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去了六年。卢杨再次谈及这个话题，母亲虽有所动摇，却没有再多加劝阻，沉默即为认可。
这一年，卢杨刚满四十。
“三十多岁那会儿，妈总琢磨我不仅会有婚姻，还会嫁个有出息的。到了四十，她也慢慢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不会发生。”在一线城市长大，求学归国的理工科硕士，卢杨曾憧憬成为天文学者，做出那种跨越时代的学术发现。但梦想如同望远镜中的星辰，目光可及，却永远无法触及。她逐渐认清自己的能力界限，天才与她之间横亘着难以弥合的鸿沟。
回国后，卢杨从事过初中物理教材的编辑校审，后转入国际学科培训领域。随着岁月推移，体力和记忆衰退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对往日学术梦想的执着也随之消解。
孩子的到来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相比那些日益遥远的学术抱负，塑造一个生命、承担生育使命似乎更富意义、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从三十岁起的十年间，卢杨经历了十多场相亲，却无一成功。一次偶然，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独身女性赴海外实施辅助生殖的故事，这启发了她。在父母逐步接纳的基础上，又经历了一年多的奔波与医疗过程，卢杨于2025年迎接了女儿的降临——一位皮肤白皙、棕色头发、深色瞳孔的混血女孩。
根据生殖医学领域数据，国内每年通过辅助生殖手段诞生的婴儿已超三十万，约占当年新出生人口的3至3.5个百分点（数据年份为2023）。
《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拥有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许多地区也已删除生育登记时必须提交结婚证件的规定。然而，国家卫生健康部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仍然禁止国内医疗机构为未婚女性提供相关技术。
值得关注的是，吉林省曾通过本地法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做出创新规定，允许”达到合法年龄、放弃婚姻但无子女的女性，运用合规的医学手段生育一个小孩。”
这一地方性条款虽然突破了政策瓶颈，但受限于国家级别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无法落地此政策，导致该条款在实践层面成为一纸空文。
2026年1月9日，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一名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的女子在一家辅助生殖的诊所里接受超声检查（图：视觉中国）
近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与会代表曾针对单身女性生育的话题发表看法，其中包括：扩大符合资格的未婚女性进行辅助生殖的权限；确保单身女性获得与已婚女性等同的生育保障；试点开放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以备生育需求等建议。
然而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并存。反方人士关切于以下几点：贸然开放辅助生殖技术可能导致复杂的道德问题；人工构建缺少一方父母的家庭结构值得商榷；单亲养育所需的经济投入和照看责任等问题。
北京家圆医院生殖科的负责人、副院长廖希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指出，跨境寻求辅助生殖会带来诸多困境：医学方面，促性激素使用和取卵属于创伤性手术，存在卵巢过度刺激、细菌入侵、内出血等危险；国外诊疗机构水平参差不齐，缺乏一致的质量管控体系；维权层面，一旦遭遇医疗过失或诊疗失误，跨国索赔的费用高、程序复杂。
更严峻的是长期法律和生活困境。海外冷冻卵子的后续保存、跨国转移、未来关系确认、儿童身份的一系列后续事项，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众多实施者在做决定时，往往没有充分评估这些长远的代价。
对女性而言，独自生育不仅是医疗决策，更要直面法律和救济风险、经济负担、时间精力耗损，以及儿童成长中可能产生的身份困惑等难题。
以下为卢杨的叙述：
跨国实施辅助生殖是一场巨大赌局，最坏的情景就是付出巨资却一无所获。特别对我这样经济基础有限的人来说，与其说是医学抉择，不如说是一场金钱赌博。
我好些年前就知道这条路，可直到四十岁才付诸行动。在这个期间，我一边进行相亲活动，一边等父母松口。当他们停止强烈反对后，我立刻联系了B国的生殖诊所。基于我的年纪和体质状况，初次评估显示：成功机率并不理想。
我决定了，要去一试。
我收拾行囊，独自启程前往B国。自留学时代起，我就习惯了单独行动，很少感到寂寞，或者说已经完全适应了独居的生活方式。
我在诊疗中心附近租住了一家性价比不错的客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既始料未及又十分凶险：到达后的第三天，我突然失去意识，无法进食，昏睡了整整十七小时。很可能是病毒侵染，四肢无力。苏醒后，我还在后怕，要是一直处于昏迷，容易被遗漏，我很幸运身体还不算太糟，清醒后就明显好转。
当身体出现异常时，我就会希望：要是有人陪就好了。但只要恢复正常，我又渴望永远独处。
我最担忧的是这突如其来的病症是否会对卵细胞造成损害，所以我咨询了医务人员，他认为应该问题不大。不管怎样，我不可能终止此轮治疗周期，否则之前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
在挑选捐献者时，我将外观放在首位，不一定要英俊，但要能补齐我的缺点：我身材中等，还有腺样面貌特征。选择时，我先筛选身高在1.80米以上的，倾向于选择棱角分明的脸型。我们这类人都在乎脸蛋，如果能接受任何长相，就不会婚配困难了。
最后我获得了两枚通过筛查的囊胚（第5至6天的胚胎，可置入子宫继续发育），相当于拥有两次成为母亲的机遇。可第一次移植没有成功，这对我打击极大，因为那是评分最佳的。我不想过度等待，两月之后，我准备第二次尝试。那段时光我心情低落，背着”必须这次成功”的沉重期待。
我是个很少自我消耗的人，但即使排除所有现实焦虑，深层的对死亡的恐惧仍然存在。而生殖本质上是生命与死亡的对抗。此外，一个没有孩子的三口之家在慢慢衰老，食物越发清淡，气氛也越来越凝重，有种大家都在消耗生命的感觉。这也驱使着我渴望有个孩子。
我再次飞往B国。由于短期多次入境，通关时我异常紧张，但为了保证说辞的前后一致，我决定坦诚相告。
海关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男性，听完我的故事，他告诉我，自己认识过的最年长产妇是44岁，”所以，你是充满希望的，无论如何，你必须坚信孩子会降临。”
电影《一个奇迹的诞生》剧照，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乔伊·布朗诞生
这个时刻触动了我的心弦，也赋予我巨大的精神鼓舞。我告诉他，我不打算在B国生育，仅仅是借用这里的医疗资源。他选择了相信。这就是事实，我对海外生活毫无留恋，绝不会背弃这份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信任。
这一回，我成功了。
整个妊娠期和生产过程都非常顺利，我甚至没有经历早期孕吐。只是在孕晚期，血糖略有升高，躺着时肋骨酸痛。
产后未满月，我患上了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症，可能源于自身免疫问题。我接连住院做了两台手术，清除乳腺坏死的部分。术后需要大剂量激素和消炎药物，由此带来了多重后遗症：”三高”、耳石症、四肢关节的持续疼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连上楼梯都感到吃力。
这场病对我的身心摧残，远超过分娩本身。费时费力的结果就是，女儿只吃到了三周的母乳。得失对比来看，这点损失微乎其微。
越早进行辅助生殖，成功的概率越高。但这里有个矛盾之处：年轻的时候，人们常觉得自己有充足的光阴和可能性；等到明白无法物色到理想伴侣时，往往已经不再年轻，生殖能力退化，成功率也随之下降。
女儿周岁时，我们常在附近商圈逛。一次，一位年迈的奶奶问我母亲，这小孩是不是试管婴儿？她讲述，她女儿当初也想做这个，但被她制止了。看到我女儿生龙活虎，她心生遗憾。可她女儿已经四十五了，很多事悔之晚矣。
我才三十出头，就暗觉自己在婚恋的道路上已经没戏。我最大的短处或许是，我不符合人们想象中”儿媳”的样子——靓丽、温柔、能打理家务，这些我都欠缺。那个时期，我陆续经历了十余场相亲，大部分是亲友牵线。
有人初中肄业却坐拥多套房产，见面就抨击国内教育系统。我当时想：再多的制度漏洞，也不至于让人初中都读不了。还有人听说我是”海归”，就幻想我能帮他出国，自己则负责”投资理财”。
接触越多，我对男性的认同度越低，产生了一种”生殖隔离感”。
最后一场相亲发生在我三十九岁那年。那个人长得还可以，学历不高，但他的兄弟姐妹文化程度都不低，说明家庭基因资质不差。我想，只要没有根本分歧，可以试着相处看看。但他觉得咱们差异太大，沟通困难。
年纪递增，我越来越明白：很难遇见更好的选项了。我有个堂妹，才三岁出头，就有人介绍五十岁的鳏夫给她。不过这位堂妹后来也成家了，亲戚们的孩子们也都相继结婚。那段日子，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只有我还形单影只。我明明已经竭尽全力，为什么还是不成？
有阵子，我甚至考虑过一夜情，但又担心卫生和传染病风险。与此相比，精子库至少经过体检，信息也较为齐全。
独身养育最大的劣势就是要承受更高的风险，特别是当子女患重病时。假若孩子得了稀有病或重症，需要血缘亲属进行骨髓移植，单亲家庭的困境会更加突出。我生育时特别保留了脐血，基于同样的考量。虽然我对这项技术本身有所保留，但只要能增加哪怕一丝的保护，我就愿意尝试。
产后激素迅速下降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做恐怖梦：黑暗里，肩膀感到剧烈的疼痛，一个长相凶恶的小孩在咬我。这大概与潜在的育儿压力相关。
独身生育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来源有限——一个人的收入永远比不过两个人。但只要生活俭朴，日子是能过的。我对物质没有过高要求，生活水准降低一些也不在意。
2026年9月11日，希腊雅典，一对高龄夫妇抱着他们刚出生三天的试管婴儿宝宝，在一家私立妇产诊所与儿科医生交谈（图：视觉中国）
假如女儿将来不像我，反而追求奢侈品和名牌，那我就早早教她经营思维——妈妈能授课，如果有足够多的学生，就有钱给你买想要的东西。你能帮妈妈推销这门课吗？卖不出去的话，没有其他本领，咱们就这样简朴度日。每月数千元的开支，不算特别富裕，也不至于困顿，这种安稳的生活状态，已经不错了。
还要压缩没必要的养育支出。我不想在课程学习方面花大钱，学科知识我自己能讲授。说实话，从业十多年的教培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天赋平凡的孩子被我教成了天才，最好的成果也不过是从B水平升到B+，成为A始终是梦想。
我希望女儿活得轻松、开心，具备那种”无论成什么样，我都很欢乐”的心态，这样就不负韶光了。不必在功课上过度紧张，人一旦绷紧，就会变得呆板乏味。我策划用有趣的办法启蒙她的学习：学文科、练嘴皮子，就多听传统相声和评书；玩商经类游戏，开发金融意识，帮她理解理财规划的价值。
在我的价值体系里，孩子的品德修养和精神健康永远是重中之重。我职业生涯中接触了不少条件优越的小孩，家长投入巨资，有的孩子明显有抑郁迹象，还被逼着上补习班；有些虽然成绩出众、拿到满意的通知书，内心却很昏暗。培养如同涂粉底，总有掉妆的时候，但一个人的气质秉赋是一生的。
说到教育，我自己便是现成的例子。我高考理科取得636分，如愿考入一所985名校的天文系。我梦想成为天文学者，白天睡觉，夜间在天台观星，幸运的话，或许能侦测到某个贯通人类历史的秘密。
但我大学的生活超级灰暗。一方面改了环境，本地气象条件很难适用。另一面，我中学成绩顶尖，曾经自负智商处于最高层级。上了大学才意识到卧虎藏龙，站在集体里，能感受到同学的思维比自己起码高20个点。
现在回看，才觉得当初的自己多天真，一场竞赛都没经历过，却幻想当科学家，真的是坐井观天。
我那时只想逃出那个地方，于是选择了国外深造。家庭经济状况有限，我找了不收学费的学校，学科仍是理工，用五年修完研究生。当时脑子只想着快把学历搞定，因为中学成绩那么亮眼，假如学历不够漂亮，我会觉得非常丢脸。
毕业后，国外求职之路并不顺利。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远离初心。伴随年龄增长，多次尝试与改变，青春就这样被消耗完了。
我做了回国的决定，至少能省去租房费用。回到国内后的首份工作是参与初中物理教材的编审。工作伙伴多是大专背景，日常就是反复整理初中物理的考查重点，有时甚至要复习小学乘法表。这种工作与我的期许落差太大，我坚持不到一年就放弃了。
之后我投身国际学科的教学与培训，首先进了一个留学咨询机构，工作的强度简直要人窒息，几年下来还是选择了退出。眼下我主要做独立教学，偶尔接一些公司的项目，每月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就够了。
我的经历足以说明：只要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基本过关，学什么都不会太难。但个体的脑力和体力都是有天花板的，加上机遇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往往专注做好一件事，就很难顾及别的。勉强分身乏术，自己的缺点就会显现。与其强求面面俱到，不如从头到尾放宽心。
家族的人听说我做了跨国辅助生育，起初心理上有些别扭。但真正看到小孩后，没有人不喜欢她。家庭聚餐时，所有人都挤着要抱她。她去哪儿都像个小明星。
我妈觉得孩子长相太”引人注目”，出门总给她戴帽子。我反而认为”突出”好过”平凡”，小时候的我就是那种容易被看不起的孩子，那种感觉一点都不好受。如果长相有辨识度，上学的时候，教师也会更留心她。
我自小就在外婆外公家生长，记忆中爸爸很少出现。他总是在外奔波，偶尔回家，像是个”搅局者”——不是把我磕了就是碰了。对我而言，”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并非必需。从生物学视角看，一只公一只母共同抚养幼代的模式，其实在自然界并不普遍。
如果女儿长大后和我的看法有差异，期待自己”应该拥有一个爸爸”。我会坦白跟她说：妈妈在婚恋上不太成功，但我想要一个孩子，所以采取了科学的办法。
我会跟她直言不讳，而不是编造”爸爸不在了”或”爸爸在远方”之类的故事。这样只会给她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当幻觉破碎时，她要承受更大的伤痛。
如果她一时很难理解，我会耐心开导她：希望你别太多怨言，起码你长得很惹人爱。那些貌不出众的人也各有苦衷。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以自己的方式充实地活下去。
我爸在女儿三个月大时病故了。活着时，咱俩聊天不多，总隔着一层东西。他在医院突然离世，讯息传来那一刻，我妈赶去处理后事，我在家抱着女儿，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易逝。决定要孩子，成了我和父亲之间少有的让彼此都高兴的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责任稍稍减轻。多年来她一直照顾患病的父亲，辛苦至极。女儿出生后，她帮着带小孩。我月子期间得乳腺炎那段时日，她每个清晨就从家坐地铁到月子会所看孩子，再去医院看我，之后还要回家照料我爸。将近七十岁的人，这样日日夜夜地奔波。
宝宝降生的这一年，我母亲瘦了二十斤。她时常埋怨是我的这个抉择毁了她的晚年，甚至说要离家出走，但我了解她心底舍不得。她把所有心血都投注在这个小家伙身上，累得再凶，一看到孩子，整张脸就绽放了笑容。女儿也格外粘外婆，一刻都分不开。作为答谢，在我怀孕时就定了，让女儿跟外婆姓，算是给她的”冠名权”，因为她付出最多。
孩子现下正处在最调皮的时期，我和妈妈采用低消耗、多行动的相处模式。归根到底是母女，即便有意见不同，也能互相理解和接纳，很多事都好商量。
我目前唯一的隐忧是十年后，我和母亲年岁更大了，我肯定得拨出很多精力照顾母亲，而女儿恰好进入青春期，我怕没有充足的时光和精力去陪伴她。这或许也是高龄生育需要面对的普遍难点。
说白了，跨国实施辅助生育是一条风险极高的路，资金、身体、未来的养育负荷……全部要自己承受。对我来说，再苦再难也好过没有可选项。婚恋这条路，我苦等了十年，没有成效。要是不抓住这个机遇，生殖的黄金期一旦过了，肯定会悔恨终身。
最近，有个瞬间让我感受特别深：我躺在地板上，女儿一溜小跑过来，一头钻进我的怀抱，和我一起躺下。那刻，我多想永远这样躺着——我不累，她也安全。可这份平静只能维系数分钟，她转身又像小野马般跑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