企业和数据中心项目的激烈对抗。
那么具体来讲，AI 对工作职位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呢？
文章对此进行了分阶段的分析。从短期看，我们目睹了年轻人在软件工程、客户服务等 AI 冲击较大的职业领域中的失业率在下降。从现在开始往后的 5 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工作会被机器化替代，不仅仅是单独的任务，而是整个岗位角色将被取代，财务、营销、创意设计、办公行政等众多岗位都将受到波及。劳动者势必会转向 AI 目前还难以胜任的那些领域，比如创业活动、医疗护理、手工艺术、体育娱乐行业等。然而我们也很有可能看到目前还想象不出的全新职业产生。
从长期的角度看，经济研究界的普遍共识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益中所占比例会大幅滑落。AI 创业公司人员精简、工作流高效率，会不断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模型设计者和基础设施运营公司将获得巨大利润。最激进的预期认为几乎各类工作都有可能被全部取代；较为乐观的看法则认为，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新产业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无论哪种展望成为现实，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的一句话给了所有人一个清醒的警示：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眼前这个”短期调整”很可能就是他们整个生命历程。
倘若我们坐以待毙？倘若我们放任科技野蛮生长？倘若成千上万的人真的因 AI 而失业，而社会和政府又拿不出金钱或政策来帮他们度过难关呢？
在 3 月份，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曾与美国重要工会组织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的主席肖恩·奥布莱恩（Sean O’Brien）进行过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卡普发表了这样的观点：”AI 面临的危险其实是政治层面的动荡和危机。如果我和业内同行坐下来私底下谈天，我会直言：一个国家很可能在政治制度上发生崩溃，而国家崩溃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赚钱。”
显然，面对这场 AI 引起的革新，没有任何人和组织能够完全置身其外。
1.https://www.nytimes.com/2026/04/30/opinion/ai-labor-work-force-silicon-valley.html
2.https://openai.com/zh-Hans-CN/index/gdpval/
4.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AI-assistance-coding-skills
排版：胡莉花
注：封面/首图由 AI 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