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家是这样改变世界央行决策的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重塑央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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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此决定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

消息传来时,纽约的天色刚刚泛白,加州仍处于黑夜之中。身在纽约的伍德福德接到了这通电话,既将其视为至高的荣耀,也为这份意外的喜讯而感到欣悦。记者随后提问他的研究是否带有某种政治立场,他的回应是自己从未为任何派系的主张背书,他真正追求的不过是为经济政策的讨论做好理论准备工作,进而让人们理解市场中那些不断做决策、不断花钱的各类市场参与者。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那些掌管经济事务的决策者们需要认识到,经济稳定并非几个人操纵几根杆子就能达成的目标。

他进一步补充,自2009年以后,各国央行对其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这一转变在应对那段危机时期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工具的另一端连接着数以百万计的头脑,这些头脑无法被强行拨动,唯有通过劝说和沟通才有可能改变。这两位经济学家整个职业生涯所专注的题目,归根结底就是央行应该如何与这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进行有效对话。

年逾八十的霍尔目前对此奖项尚未做出公开评论。

评委会主席约翰·哈斯勒阐述,两位的学术研究为世界各地央行和政府所运用的模型框架夯实了理论基础,得益于这些基础,各国拥有了更强的工具来应对经济冲击,包括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消费行为的突然转变。

评委会声明还指出,经济现象最终的呈现,是由千百万个家庭和企业在细观层面做出的决定综合而成。

总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两位获奖者将平分。

上月,中东地区的冲突再度推高了油价,美联储在9月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23年7月之后的首次。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通胀水平过高,且居高不下的时间太长。

前期加息的举措早已为市场所预测,相关预期已经反映在市场价格之中,这样的预期兑现往往不会引发剧烈波动。市场的焦点真正落在了声明中的词汇选择上,用什么措辞来描述,下一步是否继续加息,加息速度如何。

那个夜晚,全球的交易员们都在逐字逐句地研读美联储的官方表述,一个词汇的变化都会带动价格的调整。

这正是伍德福德所研究的世界。投资者每天都生活在其中,只是大多数人未曾意识到这一理论框架来自何处。

这一年的世界同样混乱。中东陷入战火,西伯利亚出现了一种不明肺炎疫情,巴黎的学生走上街头纵火,我的手机里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各种坏消息。

而恰恰在这样动荡的一年,瑞典人将大奖颁给了两位毕生致力于研究稳定性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已届八十三岁,另一位也已年过七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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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两位学者的具体贡献,需要向后追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济事务采取的是凯恩斯提出的框架。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增加支出,央行降低利率;经济过热,则反向操作。当时还有一条极具解释力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它表明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换言之,容纳略高的通胀可以换取更低的失业。

评委会委员蒂莫·博帕特用了一句刻薄的话来评价这套框架,他说凯恩斯的处方一直是行之有效的,直到某一刻它不再有效。

有效性的丧失出现在1970年代。石油供应危机的冲击使得通胀和失业同步上升,经济陷入滞胀,那条令人寄以厚望的曲线失去了预测能力。

1976年,卢卡斯发表了一篇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后世将其称为「卢卡斯批判」。论文的核心观点相当简明,它指出经济学家通过过往数据统计得出的规律,一旦被用来制定新的政策,受影响的人会相应改变他们的行为。人的行为改变意味着那些基于历史的规律也随之失效。

卢卡斯的论述后,宏观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共同的课题。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势,首先必须理解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是怎样进行决策的,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如何,政策变化会如何促使他们改变选择。将这些微观层面的决策逻辑整合起来,才能构建出整个经济的模型框架,这便是所谓的微观基础。

在这条研究之路上,已经有好几代学者因其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2004年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因对政策时间一致性的研究获奖,2011年的萨金特和西姆斯因对宏观经济因果关系的分析获奖,2022年的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则因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危机的研究获奖。

霍尔和伍德福德是这条路上的又两块重要的基石。评委会专门指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他们从未合作发表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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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霍尔的学术历程开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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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霍尔出生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这里后来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所在地。他的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大学任教生理学。当霍尔还是个八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前往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任职,因此霍尔的少年时代是在洛杉矶西边地区度过的。

作为学生,霍尔最初在伯克利大学学习物理学。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发现自己在物理学方面的天赋有限,难以取得优异成绩。在他的家庭中,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被视为一项不容商量的规则。他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大名鼎鼎的索洛,在24岁时获得了博士学位。关于索洛,霍尔评价道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导师。

他的教职生涯始于伯克利大学,任职三年后转向麻省理工学院,又在那里教授了八年的课程。1978年,他回到了斯坦福大学,此后在斯坦福以及胡佛研究所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

他最为人所知的一篇论文就完成于1978年。这篇论文的标题相当冗长,涉及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在随机环境下的含义。

论文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理性的家庭会预估自己在整个人生中可能赚取的总收入,然后将这笔总收入均匀分配到每一个生活年份中用于消费。在年轻时期当收入较少,可以借用一些资金;到了中年收入最高时,可以进行储蓄;进入晚年后,逐步动用之前的积蓄。

基于这一逻辑,当前的消费决定已经包含了家庭所掌握的所有信息。未来的消费水平相比今天会如何变化,完全取决于明天出现的无人能预见的新信息。

由此推导出,消费变动呈现随机游走的特性。若要预测明天的消费,最佳的方法就是参考今天的消费水平,因为所有已知的信息都已经被纳入其中。

这篇论文真正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巧妙地解决了卢卡斯所提出的那个难题。他没有试图去计算一套完整且复杂的经济规律,而只是检验了家庭在相邻两个时期间的消费选择。自这篇论文发表以来的数十年间,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消费行为时都是从这个简洁的框架出发的。

除此之外,他在其他领域也有几项重大的贡献。

1967年,他与乔根森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税收与投资关系的论文,在其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使用成本」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指出,企业购置一台机器的真实成本必须包括市场利率、设备折旧以及相关税费等多个因素。时至今日,各国在设计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投资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仍然沿用这套框架。

1981年,他和拉布什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关于单一税率制度的建议,提议美国的税务申报可以简化到一张明信片的篇幅。这一想法影响深远,它最终促成了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随后爱沙尼亚、俄罗斯等二十多个国家也相继采取了这种单一税率制度。

2005年,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来探讨「工资粘性」现象。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时期,为何企业不会调降工资水平,反而倾向于裁员呢?他的解释是,工资是老板和员工经过反复谈判确定的价格,只要双方都认为这份工作仍具有价值,那么工资就会停留在那个水平上,即便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失业现象正是源于这种价格的黏性。

这部分的章节题目是「一个计算账目的家庭」,讲述的是他模型设定中的那个家庭形象。现实中,他自己的家庭也完全符合这个描述。他的妻子苏珊·伍德沃德同样是经济学家,他们的女儿在美国财政部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儿子则担任Uber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家庭成员围坐在一起吃饭时,谈话的议题几乎肯定会涉及到经济账单。

Hall 这个英文单词的本义是指中世纪欧洲人用来度过冬天的那种大型公共建筑,在其中许多家族成员会聚集在一起。而霍尔家的这间屋子里,坐满了善于计算经济账户的各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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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但在美国影响深远的身份。

在美国,没有任何官方部门来宣布国家经济何时陷入衰退或何时走出衰退。这一权力掌握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下属的一个小型委员会手中,称为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由七八位经济学家组成。这个委员会创立于1978年,而霍尔从其成立伊始就担任主席一职,任期长达46年。直到2024年9月,他才将主席之位传递给了瓦莱丽·雷米,后者曾是他的学生。

委员会对衰退的定义十分严格,认为衰退是指经济活动发生显著下降,这种下降遍及整个经济体系,并且持续至少数月之久。他们不依赖于常见的「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判断标准,而是逐月审视就业数据、消费统计和工业产出等多项指标。

这个委员会以行动的谨慎而著称。经济衰退真正开始后,他们往往需要等待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直到数据充分积累沉淀后,才会召开会议宣布衰退已经发生,并确定其开始的具体时间。

在2008年12月1日,委员会宣布衰退从2007年12月就开始了,这个宣布晚了整整十二个月。当时雷曼兄弟已经破产两个半月。2020年那一次打破了这个惯例,委员会在6月8日就做出了宣布,表示衰退开始于2月,理由是经济下滑的幅度前所未有,无需等待更多数据。

在霍尔担任主席的这些年间,委员会一共宣布了6个经济冬季。1980年那一个特别短暂,仅仅半年就结束了。1981到1982年的那个周期中,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利率提升至两位数,用这样激进的手段成功地把通胀压低。1990到1991年那个周期伴随着海湾战争和油价飙升。2001年的那个周期源于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07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最为漫长,持续了18个月。2020年那个最短暂,仅持续两个月,源于疫情导致的全球停摆。

六个冬季,四十多年的光阴。一位老先生在这个时间跨度里需要反复坐下来,面对月度数据的堆积,与同事们讨论和争执,以确定经济寒冬开始的确切月份。他说出的那个月份,之后会被载入教科书和历史书中。

在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在短短一个月内跃升至14.7%,举世舆论都在议论大萧条是否即将重演。霍尔和同事们在那一年合作撰写的论文标题中用了一个词「inexorable」,意为不可阻挡。

他们回顾了数十年的美国经济数据,发现每一次衰退过后,失业率都会逐步回升,这个回升的速度几乎是恒定的。在他的观点中,经济体内存在着一股强大而无法阻挡的力量,会将失业的人一个个重新送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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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伍德福德的生平和学术道路。伍德福德出生于1955年,地点是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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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育路径显得极其不寻常。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起初主修物理,随后改为认知科学。在完成本科学业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拿到法学博士才转向经济学,最终在198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本人解释他选择经济学,是因为这个学科既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又能够应用到现实的具体问题之中。

1981年,麦克阿瑟基金会首次设立天才奖学金时,伍德福德当时仍在攻读研究生,却已经在首批获奖名单之中。

先学物理,后学人脑思维,再学法律,最后落脚在经济学,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求学过程,在他后来的学术著作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的教学经历遍及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自2004年起回到哥伦比亚,目前担任约翰·贝茨·克拉克讲席教授。

2001年前后,普林斯顿经济系汇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当时的系主任是伯南克,克鲁格曼最近加入,来自瑞典的斯文松也在其中,还有伍德福德本人。在那段时期,他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难题是日本经济。日本的利率已经被降至零,通胀却持续下行,央行手中的利率工具已经失去了效力。

克鲁格曼的看法是,日本需要令公众相信将来会产生通胀。伯南克撰文阐述日本央行实际上是自我束缚了手脚。斯文松为日本提供了他声称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伍德福德和他的学生埃格特松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了零利率下限的情形,他们指出当利率降至零后,央行仍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预先承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低利率,以此来改变人们对未来经济的心理预期。

五年之后,零利率这个曾经困扰日本一国的难题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采用的正是这些普林斯顿经济学家集体摸索出来的方案。伯南克和伍德福德早在1997年就曾合著过论文,到了2005年还合编了一本关于通胀目标制的著作。

伍德福德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担任瑞典央行的科学顾问。这项诺贝尔奖的全称是「瑞典央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由瑞典央行出资设立。伍德福德当年为瑞典央行出谋划策的那家机构,在今年给了他这份荣誉。

2003年,伍德福德发表了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书名是《利息与价格》。这个书名与一百多年前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著作同名,维克塞尔在1898年出版的那部著作英文名也是《利息与价格》。伍德福德本人坦言他的理论框架属于新维克塞尔主义学派。

维克塞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认为市场上存在一个自然利率,如果央行设定的利率低于这个自然利率,物价就会上升,反之物价就会下降。伍德福德将这个历史悠久的观念融入到一个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现代模型体系中。家庭如何做出消费选择,企业如何确定商品价格,为什么价格调整会相对滞后,这些要素一个一个被组装进了模型。学术界后来把这一套理论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如今,全球各地央行的办公室里都摆放着这个模型的某个版本。

他最为关键的一个理论主张涉及到预期管理。

2001年时,他在美联储举办的杰克逊霍尔经济学年会上发表讲话,他阐述的观点是成功的货币政策,比起精细管理隔夜利率,更重要的是引导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朝着目标方向发展。他还预言,今后预期管理的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

在那次年会上为他的发言作评论的,恰好就是霍尔。霍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这是一篇杰出的文章。这两个人虽然从未合作发表论文,但他们在这个场合有过学术交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利率被一直往下调,最终降到了零,已无下调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还剩下什么工具可用呢?伍德福德的回答是,还可以用言语。2012年他再度前往杰克逊霍尔,讨论在零利率环境下的政策选择。他指出最有效的前瞻指引,是央行事先对未来的决策标准做出明确承诺,他进一步倡议以名义GDP增长的水平路径作为这种标准。美联储后来所采用的前瞻指引原则都被普遍认为源自于他的理论工作。

他也曾批评过美联储的某些政策,他指出2011年那种仅报告时间日期的前瞻指引不够充分,央行只是说了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才改变政策,但没有交代改变的具体标准。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法学院那三年的学习并非白费。法律工作者审视每一句话时,首先考察的是它是否构成了一项承诺,承诺了什么内容,在什么条件下才算履行了这个承诺,违反承诺会有什么后果。伍德福德阐述前瞻指引时,也是把它看作央行与公众之间订立的一份契约,必须写明标准条款,写明实施条件,使得大众能够据此进行核对和验证。仅仅公布一个日期,从法律人的角度看,基本上相当于一张内容不全的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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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社会学家默顿撰写了一篇论文名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文章引用了更早的一个表述,来自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在1928年提出的观点,具体表述是如果人们把某种局面当作现实来理解,那么这种局面就会产生真实的后果。

默顿在论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2年,美国有一家银行名叫最后国民银行,它的经营状况一直很好,储备也很充足。某个星期三,坊间忽然传开了一条说法,说这家银行即将破产。越来越多的存款人开始排队来提取存款,人越多大家就越焦虑,焦虑又促使更多人来提取,到了下午,这家本来健康的银行,真的倒闭了。

三十五年之后,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将这个故事数学化,并因此在202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我看来,伍德福德的预期管理理论,就是把默顿讲的这个故事反向利用。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能够自我应验,积极的自我实现预言同样也能。央行若宣称将把通胀控制在百分之二,只要人们都相信这个承诺,那么企业在定价时就不会大幅上调,职工在争取加薪时也不会过度要求,通胀最终就会自动回到目标水平。央行的表态需要被铸造成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好预言。

如今,替人做出选择的,越来越多的是机器程序。各类投资基金内部运行着算法软件,人们的手机上安装着替代记账、替代选择理财产品的人工智能助手,将来或许还会有替某个家庭安排消费和储蓄计划的AI系统。霍尔模型里那个把账本算得井井有条的聪慧家庭,过去不过是一种理想假设,到了未来可能有一段程序代码在为你执行这样的计算。

机器读取央行声明的速度远超人类,一个词汇的微小改动都能在瞬间激发数百万个程序同步改变决策逻辑。默顿笔下那家银行的挤兑事件,从礼拜三上午持续到了下午;换做机器挤兑,大概只要几秒钟就能完成。当决策变成了机器替人做的预期时,伍德福德的模型里对此还没有给出答案,这大概是下一个时代的获奖者需要去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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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机器有多快,它要猜测的依然是人的想法。

这两位岁数已长的经济学家在这条学术之路上跋涉了数十年,最终都在学习理解人的局限性。

伍德福德近年来的文章讨论人们如何看待将来,就好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能看到大体轮廓,但细节始终模糊不清。

2014年有人采访他,他说他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已经成为了学界的统一认识。一个本来因推崇理性预期而出名的人,在晚年重新审视人类理解世界的能力,他本科学的恰恰就是认知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走了四十多年,最后又绕回了对人脑特性的研究。

霍尔那篇关于工资粘性的论文,讲述的也是类似的主题。人与人之间通过谈判确定的价格,往往不是经济学意义上最优的价格,它会被黏住,一卡就是好多年。

要给霍尔这个人两个字的评价,我的答案是「算远」。他用经济模型教导一个家庭如何把账目算到人生的最后,也教导国家决策者不要为了一个季度的数据而惊慌失措。

给伍德福德两个字的评价,我的答案是「立信」。他让央行懂得,手里最珍贵的财富,其实是一句有人相信的承诺。

认识一个国家,可以从观察一户人家开始。一户人家如今消费的多少,储蓄的多少,对来年是否心中有数,千百万户加总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景象和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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