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的一次公众活动中，斯泰纳姆发言。她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真相首先会激怒你，随后才能给你自由。」Robert Walker/The New York Times
周三，推动当代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纽约家中溘然长逝，年仅92岁。她的一生帮助数百万女性树立自我认同感，也为全球性别平等事业推进了实质性的步伐。
超过五十年的岁月里，她已成为女权运动的代名词，也是这场运动持久生命力的象征。那副棕色飞行镜和齐肩烫卷金发，更是让她成为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女性形象之一。
然而她的成长经历并非革命者的典型想象。幼年期间，她随家人在美国中西部四处奔波，颠沛流离。10岁时父母分道扬镳，照顾精神世界饱受创伤的母亲从此成了她肩上的重担。在进入中学之前，她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尽管如此，她通过自学博古通今，大学毕业时名列前茅，更从骨子里相信每个女性都应当有权去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直到约35岁时，她的女权觉悟才真正被唤醒。那是1969年的一个时刻，以记者身份的她出席了一场集会，在那里，一群女性勇敢地公开讲述自己非法堕胎的亲身经历。
从此，她组织街头游行示威，主持各类提升女性自我认知的座谈会，笔耕不辍地撰文讲演，也投入到各项政治组织的建设中。她创办了援助性侵幸存者的危机热线中心，设立了为遭遇家庭暴力妇女提供避所的安置机构，还共同发起了众多旨在维护女性权利、募集资金的组织。
她和志同道合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大胆创立了一份打破传统的女性刊物。1971年面世的《女士》（Ms.）杂志堪称美国第一份由女性独立创办、拥有及主编的铜版纸出版物，其使命是激发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摧毁潜伏于社会文化深处的性别歧视观念。
「我们才开始行动时，’性骚扰’这个概念都还不存在，」她常这样讲述往事，「那时人们把它叫做日常生活。」
她精力充沛得惊人，即便迈入九十岁，仍在笔耕不止、四处讲演。十多部非虚构著作见证了她的思想轨迹，最新力作《意想不到的人生》（An Unexpected Life）于今年9月面世。
摄于1972年的斯泰纳姆。这一年，《女士》杂志迎来了首次定期化发行。作为美国首份完全出自女性设立、掌控及运营的铜版纸期刊，它开创了先河。Michel Maurou/WWD — Penske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她彻底颠覆了外界对「女权倡导者」的老旧想象——那种认为她们缺乏吸引力、没有幽默感、无人追求的刻板认知。实际上，她的社交圈光鲜亮丽，与众多才华横溢的男性有过感情关系，包括著名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和房地产出版大亨莫特·祖克曼。她甚至将福特基金会那位开创性的掌舵人富兰克林·托马斯称为「此生的至爱」。
然而长期以来，她对婚姻制度保持着深深的怀疑，也没有养育子女。对于这些选择，她始终坦言没有丝毫遗憾。
她坚定不移的人生选择和底线原则引发了无数争议。进步派人士多以敬爱相待（虽有例外），而保守阵营则一贯对她进行妖魔化。
耐人寻味的是，男性掌控的媒体普遍将她捧为女权运动的唯一代言人，这既激怒了运动内部的其他领袖，也让本人最反感等级分化的她感到不适；但那同一批媒体却又用居高自下的论调来边缘化她，把她简化成一个「只凭美貌闻名的反叛者」。
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她，于1960年迁居纽约，投身自由撰稿的事业。初到这座城市求职时，《生活》杂志的某位编辑用一句冷酷的拒绝词挡住了她的去路：「我们要的是记者，不是花瓶。」
1963年，她为《秀》杂志撰写的一篇名为《兔女郎的故事》（A Bunny’s Tale）的锐利调查报道为她赢得了名气。那次，她穿着束身衣卧底潜入纽约花花公子俱乐部，以服务员身份亲历了这个男性乐园的一切。报道通过细致的笔触揭露了这些女性在工作中遭受的羞辱与压榨，得到广泛好评。然而她后来一度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有人拿这篇文章来攻击她，指责她肤浅轻佻。
到了1968年，她已跻身《纽约》杂志的创始人之列。通过月度政治评论专栏《城市政治》（The City Politic）的笔杆子，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撰写评论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将她引向政治参与。她与农场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塞萨尔·查韦斯同台游行（虽然后来曝光他曾有不当行为）。她也出任过黑人女性主义者安吉拉·戴维斯的法律援助基金财务负责人，当时戴维斯因谋杀罪被控而后被判无罪。1969年，她还投身于推动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的活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就在这一年，她有幸旁听了格林威治村那个秘密圈子里女性关于非法堕胎的对话，深深被触动。看到这些女人被以罪犯对待，她心中燃起怒火。其实她自己曾在1957年于英国悄悄进行过堕胎手术。经历与见闻叠加，她挥笔写出了第一篇公然宣扬女性主义的论文：《黑人权力之后，女性解放》（After Black Power, Women’s Liberation）。
她的这篇论文刊载之际，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掀起的《女性的奥秘》正在推波助澜，女权运动的声势愈加高涨。
1971年，一支阵容强大的女性主义队伍——弗里丹、斯泰纳姆、众议员贝拉·阿布祖格及雪莉·奇泽姆，还有资深共和党活跃人士吉尔·拉克尔绍斯——携手成立了全国女性政治核心小组，其目标指向《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和更多女性进入公职。
1971年末，《女士》杂志首次亮相，初期以《纽约》杂志特刊增刊的身份推出，这离不开编者克莱·费尔克的鼎力支持。到了1972年初，借由他再度的帮扶，这本杂志迎来了独立发行的完整版。
许多文学界大腕被吸引到这份刊物，如艾丽斯·沃克、艾德里安娜·里奇、托妮·莫里森和薇薇安·戈尼克等笔杆子。其笔触触及的话题范围很广：女性间的团结、跨越性别的育儿理念、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以及生育休假权。它甚至建立了一套评估体系，根据政界人士在女性议题上的主张给他们打分。
有段时期，《Ms.》确实风头正劲。但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壮大，内部也逐渐出现分裂，遭遇社会的强烈反弹。杂志编辑部内同样弥漫着不合之声。一批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开始指责它过于温和，缺乏真正的包容性。
格洛丽亚·玛丽·斯泰纳姆在1934年3月25日呱呱坠地于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父亲叫利奥·斯泰纳姆，母亲是露丝·努内维勒。她深爱的父亲是个游走于各地的古董收藏商，满心理想却囊中羞涩。
每逢夏季，全家就在密歇根州南部的村镇扎营，秋日来临则拖着房车奔向更温暖的天地。小时候的她因此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直到小学高年级才有机会连贯地待在一所学校整整一学年。她后来回忆说，识字是从高速公路上的指路牌开始的，之后则沉浸在书籍的海洋里。
母亲曾担任《托莱多刀锋报》的早期女性新闻工作者之一。但她在生下格洛丽亚之前就已经历过精神危机，后来染上了镇定剂的依赖症，还曾在康复院度过了两年时光。
10岁左右，父母的婚姻告终，年长的苏珊娜远赴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深造。格洛丽亚则与母亲迁入了东托莱多一座老旧的村舍——那是母亲年轻时住过的地方。从此，照顾母亲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重心。
她就这样侍候母亲达七年之久，直至高三那一年才得以解脱。那年，母女俩将房产售出，所得款项成为格洛丽亚的大学学费。她的高中最后一年在华盛顿特区与姐姐共同度过，而母亲则前往加州，由前夫照看。
步姐姐的后尘，她也入读史密斯学院，专攻政治学。1956年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还被纳入久负盛名的斐陶斐荣誉学会。
大学最后一年，她本来计划与交往多年的恋人步入婚姻殿堂，但后来却改了主意。她悄悄地将戒指放回未婚夫的枕下，随后在1957年初前往了印度。
赴印旅途中，她在伦敦办理签证期间才发现身怀有孕。她最后决定中止了这段妊娠。
彼时印度刚摆脱殖民统治不足十年，她为圣雄甘地留下的政治遗产所吸引，决意前往。获得切斯特·鲍尔斯亚洲奖学金的她原本计划深造，却不久便弃学而去。她着上纱丽，与甘地运动的拥护者们漫步于印度南方，在这段旅程中学到了基层组织、座谈对话的奥秘。
美国之行重启后，她在剑桥待了一年，在一家教育基金会担任执行主任一职。该非营利机构的使命是甄选美国学生、给予政府资助，让他们远赴欧洲参加共产党主办的青年盛会。后来《壁垒》揭露了该基金会与中情局的资金勾连，她也因此遭左翼阵营炮轰。对此，她不以为然。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申明中情局从未向她下过指令，她也没向对方汇报过什么。
1960年，她移居纽约，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开启职业生涯。当时的新闻界对女性笔杆子并不看重；她渴望报道政治动向，却总被分配娱乐八卦和时装话题。
但她的创作能力不容小觑。作品见于《时尚》、《大都会》、《君子》、《家庭圈》及《生活》等诸多刊物，还曾以特约编辑的身份服务过《魅力》和《纽约》杂志。
在此期间，她在纽约那个精英荟萃的沙龙里如履平地，也与一众权势男性有过一段段感情。
到了2000年，她总算搁置了对婚姻的长期抗拒，与戴维·贝尔走入了婚堂。贝尔系南非籍社运人士、男星克里斯蒂安·贝尔之父。那时她已66岁高龄。最初她否认这桩婚事与贝尔需要绿卡有关，但许多年后终于坦诚了真相。这段婚姻仅维系了三年，2003年贝尔因脑淋巴瘤谢世，卒年62。
她自己也同样与癌症（乳腺癌）进行过多次交手。初次确诊于1986年之后，她长期被劳累与抑郁笼罩，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协助。随之而来的是耗时多年的著述《内在革命：关于自尊的思考》（Revolution From Within: A Book of Self Esteem）。
这是她首度如此坦白、深刻地进行自我审视，却引起了不少女权主义者的不快。她们认为，过度沉溺于内省让她淡出了那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运动。
失望之举远不止此。她多年来的挺克林顿立场引发了政治尴尬。1998年，她在《纽约时报》的评论版撰文为比尔·克林顿总统开脱，对多项性骚扰指控进行了辩驳，声称他的举动并非出于骚扰或强制。
2016年民主党初选时刻，她再度惹怒众人。电视访谈中，她解释年轻女性转向伯尼·桑德斯而非希拉里·克林顿的原因是因为「年轻时，你的想法就是：’男孩在哪儿？男孩都支持伯尼。’」不久后她承认言辞不当并致歉。
左起：1971年间，斯泰纳姆与众议员贝拉·阿布祖格及雪莉·奇泽姆，还有贝蒂·弗里丹合影。四人共同发起了全国女性政治核心小组，致力于扩大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Charles Gorry/Associated Press
她的大半人生都投身于笔杆子事业。1983年的《越轨之举与日常反抗》（Outrageous Acts and Everyday Rebellions）是其畅销著作之一，也是她的首部文论集。另有1986年面世的《玛丽莲：诺玛·简》（Marilyn: Norma Jean），这部传记对好莱坞传奇人物满怀悲悯，还有2006年的《六十与七十岁的生活》（Doing Sixty and Seventy），书中探讨了女性与衰老的课题。
活着的至亲唯余她所说的「拣选的家人」——一众知心好友。亲生母亲在1981年永别人世，姐姐苏珊娜·斯泰纳姆·帕奇也于2007年辞世。
《女士》杂志在1989年迎来发行量高峰，一度坐拥54万份订户，却始终财务吃紧。仅仅十年不到，订户数跌至20万，主事者甚至扬言要停刊。
她联合一支风投与企业家团队创办了妇女独立媒体公司，以300万美元收回了《女士》杂志。2001年，女性多数基金会接手，确保刊物得以延续。如今，它已演变为季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