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腾讯研造的视频游戏《和平精英》电脑版（2019年5月13日）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12月25日破天荒一口气批准上百款新游戏版号，一反上周五(12月22日)释出征求网游新法意见、重创游戏类股价的肃杀气氛。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似在自我“纠错”，以缓和监管趋严的市场认知，但随着多家游戏公司股价持续暴跌，投资人信心恐已难挽回。
上海股市12月25日开盘前，包括《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官媒同步报道，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最新批准的105款国产游戏版号，这是单次审批数量首度破百款，所涵盖的游戏企业范围也更广。
游戏股价暴跌后 中国反向扩大批准网络游戏
《央视新闻》报道称，这是中国官方继12月22日批准的一批进口网络游戏版号后，再次批准国产游戏，此举“有力展示了主管部门积极支持网络游戏发展的鲜明态度”。该文称:“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和广大游戏企业深受鼓舞。”
对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先紧后松、前后不一致的政策走向，不少微博版主议论纷纷，有人解读，这是官方在为三天前释出“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重创腾讯、网易等多家中国游戏巨头的股价后，做出及时而明确的“纠正”，是重大利好。
不过，上海股市周一仍深陷空头气氛，未反映出任何乐观情绪。据《财联社》报道，中国知名网络游戏企业三七娱乐开盘不久就一度跌停，其余如姚记科技、巨人网络、恺英网络和吉比特等多支游戏类股价跌幅也都超过5%。
草拟中的新管理办法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部分条文明列网络游戏不得设定每日登入、首次储值、连续储值等诱导性奖励，另规定所有网络游戏须设定用户的储值限额，也不得于游戏中设置强制对战等，这些都是中国游戏公司赖以促销的运营手段。
中国网游监管新规恐再紧缩的苗头一出，在香港上市的网络游戏龙头腾讯12月22日的股价马上重挫12.34%，市值蒸发3670.5亿港元(477亿美元)，让中国媒体惊呼“一天跌掉小米公司总市值”，而网易的跌幅更高达24.59%，两家企业合计蒸发逾5,000亿港元。港股本周因圣诞节休市两日，12月27日才会再开市。
新规重创游戏股价 分析:负面冲击恐外溢
对于这一波的监管风波，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悲观地表示，一份草案征求稿重创的不只有腾讯跟网易股价，后续冲击恐外溢至整个游戏产业，甚至拖累到中国的内需经济，就连作为其上市股市的香港经济也恐被波及。
许桢分析，以腾讯为首的中国数码技术相关产业，过去10多年来颇受到西方投资圈青睐，由于其增长动力曾一度强劲，只要没有人为干预，前景可期。
但自从2021年底，游戏被批评为年轻人的“精神鸦片”后，便被推上风尖浪口，饱受整改。许桢说，北京“一刀切”式的网游监管措施凸显出中国经济决策者不尊重、也不重视市场规则，动辄道德绑架，任由官方希望展现的社会价值凌驾于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规则之上。
他说，相对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对民企标榜的“不折腾”作风，习近平政府近几年来反复祭出各种紧缩网络游戏监管的新规让投资人心生却步，就算现在看到上百款新游戏被核准上市，投资气氛也难乐观起来，因为每期上市的游戏中，仅有少数几款能在市场上“火起来”，官方靠大量审批无助于打开游戏市场的大鸣大放。
许桢告诉美国之音:“纯粹用强行的、行政的手段，不只是反市场，它其实是跟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行为，不管是从这种泰山压顶式的态度上，还是政策的品质，就会让人觉得，中国的投资跟营商环境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资料照：上海一家视频游戏公司在制作手游《光荣使命》。
地产、教培风暴之后 网游恐再遭“重拳”监管
不仅外商却步，草拟中的网游新规重创股价的景象，让不少网民联想到官方为了整顿地产市场，于2020年8月祭出的“三道红线”，也是导致多家中国房产巨头先后爆雷违约的导火索。
另外，中国官方2021年7月颁布“双减政策”，意在帮中小学生减轻学习负担，但也是一刀切的粗糙手段，一时间导致庞大的教培行业“团灭”。
部分微博网民因此对中国的监管决策抱怨连连，有网民留言批评称:“就在这瞎管吧，整垮了教培、房地产还不够。还是嫌就业率太高、经济太好了啊!”
另有微博网民讽刺写道:“这盛世如你所愿呗，还能咋的。毁灭吧，赶紧的，烦了。”
就连一向以战狼言论著称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2月22日也发文感叹:“股市刚有的一点回暖又被(网游新规)浇了冷水。”
对此，许桢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10年来，对党、政、军的整顿或还称得上有些成效，但在外交或经济领域，这是两个更重视利益权衡跟交换的决策方面，习近平以“整顿”的手法跟思维来应对经济问题，注定整改失败。
在台北的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表示，中共才刚于12月中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定调明年的经济工作是要“先立后破”，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反其道而行，证明中共施政重“控制”、多于对实体经济的关照。
中国监管网游 分析:控制重于经济利益
陈松兴认为，相较于抖音(TikTok)可作为官方大外宣及搜集境外数据的利器，网络游戏产业对中共缺乏类似的功用，反因游戏设计中涉及暴力、甚至意识形态等官方视为禁忌的议题，因此屡遭重拳整顿。
不过，他说，在中国经济疲软之际，尤其“三驾马车”中，出口疲软、投资不振已难提振下，中国经济现在只能高度依赖内需消费，此时若再过度打压国内的游戏产业不仅恐带来经济恶果，就连对年轻人强加禁令“控制”、以免成瘾的美意初衷，都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引发大量民怨。
陈松兴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当前的失业率这么严重，有一些人也许需要用电玩来消耗时间，这样子的话(禁令)也是(一种)剥夺，那么，这些人就不玩电玩之后，是不是要去想到说，我有其他的路径可以更表达我的不满呢?所以，基本上(打电玩)也是一种(社会)安定的可能的力量来源。”
陈松兴分析，中国政府对网络游戏的过度限制，等于也间接阻碍年轻人思考、创新，因为好的网路游戏也可以是吸收新知或甚至促进学习的教育工具，端赖如何设计和消费者的选举。不过，习近平“脱虚向实”的思维过于狭隘，他恐更乐见年轻人去当兵或是农民工，而不愿年轻人休闲游乐。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峯也同意，中国政府对于网络游戏的严格管制，恐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偏好，习近平无疑看重国家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而将网络产业贬为太过虚拟、无法创造实体价值，也不该是中国要走的路。
曾伟峯还说，网络游戏经常出现“抱团打怪”的模式，俨然变成年轻人聚集的虚拟平台，尤其大型游戏公司因掌握大量粉丝玩家的个资，俨然拥有可动员群众的力量，虽然仅限于虚拟网络世界的动员能力，仍恐受中共官方忌惮。因此，他认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周一扩大批准百馀款新游戏，或也可达到分散玩家数的目的，避免玩家过度集中、坐大单一游戏或组织。
曾伟峯告诉美国之音:“一群人可能在某个游戏里面去攻城，结果他们就演化成一个所谓有组织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对中国的政策不满，是不是他们就一起跑去政府门口抗议?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中共一直在严加管控的层面。”
曾伟峯分析，中共限制网游和先前祭出的房企三道红线、教育双减，都旨在强化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但就经济决策而言，上周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尚未完全拍板定案，加上扩大审批游戏版号之举，这反映出后续的决策方向或会依群众的反馈意见而调整，对网络游戏市场的最终冲击，可能还有待观察。
但陈松兴看法较为悲观，他说，中国地产商持续爆雷，中国内需消费数月来也持续疲软的情形下，官方再重拳打击网络消费，势必让人民的消费信心溃堤，因此，他对明年中国经济的展望很难乐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