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15日起，中国国务院推出的出入境新规正式生效。这一新举措引发了民众的广泛担忧，许多人感到不安出国审批会趋严，普通人的出行自由可能受限，甚至有声音表示中国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面对舆论的广泛质疑，国务院三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随即召开记者会澄清，声称这些忧虑源于「对新规的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 网络照片
表面上看，新规的矛头似乎指向科技、金融等敏感领域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持异议的人士。然而评论家认为，这一新规实质上是在将政府的临时性出境限制措施制度化、法律化，就如同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刃。更令人担忧的是，新规的措辞笼统不清，这不仅可能对中国内外的广大民众产生影响，连外国籍人士赴华旅游或商务也可能受波及。
这份新规中频繁出现「可能」这样的词汇，这意味着仅凭推测便可禁止某人离境。从中央政府的商务部到各省市，再到基层部门，都被赋予了以「可能对国家造成危害」为借口禁止出境的权力。由于标准模糊且权力下放，这在第六条中表现最为突出。该条款规定，政府部门虽可向被禁者书面说明原因，但也有权不作说明，理由是「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就这样，仅凭一个字，公民的出国权便烟消云散了。
新规对申请出国的审查流程进行了扩展，部门工作人员需审核各类文件、信息材料，包括各种「电子证据」。同时，产业安全和技术秘密被明确写入限制出境的事由。此外，新规还意在加强对赴外留学、移居办理及签证代理业务，乃至国籍变更的监管力度。这些做法被指为是一种后退，因为边检工作已从核查证件升级为审查意图。
针对出国理由的审查力度也随之加强，这让人不禁担心审批程序是否会变得更加苛刻。对此，国务院相关官员回应说，新规的目标是「界定不准出国的具体情况，而非对合理出行设置障碍」。他们坚持认为，新规的出发点不是限制普通群众的国际出行，而是对前往高风险地区和行为异常人员进行预先提醒和劝阻，最终是为了保护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回顾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的颁布实施，当时的规定允许中国公民无条件申领护照。仅仅时隔不足二十年，新规就大幅提高了出入境的管控严度。这使得出国这样的寻常之举，无形之中增加了核查环节。有学者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有可能重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的管理模式，届时出国旅行将从一种个人权利蜕变成需获得政府批文的优待。
人权监测机构「保卫卫士」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禁止出境措施的采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库统计，仅在2025年就有188760份判决涉及「限制出境」的内容。相比之下，2016年的记录数仅为89份。这一对比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公开的司法文书所显示的数字也许只是现实的冰山一角。鉴于中国的司法判决书网站在最近几年大幅减少了披露的判决数，从2014至2018年的60%-70%的公开率下降到2022至2025年的仅7%-14%，所以将188760这个数字直接等同于实际的限制出境处罚数量会是不准确的。
这个机构进一步强调了一个更加令人警惕的现象：禁止出国的法律依据正在形成一个日益庞大的法律框架。当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时，约有8部法律文件可被用作实施出境限制的理由，而现在这个数字已上升至18部。在2026年的这一年内，国务院就在短短几个月里发布了3套新的相关规定。据该机构的表述，中国的国界正日渐演变成一座看不见栅栏的狱所。
一个问题悬在人们心头：「进得去，能出来吗？」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于14日在台北召开座谈，分析新规对中国出入管理的潜在威胁和可能后果。台湾陆委会则针对性地对五类人群发出了风险提示，其中包括赴中经商的台湾商人及企业主管、在华从事半导体与高新技术的人员、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员工，以及某些宗教团体的成员。
专家王智盛来自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他指出新规的第四条第三项对高科技领域的规制最为引人瞩目。他特别强调，从事科技行业的台湾投资者，或赴华进行商务洽谈的高科技工作人士，一旦进入中国领地，可能因其掌握的高科技信息而遭政府部门关注，进而被禁止离境，更可能被强制要求交出相关资料才被许可出国。这种风险确实值得关注。
王教授还强调了对全体台湾民众都有警示意义的内容。在新规的框架下，中国官方可以要求个人交出手机、计算机及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种数据，问题在于「你无从得知政府如何界定’安全风险’」。这就意味着，一旦家庭成员有过亲台言论、参与过国际性机构活动，或持有特定宗教信念，当事者就可能被勒令交出相关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