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针对中国人的诈骗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不仅反映出一些邻国“治理失败效应”的外溢，让中国成为受害者，也折射出我们内在治理的一些漏洞和不足，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受害生态闭环。
针对中国人有组织、大规模的绑架、诈骗活动，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29日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之多，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另据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绑架卖往缅甸。
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刻不容缓采取行动解救受害者。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这种恐怖生态因何产生？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普罗大众沦为诈骗恐怖的鱼肉，第一道防火墙的崩塌是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诈骗恐怖团伙远在海外就可以对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了如指掌，甚至对我们的商业购物、旅游行程也洞察秋毫，使得我们太容易陷入话术圈套。
笔者也曾险些陷入诈骗话术，当时接到自称理赔员的电话，恰好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示为海外诈骗电话。泄露信息的不仅是商业平台公司，还有国有企业、国家机关，这方面的追责机制亟待完善。
第二， 电信、金融管理的漏洞。
电信诈骗寄生的第二层土壤是中国的电信网络和金融网络。从境外打来的诈骗电话使用了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虚拟号，新闻上屡次有大批国内SIM卡被成批走私到东南亚的新闻。诈骗资金的储存、流通、洗白用的也都是人民币通道，这也反映出我国银行境内外网络及金融监管的问题。
第三，青年就业和生存的困境。
诈骗园区的工作人员多数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受害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这反映出青年人就业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好。即便缅甸诈骗绑架恶闻铺天盖地曝光后，仍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寻找机会，说明社会上存在一些深层问题。
第四，海外投资管理的困境。
像缅东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宾帕赛等诈骗园区的兴起，无一不是搭了中国海外投资扩张的便车。其创始人多为熟悉国内政治经济路数的中国内地人，利用政策漏洞借用国内资源达到不法目的。
以妙瓦底亚太新城为例，创始人佘伦凯将项目包装成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计划的工程，获得多家中资公司甚至央企的实际支持。我们务必建立海外投资审核和追责机制，提高事前的警惕和防范意识。
第五，对公民海外保护的缺失。
中国公民遭遇成规模的恐怖行为持续多年没有缓解，反映了领事保护的缺失。对公民在海外权益的保护力度，应当与国土、国家尊严一样重要。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在全球各地的安危，绝不容忍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第六，对于失败型国家的外交战略需要更新。
这些年发生大规模危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方，往往是距离我们近的东南亚失败型国家。这些国家长久无法维持社会基本安定，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中国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成为其觊觎对象。
我们是时候反思是否应该继续奉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干预政策。当他们的治理失败已经影响中国人的安危时，中国作为全球性强国，对治理失败国家有督促、引导重建秩序的“公共责任”。
综上，针对中国公民的大规模绑架、诈骗行为，是上述漏洞、困境或疏忽共同造成的“合成谬误”。破解中国公民作为“完美受害者”的困境，既要从外交上下功夫，更要从内政治理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