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979年投靠中国大陆后，曾被中国选拔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资料照片／新华社）
据《中时新闻网》10月13日的报道，曾于1979年从金门前线投靠中国的林毅夫，荣获2026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资格。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分量的国际学术认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项资格的本质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而非对该经济学家政治抉择及其经济政策观点道德合理性的认同。
林毅夫的原名是林正义，他在蒋经国当政期间，以军人身份离开台湾投靠对岸。随后，他赴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担任了首席经济学家。如此不凡的人生经历值得记述，然而更值得反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否真正为普通中国民众开拓了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的机会？
2008年，林毅夫与李志赟在《比较经济学期刊》共同刊发论文《政策负担、私有化与软预算约束》。文中主张，当国企仍需承担政策性职能时，仅通过私有化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打破软预算约束的困局，反而可能使问题恶化。虽然这个观点触及了政策负担问题的本质，但其分析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制改革、企业治理结构调整与市场竞争公平推进必须齐头并进才能生效。当权力部门既决定政策导向又掌控企业和资金分配权时，市场约束力的真实发挥从何谈起？
2021年，林毅夫在《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杂志发表论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该文将国企的运行低效与软预算约束问题溯源于战略和社会层面的政策要求，建议通过减轻政策负担、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但这种诊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对中共组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际权重，缺乏充分的制度层面的审视。问题的关键并非企业要承担哪些任务，而在于决策权的归属、人事权的分配以及错误决策的责任承担机制。如果不正视政治权力对市场运作的制约，就难以深刻揭示阻碍中国市场充分竞争的根本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倡「有效市场」和「积极政府」的融合，并相信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克服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的困难。在理想情况下，政府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一设想在缺乏媒体制约、司法独立和权力监督的专制制度框架下，根本无法兑现。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积极政府」的承诺容易演变为权力滥用的温床。原本用于扶持产业的优惠政策易沦为权贵特权的工具，官方融资亦常常沦为少数人的不正当竞争优势。若经济学家的理论无法直面权力制约的深刻缺陷，就必然留下制度性风险的盲区。
诚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本身不足以证明某位学者的理论是增长的驱动力，也难以说明国企和民企已获得竞争的平等基础。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真正抓住了中国市场面临的政治制度瓶颈？
从台湾的立场来评估，林毅夫的军人身份背弃故土涉及深层的历史道义问题。而从广大中国人民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的成就就需要接受迥然不同的审视：他提出的理论论述，是否实际上为普通民众创造了更便利的创业条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更广泛的人生选择权以及更有效的生活改善途径？即便台湾和大陆立场相对，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不期待中国民众获得更加公正、开放的市场环境的理由。除非……他不过是蒋经国精心布置在大陆的「特洛伊木马」！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的经验主义哲学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评判观点的正确路径：不应该仅看理论的系统性和学者的地位，而要将其投入现实生活的检验，看看实际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进而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不断完善调整。
对经济学理论的评判标准也应该是这样：不是单纯看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数字，而是要审视普通民众是否能够通过自身能力而非人脉关系获得发展机遇，是否有权利对经济政策提出不同看法，是否能在相同的市场规则框架下参与竞争。再辉煌的学术荣誉也只能证明研究工作的价值，但无法为学者的理论提供终极的道德背书，这个终极背书来自以人民切身利益为测量尺度的历史审视。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硕士、国立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