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新华视点）
「我最看重的，是自己做的东西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量。」
今年九月十三日，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对外公开了一份讣告。据其所述，敬一丹在六月时于故乡哈尔滨因突然脑溢血而入院，后来转往北京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于十三日与世长别。
时间拉回到二〇一五年四月，当时敬一丹在生日这天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采访。采访中，她谈及了离职后的生活规划，以及在从业中的诸多思考。值此之际，让我们重新阅读这次珍贵的对话，去领略那份既温润又不乏锐度的内在品质。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敬一丹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四月二十七日是敬一丹步入六旬之时。这一天的日程被安排得相当充实：八点钟，品尝女儿亲自烹制的长寿面；十点整，出门来到央视老台址附近的公园，与环球人物记者展开独家对谈；正午十二时，返回母亲居所享受”贺寿宴”；下午两点，回到电视台为晚间节目录制做准备；晚七点三十六分前两分钟，她在微信上分享了两张照片——央视楼宇在月光下的模样，以及当月主持人的排班表，配文展现了她淡然若思的心绪：”沉浸于工作，开始倒计时。”
没有意外，敬一丹要离开荧屏了。
需要一段「间隔年」来重新开始
这个消息在敬一丹的熟人圈里其实早已不是秘密。过去一两年间，她一直在做心理建设，碰见认识的人总会主动提及这个计划。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这事儿才被讨论得热火朝天。
「仅仅是退休这件事，为何闹出这般声势？」与环球人物的记者谈到此处，敬一丹的语气里透着几分不解。她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与《焦点访谈》携手二十载，那种工作方式已经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目中关于舆论监察发展史的集体回忆。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敬一丹准时现身，将记者带往花园深处的长凳旁。「在此处可以吗？这样既不打扰那边的活动者，咱们聊天的环境也比较安静。」采访的每一个细节，她似乎都预先想到了。
眼前的她穿着素净的衬衣，搭配一条向日葵图案的彩色围巾——这是她心爱的图案。「还满意吗？我特别选的。生日嘛，总要有点意趣。」在摄影师调整服装的同时，她熟练地将收音话筒固定在衬衣上，还不时对拍摄位置提出建议：「这边的背景简洁一些」「景深再深一点怎样」「树下容易产生光影」……一连串的专业用语从她口中脱出，就像日常闲话一样自然。
自然而然，谈话围绕退休展开。「对于这件事，我做了充足的打算。《焦点访谈》由三位主持人轮番值班，排到四月份时，我主动要求在四月一日节目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值班。之后继续往后排，我又主动申请在二十七日我的生日这天坚守岗位。将来的生日或许会有各式各样的庆祝方式，但再也不会有工作中的生日了，所以这个时刻对我特别珍贵。」
敬一丹补充说明，自己的职业生涯并非外界所传言的那样——在六十岁寿辰那天”利落地”告终。「实际上，明天我会到新台址录制《时代楷模》，那是月播节目。四月最后两天我也值班。但『五一』假期开始后，就由其他主持人接手。这像是一种仪式性的交接。我不想让《焦点访谈》留下过多个人特色，不过在心里，我还是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感，所以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
关于离职后的生活，敬一丹表示自己打算先休整一段日子重新筹划。「接下来可能有更多机会回归学园，与年轻一代交流互动，也许会参加乡村教育，做一名义工。」
曾经对屏幕前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冒」
提起敬一丹，两个标签总是少不了：一是《焦点访谈》这档栏目，二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前者标记了她职业生涯最闪耀的瞬间，后者是她青春年华的投入地。
·幼时的敬一丹（六岁）。
未曾进入北广之前，在黑龙江长大的敬一丹有过四年知青岁月。一九七六年冬季，她作为末批工农兵学员踏入北广校园，仅半年时间，高考制度恢复了。「看着七七级的学长学姐们，我就觉得咱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班级代差，而是代际的鸿沟！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经由正规程序入学的大学生，而我们呢？学年被压缩为两年，没有英语课，甚至只在宿舍里上过专业小班课。」毕业后，怀着些许遗憾，敬一丹回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担当播音工作。
八十年代，电视产业兴起。因为人手紧张，敬一丹被派遣到黑龙江电视台兼职做播音。白天她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收听者」，夜晚则对着电视摄像头说「各位观众」。回想初次接触电视的情形，敬一丹向环球人物的记者坦陈：「八十年代初期的电视技术水平真的很低端，画面模糊不清，而且是现场直播。在广播人的眼里，广播才是最高级的，电视不过是个新来的。从电台看电视台，就像国企看镇企。我对电视有种排斥感，根本谈不上什么热情。」
·一九八五年，在读研期间的敬一丹与师弟姚喜双参加播音实践。
敬一丹渴望回到省电台，更渴望通过研究生考试重回母校。然而在哈尔滨，她左顾右盼，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她文科研究生的考试题型是什么样的。最终，她决定孤注一掷——在完全没学过英语的情况下走进考场看看。这次冒险的尝试为她带来两个收获：一是明白了自己与研究生的差距有多大；二是遇见了今后的丈夫、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我们恰好在同一考场，他是七五级，报考的是经济学专业。」
随后，敬一丹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英语学习中。到一九八三年第三次参加考试时，她的英语成绩终于达到六十六分，得以被母校录取。那年，敬一丹才二十八岁，已和王梓木喜结连理。她的研究生导师是新中国资深的播音艺术家齐越。
研究生阶段完成后，敬一丹留校从教，不久又被派往央视实习，目的是搜集素材用于编撰播音教材。在央视的每一天都对她来说新鲜得很，这样的经验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渴望。「我本来就不是易被激发的人，所以一旦内心涌起真正的热情，我就特别珍视这种状态。我主动去找了系领导，表达了调入央视工作的意愿。」
「干点小事就能碰到个第一次」
采访的前两天，环球人物的记者出席了一场小型座谈会。会场上，敬一丹以轻松的语调描述观众群体的演变：「早年间碰上观众，他们会说『我昨儿看了你们的节目』。再往后，变成了『敬老师，小时候我经常看你的节目』。又过几年，听到的就是『敬老师，我妈挺喜欢看你的』。这近一两年呢，我在大学校园里，年轻人找我拍照，说『我要拿回去给奶奶看看』。」在座的晚辈被她的生动描述逗得笑声不断，她却进一步补充：「我讲这个是想说什么呢？传播环境已经天翻地覆了。庆幸的是，我恰巧赶上了这个转变的全程。」
一九八八年，敬一丹正式入职央视。为了争取更多上镜的机会，她主动加入了新创立的经济频道。她在那儿制作的第一个节目是特别报道《海关堆积物资，无人领取》。「那时还没有『舆论监督』这个词，就叫批判性报道。我写的那组报道，结尾是一篇评论，由赵忠祥播读。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编辑和评论作者的身份，看一个播音员诠释我的作品。」从这个转折点开始，敬一丹的视角从播音员对稿件的理解，转变为编辑记者对现实的直接观察。
如今回望过去，敬一丹总是感慨不已：「并非我们这些人有多大本事，而是赶上了电视发展的初期阶段，周围都是未被开发的领地，稍微补上空白就能获得掌声，稍微有所作为就能创造出『第一』。」
在近三十年的电视从业史中，敬一丹见证了众多「首创时刻」：一九八九年《经济半小时》应运而生，她首次尝试了两位主持人对话串联的表现形式；一九九一年央视首届「三一五」晚会举办，她在现场负责接听观众来电；一九九三年，她创办了央视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冠名的节目《一丹话题》……
「筹备《一丹话题》时，我妈反对说，『你开设节目是可以，但千万别用这个名字。我是从一九五七年走过来的。』那时反右，舆论一片寂静，哪儿有推崇个性的氛围？虽然理解妈妈的忧虑，但正是她的态度让我更加意识到这个举措的意义——至少说明央视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敬一丹庆幸自己身处在一个尊重个性的年代，「直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心变得活跃，社会上开始有了表达的空间，《一丹话题》这样的节目才有了诞生的可能。」应运而生的还有《东方时空》，而《焦点访谈》则是在之后的一九九四年创立的。
《焦点访谈》筹建期间，制片人孙玉胜给敬一丹打来了电话：「咱们要开办一档新栏目，主打舆论监督，在每晚《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档播映，我想到了两个合适的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请你考虑一下。」「央视黄金档」「日播」「舆论监督」这几个关键词对敬一丹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敬一丹主持《焦点访谈》的镜头。（央视新闻）
一九九五年新年，敬一丹加盟了《焦点访谈》。「在此之前，我的电视工作已有五六年。经济类节目有固定的受众，有着稳重的调性，但离新闻前沿还有距离。《焦点访谈》不同，它更贴近那些尖锐的问题。过往，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监督』这种力量的存在，不知道它能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咱们的任务就是推动这种力量的茁壮成长。这档节目给了我一种前沿的感受，仿佛在感受时代的脉动！」她用右手指尖点了点左腕的脉搏，重复向环球人物的记者确认：「你感受到了吧！」
敬一丹记得，初入《焦点访谈》，她制作的几期节目，领导的评价是「过于温和」「缺乏锐意」。在那个《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严肃的批评。「我习惯于选取较为温和的话题、分析现象，对于直接的监督报道我还不够得心应手。」后来，栏目推行了主持人制，敬一丹得以和事件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稍作思考后再发声。渐渐地，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焦点访谈》不是个令人舒适的栏目，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持社会的警觉。这种警觉可以是尖锐的，也可以是深层的隐忧，我大概属于后者吧——虽然不如前者那么犀利，但也不是宽松的。一档栏目，可能既需要尖锐的声音，也需要这样的隐忧。」
身后出现了愈来愈强的「追赶者」
敬一丹即将离开电视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网友不禁叹息：「一个时代终于要谢幕了！」而推动这个时代落幕的，除了年岁增长，还有日益兴盛的网络媒体。
央视演播室与互联网的最初”碰撞”，发生在二〇〇〇年《东方时空》七周年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敬一丹回忆说，当时电视正如日中天，大家对网络的作用一无所知。她和其他主持人坐在一起，现场回答央视网网民提出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个网友在听说我不常上网后评论道『我很遗憾，做新闻的人应该走在最前沿，不接触网络的话就会过时』。多么中肯的提醒，我当时怎么就没往心里去呢！」
在栏目组中，敬一丹自认对网络的接触比较晚。即使曾经和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企业在同一栋办公楼里办公，每日与带眼镜、穿牛仔、背双肩包的理工男擦身而过，她也只是觉得「他们在玩技术，和我的工作无关」。
网络的真正影响力，敬一丹是在被称为微博元年的二〇一〇年之后才感受到的，特别是在二〇一一年「七二三」温州铁路事故发生以后。「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从业者，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什么样的舆论生态？既有碰撞，也有融合，还有嘈杂……那样庞大的信息量，一度让我应接不暇。」她甚至在环球人物的记者面前自我解嘲：「我经常会在微博上待上一小时，然后整个人都乱套了……」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接近六十岁的敬一丹。（澎湃新闻）
从那时起，敬一丹逐渐领悟到，互联网已经不是远处的猛兽，而是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令人无法脱离。「我曾在心底默默期盼，希望它的来临慢一点，让我能扛到退休，不用面对太大的压力。」
然而，新媒体的演进速度超出了敬一丹的预期。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她亲自经历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交锋。「往回看，这也是种『赶上了』。对待新媒体，虽然我有许多不适应之处，但我毕竟见证了它的活力。倘若没有这种『身后有追兵』的感觉，也是挺危险的吧。从前电视人的自我认知一直不错，没有对手、占据主流、排名第一。如今身后出现了追赶者，大家的步调和状态都要改进了。」
环球人物：新媒体时代，主持人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敬一丹：只能说是对我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后，全家守着电视机的时代结束了，年轻人天生地被吸引到新媒体，成为了「触屏一代」。若你不了解他们，就没有前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直接与受众沟通的人，能否察觉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而以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和交流，这才是最关键的挑战。
所以从微博兴盛起来以后，我开始有意地搜集网民对电视的见解，包括批评、指责，乃至各种吐槽。我在直播时就会想，自己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会遭到反对，因此更加审慎，更加留意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环球人物：那么您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敬一丹：不是动力，而是一种判断的依据和表达的警示，让我能选择更符合当代社会心态的表述。比如，我刻意克制自己不去使用「必须」「应当」这类祈使语句，因为它们带有一种俯视的态度。这不单是词汇的改变，更是立场的转换。我认为，《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的影响力，并非来自那些硬朗的措辞，而是来自你所说的内容是否合理有据，是否能让受众感受到你的贴心。
环球人物：但如今的传播竞争格局中，大家可能认为唯有引人注目的内容才能提升成功率。
敬一丹：我所重视的，反倒是自己制作的内容能否经历时光的检验。假如明天你会为今天说出的某句话的不准确、不恰当而感到脸红，那最好不要做那样的选择。我感到庆幸的是，回头看职业生涯，确实没有让我觉得羞愧的内容。那其中包括对户口管理制度、教育体系改革、伦理困窘的讨论，到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〇二三年年底，敬一丹在环球人物年度盛典现场。
环球人物：您对现在的舆论监督环境有什么看法？似乎参与者增多了，难度也在加大。
敬一丹：和早期比起来，已经不是《焦点访谈》独占鳌头的局面。舆论监督的声音遍布各个平台，网络空间尤为生机勃勃，人们广泛而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权力。由于媒体格局的改变，有人会说电视的影响在削弱，其实这是因为传播渠道增多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才造成了人们觉得舆论监督影响力下降的感受。
环球人物：您曾提到，「一个人和一个节目相伴二十年，足够塑造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在《焦点访谈》坚守最久的主持人，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敬一丹：我所讲的生活方式是较为宽泛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职业状态。这种状态很难用精确的措辞来说明，但有一点，我会无意识地让自己与这档节目靠近，比如避免参加过于娱乐化的节目邀约等。在生活中，参加各类社交和公益活动时，在他人眼里，你就代表了《焦点访谈》，因此必须对自己有一定的约束。
环球人物：一个主持人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即使在舞台下也能自我约束？
敬一丹：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只是主持人这一行生活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之下，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放大了，所以更容易成为他人的焦点。
当然，主持人不能只追求专业能力而忽视公众人物的操守。身为公众人物，主持人应该有更高的自律要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将约束转化为一种习惯，这才是真正的自律。
环球人物：五月十一日，您的新著《我遇到你》即将发行。能否分享一下这部著作里最令您印象深刻的篇章？
敬一丹：通过采访了那么多人物，最沉淀在我内心的是一批儿童——留守在村落的、处于城市边缘的、失去双亲的……我多想用「花蕾」来形容他们，但我明白地看到他们更像是路边裂缝里的野草。因此，我用了《草样年华》这一篇章专门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地球是球体，本不应存在边角。虽然记者的天性常常吸引我们朝着热闹和光彩的地方看，但那些隐没在暗处、容易被遗忘的人们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动员职业敏感性的地方。咱们工作的部分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目睹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环球人物：离职之后，您还会继续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吗？
敬一丹：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村学老师，名叫胡大清。在大别山的某处，他每天坐着木盆从水库旁接送学生上学，就这样一个一个、一年一年地为学生们树立榜样。在那个节目的尾声，我说过，「大别山，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又应该为你做什么」？那时，我女儿王尔晴才四岁，还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二十五年后，当她在我的原稿中看到这个故事时，她主动对我说，「我们「美丽中国」的伙伴们来了」。说出这些话时，我女儿已经投身于公益教学组织「美丽中国」两年，成为了一位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能和女儿还有她的小伙伴们一起，接近这些孩子们，从他们以及这些年轻人身上汲取一股力量。他们给予了我的，是一份信念——对未来的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