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观点，作者吉莉安·邰特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兼编辑委员会成员。
上个月，特朗普推出了他口中的“大美丽法案”（BBB），然后批评者援引华盛顿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进行抨击。
原因在于，CBO负责预测美国的长期财政前景。即使在这项包含数万亿美元减税的BBB措施之前，CBO的基准情景——假设政策和基本面不变，就预测债务会从目前占GDP的100%跃升到2055年的156%。
不过，有一个至关重要却鲜少被注意的附加条件在当下尤其重要：尽管CBO的基准预测总是引发关注，但最近还给出了另外八个预测，显示在基本面变化下的不同结果。
其中一些更令人担忧，比如，如果利率每年比CBO的基准预测高5个基点，债务将超过200%。不过也有不那么糟的情形：如果人工智能推动年生产率增速比CBO预测高0.5个百分点，债务将会稳定在GDP的113%左右，即便不采取紧缩政策。
这很糟，但不是灾难。而且虽然CBO的报告并没有将此完全归功于AI，但这个机构过去曾高度评价这一技术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
“AI可能解决美国的财政问题。”私募资本集团阿波罗这样表示。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
或许吧，因为至少有三个理由值得质疑这种乐观态度。
首先，历史表明，创新对生产率的影响往往无法预测。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指出，1995年至2005年间，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这可能得益于数字化。但在2005年至2022年，这一数据仅为1.5%，在1973年至1995年间同样低。
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就感叹，计算机“无处不在”，但生产率数据中却找不到踪影。
其次，这种不均衡的效果，往往源于企业在采用创新上的差异。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这种差异在AI时代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即便生产率确实提高，也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摩根大通和IMF认为，到2034年，AI可能取代美国一半的工作岗位。
如此规模的冲击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工业革命或农业革命。但当时的冲击是缓慢发生的（摩根大通估算，互联网、电力和蒸汽机分别用了15年、32年和61年，才对生产率产生明显影响）。
而且各国政府推出了重大的政策改革，比如普及教育和建立福利国家。
然而这一次，摩根大通认为，AI可能只需7年就会改变生产率。而到目前为止，白宫并没有表现出在制定积极、合理的产业和社会政策以抵消人类成本上的准备。
风险在于，AI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冲突，从而削弱增长，破坏财政改革。
不过，乐观派也有对这三点的回应。近来的生产率数据之差，意味着即便是小幅的变化，也可能显著改善统计数据。
摩根大通预计，到2034年，AI将“仅仅”带动增长约10%，而高盛和普华永道则分别预期提升15%和20%。
此外，企业对创新的反应不均衡，也未必是灾难。麦肯锡最近一份报告指出，真正决定国家是否增长的，是少数有影响力的大企业是否采纳创新，而不是平均水平的变化。
第三，尽管当前特朗普政府至今未能像新加坡那样拿出连贯的AI发展政策，但未来的政府可能会做到。毕竟，科技界如今与华盛顿的联系更紧密，而特朗普的执政经历表明，所谓“奥弗顿窗口”——公众讨论政策的范围——可能会迅速变化。
如果社会冲突爆发，未来政策走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不过，说到这些反驳观点，我并不是为了支持这种“AI是救世主”的乐观论调——至少目前不是。
AI冲击还非常新，我认为如果真有东西能改变美国债务路径，那更可能是通胀、金融压制或隐性违约。
然而，CBO关于AI的乐观情景依然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提醒我们经济预测的变幻莫测。其次，有助于解释特朗普政策团队的思路和行动。
虽然特朗普的批评者（以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担心，在BBB出台后，美国会陷入债务不断上升和滞胀，但白宫经济团队并不这么看。他们相信CBO的乐观预测，并认为放松监管与AI带来的生产率奇迹会降低通胀、提高增长并减少债务。
更关键的是，他们希望美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全球最多的利益，哪怕是以欧洲等地为代价。
批评者可能认为这是海市蜃楼——或者用AI的行话说，是“幻觉”。但这不应被忽视。
因此，大家都应关注那个鲜为人知的CBO预测——不仅是科技股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人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