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数据触发了一个敏感话题：当代年轻人的性生活活跃度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量社交媒体讨论涌现，诸如「亲密成本高到负担不起」、「保险套销售量大幅萎缩」等词条频频登上热搜。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Z世代是否已陷入「低欲望」的漩涡，被生活的重担彻底压垮了？让我们翻看网络舆论，找寻其中的答案。
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北京街头，一对在公交车站用餐的年轻人。 © AP Photo/Andy Wong – Andy Wong摄影
这一现象早已被数据印证。凤凰网援引的一项学术调查表明，在由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实施的「私生活质量评估」中，6828份有效回复展示出令人担忧的趋势——年轻世代的身体亲密活动出现明显下滑，同时大量青年陷入了虽有伴侣但无性互动的尴尬局面。
对于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而言，情况更为严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曾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2282名大学生做过感情现状的摸底调查，结果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既缺乏恋爱经验，同时也不存在对感情的渴望；将近一半的受访学生从未体验过恋爱；即便是那些有过恋爱经历的学生，其中仅有极少数——不足六分之一——曾发生过身体接触。
凤凰网曾发表过针对年轻人现状的系列报道，其中包括的选题五花八门：准备升学深造、为了就业而非创业奔忙、参加大企业的数轮面试、经历数百次相亲无果、惶惶不安地等待可能的裁员、沦为啃老族、将宠物视为精神寄托、热衷投资贵金属、窥探三四线城市的廉价房产、通过定期储蓄的利息维持生计、为退休养老储备资金。生活的琐碎事务堆积如山，谈情说爱早已成为难以实现的奢侈品。
曾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于2025年撰文指出，凭借观察和直觉，「性萧条」现象对消费端的打击甚大。他呼吁社会营造宽容、理性的性观念氛围，摒弃「万恶淫为首」这类陈旧教条。他强调，性属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古人早有「食色性也」的论述。一旦性生活趋冷，消费的热情也会大幅萎缩——男性下班就窝在沙发上，女性连添置衣裳的念想都消散了。性，归根结底，是推动消费的重要驱动力。
当下，社交平台的讨论热度不减。用户们反复提及「维持感情关系的代价已然超支」、「安全套的销售额明显回缩」、「中国人的性生活远比想象复杂」等话题。「性事冷淡」、「感情贬值」、「无欲社会」这些词汇，已成为分析亲密关系绕不开的表述。那么，众多网民对此现象的理解和看法如何？
一位名为@年年Fame的网民发起讨论，为何越来越多人承受不了亲密互动的代价，进而选择了回避？她指出，「性萧条」本质上并非疾病，而是现代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从注意力成本的膨胀到建立关系所需的投入，搞清楚自己为何越来越「惰于」爱的原因，会让人如释重负——这或许是当今社会完全正常的生存状态。
网民@户陈峰亡命天涯则提出更宽泛的视角：眼下的问题远不止限于「性冷淡」，应该改名叫「亲密关系整体缺失」，涵盖爱人、家人乃至友人之间的互动冷落。
网民@孟常的评论触及深层社会因素。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性事衰落」确实与竞争压力有关——卷的文化让人没空享受生活乐趣；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思想观念的保守化回潮。性问题往往被与道德极端主义捆绑，在婚房保卫战和网络围猎的双重压力下，那些游离于既定关系框架、充满不确定性的「性」，已化为保守时代的禁忌之兽。这些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一股全球范围的共同脉动。在后现代生活的语境中，多巴胺已然过饱。面对游戏、宠物、二次元、酒精、人工智能、短视频这些快速分泌多巴胺的替代品，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显得最不稳定、最耗脑力，投入产出比最低。从理性的性价比来看，有血有肉的人类不敌虚拟世界。宠物和游戏承诺即时反馈，而一个活人，往往带来失望和伤痛。后现代的人们变得过于挑剔，难以承受爱与性带来的痛楚。在约会应用上，虽然许多用户仍在表扬拥抱与亲密感的价值，但为了获得它们需要跨越多少风险与不确定？这种社会现象虽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上是全球共有的大气候。有趣的是，中国社会似乎同时吸纳了大清朝、硅谷和北欧对待性与家庭的观念，这种多元叠加或许使得「性萧条」的程度比先发国家更为激烈。
网民@不神经的神经叨指出，当他评价粉丝群体存在「性冷淡」时，曾引发部分粉丝不满，但客观事实是，这个现象在全社会已成普遍。不仅中年人如此，年轻人同样陷入其中，处男处女的比例会逐步攀升，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与异性有过身体接触。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保险套销售缩水了，但情趣用品的销售却在增长——既然与他人互动成了麻烦，人们选择了自我满足，省去了考虑对方感受和法律风险的困扰，以低成本的方式释放欲望。他开玩笑地追溯历史：农业社会时期，没有电灯，天黑就上床，待床上的时间超十小时，在黑暗与寂静中，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亲密，结果生育率自然居高。或许解决方案是取消加班，禁止必要的夜班，然后全国在晚十点后断电。
网民@理记分析了导致「性萧条」的主要因素。他的观点是，人生的追求本质上是在追逐多巴胺的释放——升迁、发财、购车、置办电子产品，无一不是为了这种神经递质。在过去，性是人类最强有力、品质最高的多巴胺来源，仅次于饮食需求。性的匮乏不会凭空出现，一定是被其他行为的多巴胺效应所替代。他列举了主要竞争对手：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占比最大）、电子游戏（次之）、成人产品（相对较小）、长期高糖饮食（最容易被忽视，但危害性别大）以及性别之间的对立（这个其实不是核心——床头吵架床尾和，不会导致性萧条，而是婚配率下降）。从基因层面讲，只有根本性的生物学瓦解才能真正杀死性这一基本驱动力。
然而，香港大学教授吴存存对这一论断表示质疑。自90年代起便投身中国性爱与文化研究的她认为，并非所有年轻中国人都真的失去了性欲，只是欲望的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化，获取满足的途径也五花八门。她进一步质疑了「私生活质量调查」中关于「性行为」的定义本身。在她看来，调查所指的性行为限于两人间的互动，但有些人可能拥有其他形式的性表达，或者性关系并不与一个固定对象相关。
她指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许多人将「有性」与「进入固定关系」（诸如婚姻）等同起来，这通常要求具备经济实力、拥有住房和车辆等条件。恰是这些苛刻的前置条件，让许多人心生恐惧，不敢贸然踏入长期关系。因此，用「低欲望社会」来判断中国是否处于「性事衰落」时期，答案很难是简单的「是」或「否」。
无论事实如何，一点是确定的：这不是孤立现象。许多其他国家都在经历或已经历过类似的趋势。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在2018年刊登了题为《性爱降级》的文章，勾勒出触目惊心的变化——仅仅一代人的距离，美国高中生的性经历从「大多数人都有」变成了「大多数人都没有」，少女怀孕率也跌至历史新低的三分之一。
那篇文章详尽地枚举了背后成因，其中包括：经济困顿带来的沉重压力、焦虑情绪的广泛蔓延、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抗抑郁药物的普遍使用、流媒体电视的沉没成本、环境中的塑化剂引发的激素失调、睾酮水平的整体下降、互联网上触手可及的色情内容、女性自慰工具的商业化普及、各类交友应用、决策疲劳、过度干预的父母、推迟生育的社会风尚、智能手机的成瘾性、信息轰炸、睡眠匮乏、肥胖症等，不胜枚举。
日本同样无法逃脱这股浪潮。日本作家牛洼惠在其著作《不恋爱的年轻人》中回忆，90年代在大学时，与男友的约会日程往往被安排得比课堂和社团活动还要优先。然而到了泡沫经济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六七成的18至34岁男女拥有交往对象；可到了2015年，20岁群体中，超七成的女性和近八成的男性处于单身状态。值得反思的是，上述美国列举的几乎每一条压力因素，或多或少都在当今的中国年轻人身上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