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8日，北京。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志愿者正在下电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5所高校的1400名志愿者提供着咨询、翻译、媒体、交通等各类服务。（图/曲俊燕/中青报）
如今的大学，俨然成了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跑道——学位门槛不断上升，名次排序日渐成为重要参照，年轻人被催促着提前寻得所谓「最优方案」。
为高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踏入校园后的获得感形成落差。校园内呈现的是课堂的沉寂、管理的僵化、人际关系的疏离。经历过高考的独木桥后，学生是否真的获得了与竞争强度相当的成长？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看来，当下大学的真实问题远非「内卷」或「文凭缩水」那般简单，症结在于缺少了成长本身应有的过程感，以及人与人之间业已丧失的信任基础。
大学本该为年轻人创造一段宝贵的试错与探索期间，让他们通过与师长、同辈、世界的互动，逐步建构自己的生命图景，被某个事物深深吸引。但当教育沦为评价和排名的工具，学生陷入迷茫：什么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让我们与刘云杉探讨这些「大学之问」。
大学之变：本该如同人生的「冒险之旅」
《新周刊》：从你的观察来看，近年大学经历了哪些主要转变？
刘云杉：要理解当代大学的处境，必须将其放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中审视。昔日大学如同高耸的象牙塔，超越社会、凌驾其上，带有浓烈的精英气质。牛津、剑桥等校选址偏远，正是为了让为数不多的优秀学生在闲雅的沉思中与伟大心灵相遇，完成人格的蜕变。那个年代的学位更是身份的象征。
后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纷纷融入社会，化身为服务经济与民生的「加油站」。中国高校尤其突出这一特征——建国后，新中国高等教育奠定了国家的工业体系，以北京学院路的八所知名院校为典范，师范大学归属教育部，农业大学对接农业部，工程院校配合工业部门，招生与培养皆采「订单模式」：国家需要什么人才，大学就「按需输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校入学门槛很高，录取者都经层层选拔，竞争力强劲。1999年高校扩张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膨胀，完成了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遍的快速转身。那时，接受高等教育曾是一场获利丰厚的投资——可能赢得更优越的机遇。如今它变成了防守性的措施，甚至成了必需品：没有这张文凭，连参赛资格都无。这一转变伴随了十多年的「文凭竞赛升级」。教育研究者杨东平曾用「剧院效应」来刻画这种竞争的内在逻辑：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看戏后，其他人为了不被遮挡，也被迫起身，最终每个人都站着，却谁都没看得更清楚。
扩招带来的另一面，除却文凭价值缩水外，还有学科专业性的削弱。举例来说，某位经济学家曾与我辩论，如果没有扩招，他可能上不了武汉大学。但问题症结在于，襄阳师专当年拥有扎实的教师培养体系，毕业生能直接胜任小学或中学教职，职业前景确定。扩招之后，院校趋同化，但专业性却被蚀去，连「如何做一名优秀教师」这类基础能力都成了难题。
再加上大学排行榜和市场化的推波助澜，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从前，中国有众多卓越高校，清华、北大并非如今的「独一无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集中投入重点高校，加剧了校际分化。从「211」「985」到「双一流」，高校的身份、学科和资源逐步纳入明确的等级体系。与此同时，民间创造的「清北率」等指标，又把这一等级制度转化为大众熟悉的竞争语言。
排名制度与教育商业化合力作用，大学的象征性价值被无限放大。过去，文凭真能换来稳定体面的前景，但在这场「文凭竞赛」里，众人转向猎取最稀缺的凭证，比如「清北」学位。所有人都开始奔向这个因稀缺而昂贵的方向冲刺。这套逻辑也驱使人们不断向上攀升——本科后读硕士，硕士后读博士，试图借更高的学历重新洗牌。
可就算一个人拿到了「清北」的博士学位，仍有人追问：你的第一学历如何？如果本科出身普通院校，在求职市场上依然会遭质疑。这说明，如今被重视的已非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在18岁那年，在同龄人中的排名——你的可展示性竞争力。
《新周刊》：大学现在能提供给一个人的，与他入学前的期待间，最大的鸿沟是什么？
刘云杉：大学理应是人生中一段极难重来的「探险时光」——你有机会犯错，可以漫游，可以反复思辨与自我否定，最终找到属于你的方向——那件你既想做又能做好的事情。有人会说，为何一定在大学完成？去大理、丽江游历两年不也是探索吗？差异在于，大学里有同龄伙伴与师长的陪伴。从根本上讲，教育是为了打开生活的新维度，让人心生向往，展现人生路的无穷可能，树立为人处事的范例。
大学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提供这些范例——经典著作存在的价值不在死记硬背，而在打开你的心扉，让远方的思想变成心头亲近的伴侣。我喜欢一位人文学科学生的表述：「我们不是在挖掘知识考古，而是在寻根问祖，寻找前世的自己。」你会发现自己与某个人是同类，或是其精神上的后继者。这是大学应该拓展的胸襟——让眼睛闪闪发光，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琐碎。
2026年6月5日，北京。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们在颐和园里留下青春的身影。（图/CFP）
大学之失：失落的成长时序与共同体信心
《新周刊》：菲尔兹奖获得者王虹在分享求学经历时用的「discouraged」一词引发广泛共鸣。许多学生在这个词上找到了共识——他们既非「清北」出身，也不自视为天才。你如何看待这类感受？
刘云杉：当下教育中弥漫着成功学的味道，人们期待成长是一条摩擦力为零的直线。但年轻人的成长必然伴随阻力——没有阻力就无法认知自我，惟有困难才能激发生命力。固然，挑战若超越当下能力就会引发沮丧；但当能力逐步增长，与难度相配，心流体验方才出现。若能力过剩而挑战不足，人反倒觉得无趣。一个优良的教育生态，需要保有足够的宽松度，允许反复试错，直到找到能力与热情交融之处，找到挑战与成长的共鸣频率。王虹或许在北大不是顶尖，经历过失落，但她的独立思维始终闪闪发亮。一个少年若一路坦途，无碍无阻，那是幻觉。只要一个人心有所属，甘愿沉入其中，纵然暂时无法成功，也已站在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这并非坦途，但她坚持下来了。
真正的困境，在于我们弄丢了教育中的「过程性」。格非讲过一个比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乡间漫步，前方无路，只有溪水拦路。他看见有人踩着木棍跳过，也就摸索着过去了。那时人们不会整日纠结方向，迈步即行，路在脚下铺展；翻过一山想再爬高，每日都有新鲜感——这就是成长的时序性。但如今有了GPS和明确的规则，人脑子里整天算计「我的赛道是不是最优」，生怕选错了。一旦相信人生有最优解，就会拼死复制他人的足迹。可这样的成长失去了生命力。路修得越平、规则越细，人反而陷入困顿，因为生活不是只有标准答案的考卷。
「迷茫」其实是宝贵的生命状态。正因迷茫，人才保持好奇，才对世界心存热情。但许多舆论背后，人们信奉的是成功学与最优化思维。若拿到一手「瑕疵」的牌、「弯曲」的路，这再自然不过，却没有人有耐心绕路，急着想走捷径。可大家都想抄近路，反而没有捷径可走，因为别人开辟的路，你无法直接复制。
当人人都在权衡与甄选，真正关键的不是「选择」，而是「认命」——领受命运的招引，先觉察到自己被某事抓住了，是被动的被选中。王虹选择了数学吗？与其说她主动选数学，不如说数学选中了她。这种「被抓住」是相互的认可与呵护。茨威格讲过类似的话，意思是人必须在某种不朽的事业中寻得庇护。一个人的际遇与幸福，或许就取决于年少时，恰有一样东西明确地拽住了他，让他全身心投入，视之为生命的神圣。而当代许多年轻人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不安、摇摆、精于算计，什么都抓不住，终日焦躁。
《新周刊》：有人叹「教授不好好讲课」，也有人批大学生「太沉默」。课堂怎么了？
刘云杉：有记者曾告诉我，一些学生的状态是「课课听，课课逃」的反面——既不听也不逃。问为何不逃，学生说，连逃的念想都没有。这让我想到西方文学的一个经典形象——巴托比，他的禅言是「我宁可不」——不是满心想做点什么，而是对什么都无感。这说明此人已被彻底卡死。
当下教育容易让学生困在无形网络里，这网是词语编织的。词语诚然重要，但必须化为实际工具，变成认知的地形图。若不去走路，光看地图何益？词语像是从谷物蒸馏的酒，但人终究要吃粮食，不能光靠饮酒生活。许多学生如今活得像「无土植物」——根不扎地里，而是悬在营养液中。根本问题，是他们与真实世界的纽带已被割断。
这背后还有更深层因素，即师生关系本身的蜕变。大学教学被嵌入一套运行顺畅的问责体制，既像技艺表演与看客，又承受各种KPI压力；加之网络构筑了信息的茧房。教师原该是范例、方法论、见识、品味的活生生体现，应让学生因亲近这个人，对学科产生渴慕。可如今教师越来越难吸引学生，也难以真正庇佑他们，那么，大学如何重建一个安全、温暖、彼此信任的精神共同体？
前瞻：重新定义「聪慧」与「资源」
《新周刊》：你对大学教育的前景如何展望？
刘云杉：我很推崇杜威关于「聪慧」的阐述：它不是名词，更像副词。「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的从来不是某人天生比人聪敏，而是每个人都有值得投身、值得献身的事业。聪慧，是指当你专注一事时，能全力以赴、克难制胜，把内在潜能逐步激发的那种状态。我很欣赏「手搓」这个说法。当你用手塑造某物时，事情不再是外在的，你的热血、品味、掌心的温度都融了进去。融合之后，这件事才成了「你的事」。人生就是由一件件具体之事组成的：动手实践，视野不断打开；一件接一件地做，事就和你结成情感，变成属己的事，生命就是连贯的事业——人生的广度，不就这样被拓展的吗？
过去我们常说学生日渐原子化、陌生化，同专业、同宿舍的同学交流减少。但近两年我也看到了另一面：学生在重建自己的支持网络，不再完全遵循学校的安排。专业被规定，宿舍被安排，但他们的热诚却在自主去做真正热爱的事——在这些活动里，他们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开办社团和俱乐部，自主定义爱好，像读书沙龙、影评工作坊、跑步队、推理小说社等。具体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足够多元、有区别，足以激发真实的参与。
这背后是大学职能的一次转向：从培养「人力资本」转向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大学与具体职业的对应关系越来越松散，通识教育日益凸显。但「通识」究竟是什么？我的理解绝非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肤浅的知识杂烩。「通」指向一个人的状态——通晓、贯通——此人应该活力四射、朝气蓬勃。我习惯用一句话总结：眼中有光芒，手中有事业，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温暖。
《新周刊》：大学如何应对AI时代的挑战？
刘云杉：要培养的是机器无法取代的人，人必须成为执行者与创造者。关键在于重新理解「资源」这一概念，尤其是人的潜能与人心这类资源。不是名师、名校才能造就优质条件，恰恰相反，普通学校的普通学生，更需要发现自己的热爱所在。教育中最珍贵的资源，是人身上的那份生气与活力。所以教育空间必须多元、容错、尊重差异——真正卓越的人不会齐步走，而是各具特色，更显「执拗」。杰出人才常自成集群，具有自组织的力量，一个人动起来了，身旁的人看到了，也会自己开始行动。资源从不是「等靠要」来的，你走到溪边，随手捡根竹竿就能跳过——这根竹竿本是寻常物件，你把它变成了工具；反复这样跨越，这条路径本身也变成了新的资源。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有数条横竖都能通行的立交桥，而非只有一条朝上的跑道。
这些年我一直反驳流行的「自主学习」说法——那种被包装为目标导向、不断自省自监的自主学习，归根结底是一套行为主义的操作模式：制定清晰规则，按指标运作；所谓反思，无非是对标准、对他人的反复审视。结果是所有人越来越一致，彼此厌烦。这条路，正在被AI真正终结。AI出现后，许多可规则化的套路化工作正在消退，这反而凸显了一个人的独特性——你的具身体验，你真正的热情之源。
这也涉及大学教育如何直面「后工作时代」的考验。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它愈发呼唤一个人的终身学习。而持续学习靠的是一个人的驱动力、他的所乐所好、在实践中养成的习惯，以及他与世界建立的真实纽带——属于他自己的、独有的、与事物相互牵引的关联。
《新周刊》：学生毕业后，企业招聘时还是看重经济效益与效率等传统价值。若走不寻常之路，会否陷入困境？
刘云杉：我理解这份担忧。从社会维度看，我们确实需要兜底保障。在「后工作社会」的探讨中，基本收入、公共福利等观念被屡屡提及，这是社会应该前行的方向。只有贫富差距缩小，一个人才敢追求真正想做的事。什么样的企业选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企业的性质。若是科层机构，自然更看重身份和位置；但若未来越来越多机会变得扁平、灵活，一个人凭特长办「一人事业」，也未必不是选择，前提是这件事能被看见。要让企业与社会看到并尊重这种难以量化的能力，关键是每个人都学会去发掘、去指认自己能达成的成就。
这一代人面对的挑战，从某个角度讲，比前代更为复杂，因为他们不在既定的赛道上，而是在湍急的水流里。昔日人生更像一张清晰的表格，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界限明确，20岁时大致能看清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样或缺乏变化，但确定无疑。而今完全不同，生活更像多个旋律同时演奏，如五根手指齐弹。但这也意味着你可能突然被一件事、一个人「抓住」，生命就获得了新的可能。至于会不会困顿无援？我认为，行动就会开路。真正让人无路可走的，恰恰是那种永远在算计「有没有完美方案」的心态——拿牌就开始和人比对，这才是最消耗人的。
我们需要重建一份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当下的状态，也相信命运本身。一个人在大学时期，应该多多观察、体察自己的处境，拥抱自己的命运与际遇，而非整日惶恐「明天会不会跌落」。你本来就在路上，脚下有劲，能跌到哪里去？许多苦痛，其实是念想出来的。
我常说一句话：「后退半步，胸前一尺。」胸前一尺，是指从自己最近、最能做的事开始，一旦动手，就在松动局面。后退半步，是指别在原地停滞，别把自己逼入死胡同，别让矛盾越拧越紧。社会不会因为你在等待，就自动改变——总得有人先迈出脚步，先去创造，他人才会看见、才会跟随。
所以，别再把大学的困题简化为纯粹的学历竞争，也别轻率地把时下问题笼统地说成内卷。今天更该追问的是，怎样重建信任——重新信赖自己，重新相信他人，重新信任这个社会依然值得我们投入。
2025年4月15日，四川成都。四川旅游学院的厨房内，学生们在灶火边忙碌，精准还原几道四川的标志性菜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