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留学生的隐形出路:为何他们在异国厨房里谋生

夜幕降临,吴欣子脱下围裙,最后检查一遍客户家厨房的每个角落。每个工作日的尾声,她的上门私厨服务都在这样的收尾中完成。

“高峰期遇到大型聚餐,从厨房走出来往往已是夜深人静。”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自己的工作节奏时,吴欣子这样说道。

曾经就读于美国纽约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制作专业的吴欣子,在即将毕业之际经历了家庭变故。眼前没有合适的导演工作机会,她最终选择了在洛杉矶以上门做饭维持生计。

这样的职业调整,正在海外留学生群体中悄然发生。

南方周末的采访团队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越来越多从海外院校毕业的学生,开始跳脱「专业相关」的职业轨迹,投身于私人厨师、家务定制等服务领域。

受访者们普遍提到,在北美、欧洲以及其他留学生聚居区,此类上门烹饪服务逐渐形成产业规模。与此同时,「耗资百万元出国深造,最终却从事家务劳动」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在选择从事这类工作的留学生中,有人把它当作度过难关的暂时手段,积累经验和资金以待转机;也有人将其定位为精品服务业,通过企业化运作,视其为长期职业发展方向。

这群人在学历承诺与实际岗位的张力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转折?

“家庭急变降临” 该图片使用了AI生成技术高学历留学生的隐形出路:为何他们在异国厨房里谋生

转向上门私厨这条路后,吴欣子采取了令人意外的举措。她购买了回国的机票,进入一家烹饪培训机构接受「一对一」定制教学,专门学习在洛杉矶华人圈最受欢迎的川菜和粤菜烹饪技法。十道经典菜肴,七天里从早学到晚,快速掌握。(受访者供图)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吴欣子的毕业典礼前夜。

此时,吴欣子住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公寓内,四年的电影制作课程眼看就要圆满结束,她已为自己规划了在业界深耕导演工作的蓝图。

父亲的电话改变了一切。电话那端,父亲坦白了家族生意的困境——前些年就已经摇摇欲坠,硬是靠着最后的底蕴才供她完成学业。「你若同意回国,我出机票钱;但要留在美国,经济全靠自己。」父亲的话很直白。吴欣子记得清清楚楚。

虽然嘴上回应父亲「我会自己想办法」,但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吴欣子先是查看了银行账户,问了房东房租的截止日期,向朋友打听借宿的可能,最后决定卖掉自己的车。

“车是额外开支,售价能维持一段时间。”吴欣子如此向记者解释自己的决定。

求职的路途比想象中更加坎坷。

最初,吴欣子想进入片场工作,寻找一个「看起来体面」的岗位。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场景记录员、美术指导、制片助理,她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

后来通过同学推荐,吴欣子零散地参与了短片、广告的制作。那段日子异常劳累,常常从凌晨三四点工作到次日一两点钟。每天的报酬是五百美元。「表面上看起来不少,但缴税后直接砍半,还要应付房租和餐费,根本存不下钱。」

为了控制开支,吴欣子在朋友家打地铺睡客厅。朋友的继父时常用言语暗示她「占便宜」,吴欣子选择无视。最困难的时候,她靠倒卖手里的限量版球鞋来维持日常。「怎样活下去」变成了需要她立即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个朋友向她建议:不妨试试住家保姆的工作,「包吃包住,还有薪水」,足以度过眼下的危机。

「职业的体面」对此刻的吴欣子已无关紧要,她迅速接下了第一单工作。

“每日的任务是深层清洁——沙发、玻璃窗、床单,一天赚取一百八十美元。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行情,作为新手难免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使用。”

比起身体的劳累,精神上的失落更令人难受。住家保姆意味着要与陌生家庭共同生活,有时深夜两点会突然被敲门打扰。

“床单出现褶皱,雇主会要求我立刻烫平。”无奈之下,吴欣子只能照办。

在洛杉矶从事家政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吴欣子逐渐注意到当地对上门烹饪服务有不小的需求。

“美国西海岸华人最为聚集的都市就是洛杉矶,房租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许多双薪家庭负担不起长期住家保姆的开销。”吴欣子向记者分析,聘请钟点工来准备一顿饭,时薪在三十五到六十美元之间,这个价格多数家庭还能接受。华人群体重视个人隐私,不愿陌生人长住家中,但渴望吃到地道的中式家常菜,专业上门厨师的服务正好满足这个需求。

吴欣子其实会烹饪。幼年时父母工作繁忙,放学回家后她就自己料理——蛋炒饭、炒豆芽都不在话下。赴美留学前,吴欣子有过去澳洲学习烹饪的想法,却被父亲否决了——「花了数百万出国求学,转身去学做菜,这事儿不体面」。父亲劝她选择了电影专业。

“人生就是兜兜转转,最后回到了最初的梦想。”吴欣子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

决定从事上门私厨后,吴欣子做出了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她订了回国的机票,选择了一家烹饪机构的「一对一」定制课程,深入学习洛杉矶华人最爱的川菜和粤菜。十款经典菜式,从白天到傍晚,七天内全部掌握。

培训结束后立刻返回洛杉矶,吴欣子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菜品照片,开始接收订单。

张华的进入这个领域的路径迥然不同,对他来说上门烹饪只是暂时的过渡工作。

来自四川的张华在悉尼完成了大学学业,一边寻觅正式工作机会,一边想找些临时活计来补贴生活。他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帖子,提供上门川菜烹饪服务,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第一个单子。

“多数客户是周边的留学生群体,家庭条件还不错,有人想偷懒不想点外卖,有人吃腻了快餐想尝新。”张华对记者这样介绍,每单的工作通常是准备三到四道家常菜,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时薪三十澳元。”不按人数收费,服务的量通常是一到二人份的食量。”

单子的数量和留学生是否处于学期中有关联。”学期中学生上课是生意旺季,放假时留学生纷纷离开,订单随之减少。”张华说,「每到上课时段的周末,订单会明显增多。」

在张华的理解里,这份工作时间充分灵活,不会与求职计划冲突,收入超过普通兼职,老板不会成为困扰。”与其纠缠于「学历浪费」的质疑,不如先站稳脚跟再说。”他这样评价自己的选择。

“单次服务,单次收入” AMP

在社交网络各平台的观察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从海外院校毕业的学生走出「专业匹配」的就业框架,进入了私人厨师与定制家务等服务业板块。”相比之下,私人烹饪的报酬更丰厚,也多是和华人交流,语言方面的压力会较小。”陈檬提到这一点。(受访者供图)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吴欣子在洛杉矶华人社区树立了名声,追求她服务的客户逐日递增。

吴欣子曾算过账:只要投入时间、菜品质量稳定、有固定的客户群,按小时计薪,月收入可达七万元左右。

在洛杉矶,吴欣子的收费处于基础水准。与长期签约的客户按每小时四十美元计费,最低三小时起;宴会和聚餐类业务每小时收费六十八到八十美元。目前她拥有五六十位固定的长期客户,新客户基本来自现有客户的介绍。

吴欣子向记者坦言,每月扣除税款和两千美元的房租后,剩余资金还要覆盖食费、各项保险和税务支出,实际存余远低于外界的想象。

“往返于各个地点的成本很大。”一天内吴欣子要奔波于三户人家,光是通勤就耗时将近两小时,大洛杉矶地区油价不菲,车的维护费、违停罚款都要自己承担。

“这是付出体力换取报酬的工作。”吴欣子对其工作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挣钱的上限完全由体力决定,接单量直接影响收入。初期工作时,晚上回家全身酸痛,逐渐才适应了高强度的劳动。”周末必须有一天在家充分休息,恢复体力,否则坚持不下去。”

“一般收工时间是晚上九点钟,到家已经十点。”吴欣子说。

最疲倦的一次,吴欣子一天承接了四个订单,最后一单是深夜宴会。她回忆,那场宴会从晚间八点半开始,直到凌晨一点三十分才完成。离开时她在客户沙发上躺了十五分钟才缓过神来,上车后又睡了二十分钟,才有精力驾车返家。

那天吴欣子做了二十多道菜肴,整天被油烟笼罩,到家时没有胃口进食,只在车上啃了块面包补充热量。

为应对持续的高强度付出,吴欣子会在周末预先制作半成品菜。比如鸡翅、红烧肉、大虾等,炒好后分装冷冻储存。”工作日回家后,从冰箱里取出一份,加热一下,再简单炒个蔬菜,一顿饭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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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欣子经常接宴会类订单。”付出体力换取报酬的工作就是这样——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能接多少单。”吴欣子深知这份职业的特质。体能是决定月收入的唯一因素。(受访者供图)

在日本东京,华裔留学生陈檬也在经营上门烹饪业务。和吴欣子不一样的是,对陈檬来说这只是兼职。

陈檬在当地攻读制药工程研究生课程。她向记者介绍,上门烹饪的计价标准是按小时,每小时四千日元,换成人民币约一百六十元。考虑到来回路程,单笔订单通常需要三小时。

陈檬的出行主要依赖公共交通网络。”东京的出租车费用非常高昂,仅仅走一点五公里就要花一百五十元人民币。”陈檬说,如果往返距离超过两小时,她会另外收取远距离服务费,所有的额外花销会事先和客户沟通,按实际金额结算。

陈檬主要服务东京的富人居住区。遇到天气异常炎热的日子,部分客户有时会主动补贴额外的辛苦费。兼职所得足以承担她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日常生活开支。

她对比过东京其他兼职机会。便利店时薪约一千四百日元,超市兼职在一千二百到一千四百日元之间。”不仅收入较低,工作强度也大,对日语口语的掌握程度要求很高。”陈檬说,日本各地方言差异大,有些顾客说话含糊不清,沟通起来倍感吃力。

“对比之下,上门烹饪服务的收入更可观,主要和华人家庭沟通,语言交流相对轻松。”陈檬这样总结。

“华人家庭构成主要客源”其实,海外华人从事上门烹饪业务并非当代才有的现象。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华人社区内就出现过”做饭阿姨”的职业。在美国生活近十年的林静丹向记者讲述,那个年代的从业者多是中年移民妇女,通过朋友介绍为华人家庭定期提供做饭服务。但那时的业务多被视为传统家务服务的延伸。

真实的转变开始于疫情后的时期。林静丹回想起来,疫情期间至疫情平复后,美国大量华人中小餐馆因资金链缺裂而关门大吉,外卖送达的时间也大幅延长,与此同时,许多华人开始在家远程办公,对家庭饮食的需求随之激增。

“一批年纪轻轻的留学生开始在网络社区发帖接单,声称能提供上门做饭的服务。”林静丹观察到,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背景变得相当复杂,”年轻留学生群体已经不再执意要找到理想工作,反而更看重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林静丹现居于美国加州尔湾,家中有两个孩子。她从疫情开始就固定邀请留学生到家每周做两次饭。

“本人是四川籍,曾在洛杉矶探访过很多川菜馆,但要么是改良的甜酸口感,要么调味过重。”林静丹说,自己的烹饪水平有限,平常被工作占满,没有精力为孩子准备中式家常菜。”自从开始请留学生上门做饭,两个孩子都很喜欢。”

像林静丹这样需要照顾家庭的家长,构成了上门烹饪服务的核心消费者。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经济能力不差、对食物质量有追求。林静丹曾计算过,聘请上门私厨比雇用住家保姆的成本低很多。

“很多华人不接受美式改良的中餐,更想吃正宗、新鲜的传统中式菜肴,上门私厨业务恰好能满足这个需求。美式中餐为了适应当地人口味做出了诸多调整,以甜酸菜为主。”吴欣子说,这和传统的中式家常菜存在很大的区别。

另一点是,许多华人消费者没有给小费的习惯。”花钱在餐厅吃饭还要再付小费,还不如直接把厨师请到自己家里。”吴欣子的客户中,华人或华裔美国人占了大多数。

还有一种消费需求出于社交和身份展示。吴欣子接过许多聚会宴请的订单,客户在家中邀请朋友或商务伙伴来访,”一桌正宗的中式餐食由私人厨师呈献,比在酒店餐厅更显档次,也更具隐密性”。此类订单的价格通常比常规单子高两到三倍。

虽然都是海外都市,但墨尔本的上门烹饪市场的活跃度远不如洛杉矶。

黄思蕾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的广东籍女孩,她服务的客户大多数是不懂烹饪的留学生群体,华人家庭客户占比极低。在她看来,当地中餐馆和外卖平台对这项服务的客流有明显分流作用。

“澳大利亚的小费文化并不流行,外卖和中餐馆总能找到价格低廉的选项。”黄思蕾向记者说,墨尔本一家普通中餐馆的人均花费在二十到三十澳元,网上外卖套餐多在十五到二十五澳元,价格远低于上门私厨服务。

对于上班族人群来说,注重成本效益,就没有选择上门烹饪的必要。黄思蕾的判断是,真正重视饮食健康的人,自己做饭或吃健身餐会更划算。

黄思蕾的生意表现不如预期。她的订单完全来自社交网络。两年前她随意发布的接单信息虽然获得了平台流量支持,但一年内仅有三五人联系,其中大多因时间不合适而无法完成交易。

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交平台传播效能不高,当地华人群体更倾向通过人脉推荐来寻找家务帮手。黄思蕾讲到,偶尔有华人家庭会咨询,但往往居住地点偏远,还要求试工不收费,这些单子她都选择了拒绝。

“这个行业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差异,即便是假期时段,订单也不会大幅增长。”黄思蕾说。相比洛杉矶火热的市场需求,墨尔本的上门烹饪市场是个小众兼职领域,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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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蕾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生,她的服务对象以不会烹饪的留学生为主,华人家庭客户数量很少。当地中餐馆和外卖平台的存在,分流了她的潜在客户。(受访者供图)

有人选择过渡,有人选择事业有人曾听到过这样的质疑:「留学百万却做上门家务?」

吴欣子也不幸遭遇过。某次上门服务时,她在厨房里隐约听到客厅传来的议论声。

“听说这位来自学电影的留学生,现在竟然让她处理下蘑菇都不好好弄。”女主人在和家人谈论吴欣子的背景,”还以为自己多娇贵,现在还不是在我们家干钟点工?”

遇到这种情况,吴欣子没有辩解,而是默默地把饭菜做好。任务完成后离开,负面情绪在她心里堆积到了极限。那户人家在郊区,房子外四周一片昏暗,只有对面邻居的门前亮着一盏灯。吴欣子走到那盏灯下,站着哭了。

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反倒让她更珍视那些善良的客户。

有一次,吴欣子为一个聚餐做了整天的菜,从下午一点工作到晚上八点,过程中还停过两次电。幸好最后菜品按时上桌,客人们吃得尽兴。结账时,除了商定好的六百美元,客户又额外给了一倍的小费。

“当你连下一顿饭都无力承担、明天睡在哪里都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全部精力只能用来解决一件事——活下去。”吴欣子说,此时「职业地位」和「学历价值」这些概念都显得微不足道。

同样面对「留学生上门做饭」的争议,在瑞士求学的刘冉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不是把这看作困难时期的过渡手段,而是规划为高端私厨赛道,按照公司的模式来运营,意图发展成终身事业。

和其他上门烹饪从业的留学生区别在于,刘冉霖的主业务围绕定制化的私人宴会和家庭聚餐。

但从一开始,从事饮食业这条路就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刘冉霖从很小就热爱烹饪,高中时曾明确向家人表示想去海外念厨艺学校,抗拒应试教育的老路,但家人坚决不同意,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也不赞成。

最激烈的冲突阶段,刘冉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多次争执。最终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刘冉霖报考了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这所学校在QS的酒店管理和泛酒店管理类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列。

“这个选择给了我们双向的可能。”刘冉霖对记者说,他既能满足家人的期待进入酒店界担任管理职务,同时也能接受专业的烹饪训练,”许多学长们后来也走上了餐饮创业的道路,有些甚至建立了全球知名的餐饮品牌。”

在瑞士的学费成本很高。本科四年的学费每年三十万到四十万元人民币,加上衣食住行,平均年支出在四十五万到五十五万元,学费全部由父母承担。但刘冉霖很早就开始自己赚取生活经费。

大二时,刘冉霖和同学在寝室推出了”临时餐厅”的项目。同学负责调配酒水,刘冉霖负责烹饪,吸引了许多同学和教职员工来品尝。从那以后,刘冉霖几乎不再向家里要生活费,靠烹饪赚来的收入足以应对日常花销。

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要进入后厨、酒店前台等实操部门实习,三年级则安排行政方向的实习。刘冉霖在三年级的行政实习期间,抓住机会注册了自己的企业。

学校内设有创新创业中心,刘冉霖的商业方案通过了评审,获得了启动资金。学校还在咨询、法律等方面给予了创业支持。

初期的创业路充满了挑战。”起始阶段很艰难,手里一个项目都没有。”刘冉霖回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私厨业务来自一位同学的委托。那位同学家庭条件优越,要办一场私人聚餐,邀请了业界的重要人物。

那场家宴之后,出席的人都对他的料理赞不绝口,这成了他上门私厨事业的跳板。

刘冉霖的上门私厨价格相当可观。他多采用「一价包揽」的定制套餐形式,专为各种高端场合量身设计。根据他透露,综合考虑季节变化和整年均值,单月营业额可超过十万元人民币;旺季时,纯利润可突破十万元人民币。

目前,刘冉霖一面在瑞士洛桑大学攻读经济类硕士,一面打理着自己的私厨企业。在这个阶段,公司业务范围涵盖上门烹饪、餐车运营、外卖配送等。

刘冉霖向记者坦露,未来的梦想是开办一家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创建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成为享誉世界的美食大师。”融资的可能性很大,完全不需要依靠父母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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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面对争议,瑞士留学生刘冉霖把上门私厨定位为高端业务,通过公司化管理来运作,致力于将其发展为长期职业。(受访者供图)

“在这一行做事的留学生不断增加””除去常见的代购、地接、学业指导等,上门烹饪是这两年新兴的快速增长领域。”从事留学咨询服务多年的周荣晟初期认为这只是个别学生的临时解决方案,后来才意识到,在海外职业市场收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留学毕业生开始主动调低预期,用日常生活技能来满足当地华人的需求。

周荣晟在留学咨询领域深耕多年,对此他对记者表示,通过日常回访工作能明显感受到,投身灵活服务业的海外毕业生在逐年增多。”与其说是浪费学历,倒不如说先站住脚跟,是在海外生活的基础一步。”周荣晟这样看待。

林静丹现在请的私厨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华人留学生。年轻从业者的优势在于表达能力强、懂得用网络平台获客、能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定价也普遍高于中年移民女性。

此前也有人向林静丹推荐过五十五岁左右的华人女性。中年移民妇女仍是上门烹饪行业的主流,她们多是陪读妈妈或新移民家属,具有丰富的家庭烹饪经验。

“她们的价格通常较实惠,时薪在二十到三十五美元,服务的客户以普通华人家庭为主。”林静丹说,这些人的订单多靠人脉转介,属于”地下流通”。

吴欣子的看法是,洛杉矶虽然四五十岁的钟点工很多,但真正年轻、有学位、善于沟通、手艺精湛的却少得很。”这正是我的竞争优势所在。”

也在墨尔本的吴希蕊体会完全一致。

今年一月,吴希蕊离开了在广州的工作,迁居到墨尔本。初到时,吴希蕊曾投递咖啡师的简历,也做过设计零工,但都不太顺利。一个巧合的机会里,朋友提到她烹饪很好吃,可以尝试上门做菜。

吴希蕊在小红书发了一篇笔记,介绍了自己的服务项目,附上了料理的图片,标记了服务范围。令人惊喜的是,很快有人通过私信咨询费用、菜单和预约事宜。

但实践的难度超乎想象。首个订单住处距离吴希蕊的家约三十分钟车程。面对陌生的厨房,各种锅具、食材、灶火都需要重新适应。”加上紧张情绪,整个做饭过程手忙脚乱。”吴希蕊说。

幸运的是,客户表现得很宽容,当场决定长期合作。每周来三次,每次收费七十澳元,做菜两个半小时,做完后打扫厨房。

如今吴希蕊每日最多排三个订单,周内最高十五个订单,周末正常放假,节假日加价。吴希蕊算过账,月净利约五百到六百澳元,足以支撑基本生活,还有盈余。

食材购置分为两类情形。如果是临时客户,食材由客户自备或委托她购买。代买服务按半小时工时算钱,食材成本则据实结算。长期合作的客户的食材,多由吴希蕊负责采购,提前规划好菜单报给客户确认,然后统一采购。

身边的朋友看到吴希蕊在墨尔本从事上门私厨工作,都羡慕她工作自主、收益可观。

“其实背后有很多看不见的付出。”吴希蕊对记者说,每天早上七八点就起来回复咨询、报价、确认预约信息和菜单方案。有订单的话,还要提前规划路线、筹备物料。晚间处理新的咨询请求,检查次日的订单细节,经常要忙到午夜两三点。

并非每个咨询都能变成实际交易。”有人感觉价格偏高,有人住得离得远,有人仅仅是出于好奇。”吴希蕊说,这些都会无形中占用自己很多个人时间。

“存在的风险”AMP

即使到现在,吴欣子的父亲还是觉得这个”上门做菜”的职业没有面子。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欣子谈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职业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自从转向家政服务以来,吴欣子接触了许多事业有成的华人,他们对她的职业决定没有歧视,反而鼓励她勇敢探索人生的不同可能。(受访者供图)

在海外留学生群体中,上门烹饪逐步演变成了一个日趋活跃的商业领域。但这个市场也隐含着难以忽视的风险要素。

由于使用的是客户提供的厨房和食材,一旦进食后出现食物中毒或肠胃问题,谁该负责往往界限不清:是食材本身品质有问题,还是在烹饪中卫生操作不当,经常说不清楚。

从事律师职业十多年的吴勇太经手过许多和餐饮相关的权益争议。他对记者强调,在海外做上门烹饪,经营者应当提前学习所在地的食品卫生法规,在开始服务前和消费者确认食品卫生责任边界,保存食材采购凭证和烹饪过程的文件记录。

然而现实情况远未能做到这些标准。从业者通常是留学生,多数通过社交网络和客户进行洽谈。吴勇太观察到,很少有人会签署正式的合同文件。

“一旦发生纠纷很难拿出有力的证据。”吴勇太还强调了其他要留意的风险——食品卫生、服务纠纷等一般风险之外,由于没有官方平台充当担保角色,买卖双方的保障机制主要依赖人际间的信任,面临的风险就更多了。

郑甄宜目前在伦敦艺术大学攻读本科课程,家里的财力足以支撑她的学费和生活开销,但她仍然想自己挣点钱。

郑甄宜浏览网络时,刷到数条伦敦地区的上门烹饪留学生广告,对比发现时薪超过便利店工作。郑甄宜最初动心了,申请加入了一个伦敦华人上门烹饪的讨论组,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

“组里经常有人抱怨客户难以沟通,也有人多次提出上门服务涉及安全问题。”郑甄宜向记者表示,思考再三后,她决定不去发布接单信息。

身体安全是从业者广泛要面对的现实挑战。林静丹透露,她初次请华人上门烹饪时,对方会提前告知朋友自己要去的地址和消费者的相关讯息,两小时内没有报平安就让朋友报案。

这项工作的日常之中,还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劳累和突发状况。

刘冉霖向记者介绍,做上门私厨和在食堂当厨师的区别很大,事情变数极多。

“每户人家的饮食偏好都有很大不同,他们的锅碗瓢盆等工具也各有特点。”刘冉霖说,突然出现的问题经常发生,有些客户很难伺候,态度甚至很刻薄。”从业不仅是身体累,心理压力也大。”

“干这一行不能只会做菜。要像创业一样,先要给自己定位,包装好自己,设计好每个环节,这样才能脱颖而出。”作为资深从业者,刘冉霖建议留学生不要冲动入行。

从吴勇太的视角看,海外华人上门烹饪的兴起,本质来讲是职业选择日益多元化的一个表现。

“它突破了「海外工作必须依靠学历和本地职场」这种陈旧的思维定式。”吴勇太认为,基于华人社群内部需求,把烹饪这种生活技能转化为收入来源,展现的是海外留学生适应生存环境的灵活性。

然而直到今日,吴欣子的父亲仍然认为这种”上门做菜”的职业有损面子。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之时,吴欣子强调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职业的理解差异很大。在转向家务行业的过程中,吴欣子遇见了许多事业有成的华人,他们对于她选择的职业没有任何偏见,反而主动鼓励她去大胆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

“工作就是工作,通过劳动获取报酬,没有等级差别。”相比住家保姆,上门烹饪的工作时间相对独立。吴欣子向记者表达,这种钟点合同关系随时都可以终止,灵活性很强。而且当地对上门烹饪的市场需求量也不小,让她的职业调整过程不存在空档期。

“换工作的时间非常短,基本可以无缝切换。这边不再需要我了,可能次日就会有新客户出现。”就职业发展方向,吴欣子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她对记者提出了一种”全球流动”的想法。即到了每个国家,如果有朋友或有人请她烹饪,她就在当地接单做菜,任务完毕后在该国游玩一段。

“等前往下个国家时,也可以提前预约订单,做完后继续留在当地体验生活。”吴欣子设想通过和这些客户的互动来了解各国的真实风貌,”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去领略世界”。

南方周末记者 王瑭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宝怡 蒋斯淇

责编 姚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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