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庇护所：残障女性终于被听见的悲剧

当一位母亲在2025年2月得知女儿徐美贤（化名）的头部受了伤时，医疗人员已经把伤口缝合妥当。

身年已过四十的徐美贤患有智力障碍，一直在位于韩国仁川江华郡的色动院接受照护。这所机构专门为重度残障人士提供生活协助。当母亲提出要查看监控录像，想搞清楚女儿是如何受伤的，院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母亲最终决定，将女儿从那里带回家，并告诉她：这一次，她永远不用再回到那个地方去了。

离开院舍的几天后，徐美贤向母亲诉说了一个沉重的秘密——她在院舍里的多年间，遭受过院长的性骚扰和性暴力。指控的对象，是那位负责院舍日常管理的金姓院长。

十多年前，韩国一部名为《熔炉》的电影曝光了针对残障儿童的性暴力黑幕，触动了整个社会。如今，这起类似的悲剧在色动院再次发生。2026年9月的一审宣判中，金某被法院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然而，案件的解决只是开始——院舍将面临关闭，三十多名住户需要寻找新的去处。一个已被揭开的问题重新浮现：当照护机构本身成为了伤害的制造者，谁来守护那些最脆弱、最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

法院外的抗议集会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色动院院长金某在接受羁押令审查后离开现场。（图源：韩国《京乡新闻》）

从单一举报到全机构的调查范围

2016年的某个时候，徐美贤进入了色动院的生活。

这个成立于2008年的设施坐落在仁川江华郡吉祥面，其使命是为身心障碍程度严重的人士供给日常生活协助。随着岁月流逝，母亲的精力开始衰退，无法独自承担照料女儿的全部责任，加之家庭经济拮据，她决定将女儿交由专业机构照管。自此，只要有机会，母亲就会前往探视。

近九年过去了。2025年2月，由于头部受伤，徐美贤被母亲接出了院舍，也就此触发了一场刑事调查的序幕。

负责代理此案的律师高恩英（音）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院方先带着女儿去了医院，待伤口处理完毕、缝合完成后，才通知家属。当母亲希望了解事发经过、查看监控资料时，工作人员以院长出差为借口进行推诿。母亲没有继续等待，而是坚定地把女儿带离了那里。令人意外的是，女儿当时试图劝阻母亲，说只需要出去散散心就可以了。

回到了家中，这位母亲对女儿说了一句郑重的承诺：我不会再让你回到那个地方。就在同一个晚上，她听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事实——那位院长曾经对女儿有过性暴力的行为。母亲随后联系到一位她认识的法律工作者，案子最终流转到了高恩英手中。

高恩英曾在韩国警务系统从事过八年的一线侦查工作。2016年，她通过特别招聘项目进入警队。在接手这个案子时，即使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她也感到了难度：徐美贤在表述时无法组织起完整的长句子，只能用简短的词汇、手势和身体动作来传达自己的经历。

律师发言

2026年9月2日，色动院性侵案受害者代理律师高恩英就法院判决结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图源：韩联社）

高恩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前瞻性的措施。在正式开展调查以前，团队已经收集了徐美贤的医疗档案、心理与认知方面的评估报告，这些资料帮助参与办案的人员更好地理解她的表达习惯和逻辑。让一个表达困难的当事人的声音被倾听和理解，成了侦查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困难摆在眼前：这些来之不易的证据应该交给谁来处理。金某在当地福利领域担任过若干重要职务。鉴于此，高恩英对当地警方的办案独立性表示了顾虑。她将线索递交给了首尔警察厅的性犯罪侦查组，并建议他们应当查找离职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住户，通过多方交叉证实来验证这些指控。

在侦查人员的面前，徐美贤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心里很疼，所以来把我的事讲出来。”

与此同时，院舍内部也对徐美贤离院一事进行了讨论。曝光的会议记录显示，在2025年3月18日，一个负责人权监督的小组召开了会议，其中涉及徐美贤头部伤情、家属提出带她离院但院方未办理离院手续这样的问题。

到了同年4月，一个致力于残障人士反歧视工作的机构的秘书长张钟仁（音）从参加性暴力咨询的工作人士处听到了一个消息：警察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色动院的院长。自2007年初以来，张钟仁就一直在残障权益领域工作，致力于推进当地的无障碍建设，并支持残障人士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倡议。

张钟仁回忆说，那阶段整个社会对案件的进展知道得很少。之后，他加入了色动院性暴力事件的共同对策委员会，担任共同执行委员长，投身于推动案件的进展和随后的处理工作。

6月份的监督小组会议记录里，讨论的主要还是徐美贤的离院程序问题，关于性暴力的指控并没有向其他成员透露。

9月初，张钟仁得到信息，警察计划进行搜查行动，同时会将13名女性住户进行隔离转移。这些住户的日常生活依赖专业照护，警方因此向残障权益机构发出了协助请求。张钟仁与其他倡导人士迅速投入行动，组织转移路线、落实照护人员、筹划支援方案。

抗议集会

2026年2月9日，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在院舍外组织集会，呼吁关闭该设施并追究责任人。（图源：韩联社）

到了2025年9月24日这一天，警察开启了对色动院的大规模搜查。调查的范围不再限于那一位离院女性的遭遇，而是逐渐扩展到了其他住户身上。接下来的时间里，警方分别与女性和男性住户进行了深入的访谈，目的是查明院内是否存在其他受害者，以及侵害的范围究竟有多广。

那位被唤作”爸爸”的院长

时间推回到2021年12月，色动院的一段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样一幕场景：一位女性住户跟随一名男子踏进了办公空间，走到房间的一角后，她伸出了手掌。男子取过鼓槌，开始不断地抽打她的手。女子感到疼痛，身体向后退去，但男子并没有停止，反而步步逼近，继续重击。

画面中的这位男子就是院长金某。院里的一些人都喜欢称他为”爸爸”。现年62岁的金某不仅掌管着色动院的日常运营，还是该机构的法人代表。除此之外，他还身兼仁川市残障人士福利机构协会的会长、全国行业协会理事以及当地社会福利协议会的理事等多个职位。

对于院舍的住户而言，金某掌握的权力远远超出日常管理的范畴。从三餐时间、休息时刻、外出活动到医疗安排，这一切都由他的机构说了算。对于那些缺少亲属照顾、无法自理的人来讲，要离开这样的场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色动院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四层楼房，女性住户住在二楼，男性住户住在三楼。走廊和公共活动区域都装有摄像头，夜间也有人员值守。然而这些原本应该起到保护作用的措施，并未能阻止伤害的发生。

院舍房间

2026年2月9日拍摄的色动院一处房间。该机构因为涉嫌性暴力事件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图源：韩联社）

一位女性住户回忆起晚间的情况：夜里九点熄灯就寝以后，金某仍然会进入她们的房间。许多女性住户那时已经服用了精神类药物而入睡；夜间值班的员工往往坐在客厅看电视。在这样的环境下，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就能够逃过他人的观察。

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讲出遭遇本身就可能招来危险。一位受害者说，金某曾威胁她，如果把这事告诉母亲，他会杀死她。他还说，她的母亲根本不会来接她。对另一位住户来讲，离开院舍等同于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在办案过程中，她向调查人员说，她已经没有父母了，除了这个地方，她无处可依。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的伊莎贝尔·格兰特教授（Isabel Grant）多年研究智力障碍女性在遭遇性暴力时面临的法律困境。她说：”那些生活在机构内的女性，完全可能准确地判断出讲述自己的经历对自己是不安全的。”

在格兰特看来，当照护人员能够制定住户的生活规则，并控制住户获取照护和支持的途径时，遭到伤害的人很难相信，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以后，自己仍然能够得到恰当的照顾和安全的环境。她强调说：”责任不应该落在那些受害者的肩头。”

色动院之前也出现过警示信号。2021年的1月里，一位住户被工作人员强行领回了房间，随后另一名职员听见房间里传出了拍打声和哭喊声。当那位住户走出来时，脸已经发红了，还在做出打自己脸的动作。三个月之后，江华郡的政府部门认定了这是身体暴力，并责令整改，但监督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2021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当地警方做过九次的日常检查，政府部门也进行过五次的监督检查，但每次的结果都没有发现任何虐待的迹象。

后来当张钟仁对这起举报进行核查时，他发现院方只是对涉及的职员做了些轻微的处罚，没有采取任何更为深入的措施。他说：”如果虐待被举报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和深刻的处理，那举报就失去了意义。”

在张钟仁的观察里，监督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漏洞。负责监督的小组成员是由院长任免的，而名义上的外部监督者中，也有人与院长关系紧密，其中甚至包括色动院以前的员工。这样的组成结构让监督人员无法保持独立性。张钟仁认为，这个小组”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应有的监督功能”。

此后，金某依旧继续担任着色动院院长的职务。到了2025年的10月23日，仁川残障人士福利机构协会举办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国会议员提出的资料提交要求，以及金某是否应当暂停协会会长职务的问题。

会上，金某否认了媒体的报导，声称自己被冤枉了，还考虑用诬告罪来进行反诉。参会人士的想法并不一致：有人担心提交资料等于承认指控；有人主张先发表声明给金某澄清。最后，协会同意了金某提出的暂时停职申请，决定等调查完成后再作定夺。

到了2026年2月19日，金某被司法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一直到了3月初，色动院的董事会才正式做出决议，撤销了金某法人代表的职务。

新闻报道

从最初的举报浮现，到金某被采取措施，再到机构采取人事行动，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图源：NEWSIS）

法庭内，被听见的声音

离开了色动院的徐美贤面临着另一种质疑：也许她讲述的经历都是幻想，都不是事实。

徐美贤曾经在色动院期间服用过精神科的药物。金某的法律代理人根据这一点提出了质疑，问她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以及她是否能够区分真实发生的事和她的主观想象。她在对时间、日期和某些细节的记忆上存在偏差，这也被对方律师用来攻击她陈述的真实性。

对此，高恩英收集了来自两家大学附属医院在不同时期出具的医学意见。这些医疗专业人士没有在徐美贤身上观察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也表示根据现有信息无法确诊她患有此病。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各种认知测试结果、医学记录、身体损伤证明等逐步被呈交到法庭，成了评估这些陈述可信性的关键材料。

到了2026年的5月15日下午，处理此案的法官亲自来到了色动院，进行现场查勘。金某的法律代理人之前曾辩称，根据院舍的建筑设计和人员流动情况，金某不可能有机会实施所指控的行为。他们希望通过勘查房间布局、监控设备的覆盖范围及工作人员的活动空间，来指出控方证据的漏洞。

法官查勘

2026年5月1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法官前来色动院展开实地勘验。（图源：NEWSIS）

在院长的办公处，法律代理人指出，办公室的前后都装有摄像装置，金某不太可能在明知被录像的情况下仍去实施犯罪。而检控方则说，摄像头之间存在没被监控覆盖的地带。受害者诉讼方的律师补充说，家人曾要求看监控材料，但被院方拒绝了。

随后一行人移动到了涉案的卫生间周边。卫生间对面有一张椅子，那是用来给值班人员坐的。法庭代理人说，既然有人守在那，犯罪就不可能发生。而检控方的回应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有值班人员在场且尽职尽责。法官走过去，坐在了那张椅子上，亲自体验现场的真实情况。

三天后，法庭聆听了一位受害者陈述分析专家的看法。法律代理人指出，其中一名住户先说看过好多次，后来又说只有两三次，陈述前后不一。分析人员解释，重复回答涉及创伤经历的提问会给住户带来心理压力。随着提问不断进行，受害人可能逐渐表现出不愿继续作答的态度。

即便表达上有困难，几位受害者仍然能够提供许多具体的细节。有人记得金某穿着拖鞋走近时脚底与地面摩擦的声音，由此她知道他来了；有人描述金某的身材高大，比自己高出一整个头；还有人解释，虽然房间里比较暗，但门上方有应急灯亮着，所以她能看清进来的人是谁。这些看起来零散的细节记忆，在法官评估受害者表述是否可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钟仁介绍说，在详细的调查过程中，共有19位住户通过说话、肢体动作、眨眼等多种方式表达了自己遭受虐待的经历。但根据媒体的报导，对金某的起诉指控只涉及三名女性遭受性侵，加上对另一位住户的暴力伤害。

在张钟仁看来，虽然警方安排了陈述协助人员和专业警察，但没有提前花足够的时间与住户接触、建立相互信任。对这些住户来讲，面对陌生的侦查人员、不断地被提问并被要求回答，本身就形成了心理压力。

“对于那些经过虐待创伤的残障人士，讲出自己的痛苦经历已经很困难了。如果还要把这些讲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听，困难就更大了。”张钟仁表示，每人约一小时的问询时长是远远不足的。

到了7月24日，案件进行到了一审的最后一个庭审日期。负责住户方的律师回顾了整个漫长的陈述历程：一年半的时间内，受害者们经历了警方询问和法庭出庭，总共出现了七次。据律师的统计，她们对核心受害经历的讲述每一次都是一致的。

控方对本案的定性是：在隔离式生活设施内发生的权力滥用型性犯罪，要求法院判处金某20年的监禁。金某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对性侵指控仍然否认，只为自己所承认的”体罚”表示了道歉，并恳求从轻处罚。

张钟仁坐在旁听席上听完了这一天的庭审。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金某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冷静。他记得，金某有时候会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旁听席上对策委员会的人。”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或自责，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9月2日这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了一审裁定，判处金某15年的有期徒刑，同时加上就业禁止令和出狱后的监督考察。法院认定，住户们的表述具有可信性，不能接受金某关于她们受到引导、虚构经历的辩解。判决还认定了其他暴力行为，包括金某向一位拒绝性侵的女住户扔掷玻璃杯导致其受伤，以及用鼓槌多次打击另一位住户的手掌。

英国肯特大学名誉教授米歇尔·麦卡锡（Michelle McCarthy）长期研究智障女性遭遇暴力的课题。她表示：”这些身心残障的女性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被相信了。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这本来是不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在麦卡锡的观察中，以精神健康问题来否定受害者的可信性，是此类诉讼案件里常见的套路。对身体或精神上有障碍的女性来讲，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经历、如何让他人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会成为争取司法保护过程中额外的障碍。

但这三名女性所受的伤害在法律认定上并未完全一致。其中一名女性所遭受的部分侵害被认定违反了《残障人士福利法》，但相应的强奸罪指控没有被接纳。法院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金某对该住户使用了符合强奸罪定义的暴力或恐吓手段。

张钟仁也出席了宣判仪式。他说，这部分判决是最难以接受的。在他的理解里，住户们长年生活在与外界隔离的院舍环境中，面对着掌握其日常起居的院长，慢慢地可能会形成一种「反抗也无用」的心理认知。

“即便加害人没有诉诸暴力或威胁，受害的女性也经常处于无从拒绝的困境之中。”张钟仁认为，判决书对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认识不足。

法院外发言

2026年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大门前，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的代表对一审结果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图源：News1）

金某和控方双双向上级法院提起了上诉。徐美贤的母亲则向各家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对她来讲，女儿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那个伤害她的人也得到了惩罚。

机构关闭之后

色动院事件被曝光以后，一部在韩国引起过轰动的老电影又被人们翻了出来——《熔炉》。

在2011年的9月，《熔炉》这部电影上映了。它改编自韩国光州仁和学校性侵事件的真实故事。故事讲述一位新上任的教员逐渐发现了一个黑暗的秘密，虐待听障学生的人正是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该影片引发了超过460万的观影人次，让这个曾被忽视的恶行重新成为社会焦点。

电影放映一个多月以后，韩国议会的一间会议室里堆满了签名箱。同年的10月28日，国会通过了一项被人们称作”熔炉法”的法律修订，其中取消了对13岁以下女童以及心身障碍女性实施强奸等罪行的追诉期限，同时加重了对残障人士福利机构负责人和员工实施性犯罪的处罚力度。

然而，十多年转眼即逝，色动院的检查报告与住户的真实遭遇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2021年时，江华郡的部门就因为工作人员虐待住户的事向色动院下达了整改通知，可之后的历年检查记录上全都写着”无异常发现”。直到徐美贤被母亲从院舍接出以后，院舍内部的性侵情形才渐渐浮出了水面。

2026年的3月23日，江华郡政府对色动院作出了关闭的处罚决定。但院舍没有立刻门可罗雀。为了让住户在转移的过程中不会失去照护支持，郡政府给了一个缓冲期，让住户们有时间迁入其他设施、回到家庭，或融入社区的生活方式。

离开了色动院以后，徐美贤不再需要按照机构的时间来进食、睡眠，她可以自主安排她的日常。被问到离开后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时，她回答：”我感觉很平静，每天都很快乐。”她想要彻底地与金某断开所有的关联。

但其他住户的处境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共同对策委员会指出，色动院注册在案的33名住户中，有19人此前住过其他发生过虐待事件的设施。

在2025年的12月，张钟仁在色动院看到了两张他认识的面孔——他们曾经住在仁川灵兴岛上的向日葵残障人士生活中心。大约十年前，那个设施里发生过两名住户的死亡事件，之后就被关闭了。当时，参与了那次调查工作的张钟仁和其他活动者曾经主张，关闭设施时应该同步为住户提供支援，帮他们过渡到社区生活。但仁川市政府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两个人就被送到了色动院。

根据张钟仁后来掌握的信息，他们在色动院里再次遭受了虐待。重新见面时，张钟仁心中涌起了自责：如果当初更努力一些，持续地与仁川市交涉，他们的人生是否会是不同的样子？

可是，当这两位住户看到张钟仁的时候，他们显得特别高兴。”十年过去了，他们还认出我，表现得很开心，向我打招呼。其中一位住户和我握手时脸上绽放的笑容，我永远都忘不了。”张钟仁说。

到了2026年的6月15日，三名住户迁出了色动院，开始了他们在社区的生活。张钟仁说他永远记得他们离开的那一天。其中一位住户踏进了自己将来要住的房间，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为张钟仁播放了自己喜欢听的音乐，展示了喜欢的画和玩具。

2026年6月里，一位自2020年开始就住在色动院的男性住户收拾好了行李，准备离开机构。（图源：韩国《时事IN》）

“这些平凡的日常事物，对他而言却是如此特殊和珍贵。”张钟仁想到，对方究竟渴望拥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多久了；在被限制在机构里的那些年月里，他们承受过多少的苦难和折磨。”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了许多复杂的情绪。”

仁川大学社会福利系的全智惠教授（音）也讲过她认识的一位搬出院舍的住户的故事。那位住户搬进一套新建的公寓后，兴奋地跑来告诉全教授，他的房子居然有三个房间：”一间我用来玩游戏，一间用来晾衣服，还有一间睡觉的。”

在全智惠的观点中，支持性住房不单纯提供房子，还配有社工等服务人员来提供协助。通常的配置是四个残障人士配一名工作人员；对于需要更多帮助的重度残障人士，还会另外分派活动协助人员。但维系这类服务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资金预算仍是当地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张钟仁在色动院再次相逢的那两位旧知，后来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中一位在2026年的9月入住到了仁川市政府提供的支持性住房，开启了社区生活的新篇章；另一位因为家属的不赞成，目前仍然留在色动院。

谈到住户个人的想法和服务人员的看法有分歧时，全智惠强调了这样一点：”根本上来说，应当尊重住户本身的决定。”她的看法是，成年的残障人士完全可以通过眼神接触、手势语言和声音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照护和支持的提供者需要留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并想办法找到彼此可以理解的沟通途径，而不能因为交流有困难，就越俎代庖去为他们做选择。

自从6月开始，多个民间组织在仁川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前展开了持续的抗议活动，要求落实对住户的住房和生活扶持。经过长达72天的行动，他们最终获得了承诺：为色动院全体33名住户提供自主生活的支持，并建立起民间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商渠道。

全智惠表示，根据她的了解，色动院仍有10名住户在等待迁出。当地已经确保了相应的住房源，也计划向每一位发放一千万韩元的自立定居补助。

不过她也指出，虽然仁川市承诺为全体住户提供自主生活的帮助，但在实际执行上的动力还不够充分。”有关部门始终只是在说，还在调查住户的意向。”她表示希望住户们能够尽早搬进他们想住的房子，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开展共同的生活。

那些已经离开了色动院的人，现在也在等待接下来的安排。张钟仁表示，大多数女性住户目前住在性暴力受害者保护所。这些保护机构为受害者供给食宿，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并帮助她们获取医疗、法律以及自主生活的帮扶。

眼下，张钟仁正同仁川市和江华郡的相关部门一起制定住户们的自主生活支持规划，并推动预算的分配落实。他表示，他的目标是在不迟于2027年6月的时候，让色动院全部33名住户都能够在社区环境里过上自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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