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担忧跨越35岁这条隐形门槛后将遭遇年龄歧视，于是纷纷转型创办”一人公司”，并将大量具体事务交由AI来完成。
这一模式在硅谷早已不新鲜。随着AI工具能力的迅速提升，人们既担忧它抢走现有岗位，同时也将其视为得力”搭档”。如今，这股风气在中国年轻人中也逐渐形成共鸣。各地政府相继承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扶持与租金补贴，其背后的政策逻辑与北京在”十五五规划”中力推的”科技自主”目标一脉相承。
“一人公司，是AI时代的产物。”位于上海的SoloNest创业圈创始人戴雯倩（Karen Dai）如此说道。该机构长期面向独立创业者举办周末研讨活动。她介绍，过去一个人单独运营企业极为艰难，但如今AI能够承担的任务范围之广，已大幅”拉低了创业的门槛”。
某个上海的周日，约20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挤满了一间会议室，参加戴雯倩举办的第134场、历时三小时的实战工作坊。
其中一位参与者王天一（音译），现在专门为企业制作AI生成广告，每月收入最高可达4万元人民币。这位26岁的年轻人去年从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职位离职，坚信独立创业将成为”一大趋势”。”依托AI带来的技术赋能，（一人公司）在效率上具有天然优势，”他对法新社表示。
那道”看不见的坎”
多年来，”35岁魔咒”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始终是个热门话题，折射出科技行业、政府部门及各类竞争激烈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现象。
“35岁，就像是一道隐形的分水岭，”现年38岁的戴雯倩感叹道，”职场上会出现各种压力，公司会重新权衡，谁更值得留下来。”
不过她认为，见证了中国过去十年经济腾飞的这代年轻人，内心燃烧着强烈的进取欲望。她本人也出版了一本聚焦实战的商业书籍《一人公司》。”当你才三十岁、甚至更年轻时，你就会开始问自己：等我快到35岁的那道坎，我该提前做哪些准备？”她说。
不再当打工人，自己当老板更自在？图像来源: Stringer/HPIC/dpa/picture alliance
居住在上海的魏欣（音译）今年34岁，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从事的文件审核工作，迟早会被AI取代，不过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于是，她主动报名学习谷歌Gemini课程，尝试打造一个AI生成的”数字分身”，随后逐步转型为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确实会有一种AI焦虑，”去年学成归国的她坦言，”如果不去用它、不去接触它，我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
政府热衷”画饼”
中国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支持AI驱动”一人公司”的相关政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破天荒地使用英文缩写”OPC”（One Person Company）。
去年11月，苏州市政府宣布，计划到2028年培育”超过10000名OPC人才”，并向AI机器人、医疗健康和智能交通等领域投入约7亿元人民币。成都市政府上个月也承诺，大学毕业生创办AI驱动的一人公司最高可获2万元人民币补贴。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表示，这些举措不过是”帮助初创企业起步并取得立足点的激励手段”。扶持OPC也被视为应对青年失业问题的一种新型低成本方式——在16至24岁年龄段，每六人中便有一人处于失业状态。”对地方政府而言，支持一家OPC的成本极低，”他补充说。
曾任职于互联网公司的王天一表示，他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做独立项目，而不是去挤企业招聘的独木桥。但他坦言，”未来最关键的课题是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因为新兴公司往往难以实现盈利。
戴雯倩则认为，中国年轻人正在为自己预备”备选方案”，同时也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借助AI的力量，我究竟能不能靠自己，去探索那些真正热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