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视频言论在网络引起关注，其中她表示灵活就业本身具有福利性质。
初闻此言令人啼笑皆非——高堂之上的教授，却说出了同样脱离现实的话语。随即而来的，却是深深的苦涩感——当超过2亿名灵活就业者被定义为「福利享受者」时，他们的生存困境又有谁真正看见？
让我们来看看张教授的原话。在财经栏目《聊一波》中，她在讨论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时发表了以下观点：
「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才是有保障的，而非正规就业或零工被视为缺乏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灵活就业本身恰恰是一种福利。为什么？因为它提供了灵活性，不像我们要朝九晚五那样受约束。虽然正规工作提供五险一金等良好的社保待遇，但这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相反，灵活就业的从业者追求的就是灵活度、自主度，以及最大限度地自我管理时间的权利。但对应地，他们的社保保障必然会相对较弱——毕竟，既然是自己管理自己，为什么需要单位或政府为其缴纳社保呢？而固定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所以政府和用人单位才需要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因此，我们不应将灵活就业看作一无所有，它的优势就在于灵活本身。」
那么，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庞大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灵活就业人口数量达到2.4亿。进入2026年的当下，相关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已突破3亿大关。
那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其社会保障状况又如何呢？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姚卓匀指出，灵活就业人员在职工保险方面面临多重困境：缴费负担沉重、保障覆盖不足、服务支撑不力。为此她提议建立多元承担模式，构建差异化的保障体制。
这一建议的现实基础在于，在灵活就业人群中，仅有7057万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6615.9万人参加医疗保险。
这意味着什么？在这3亿人的队伍里，拥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占比甚至不到三分之一，更不用说一半。大多数人依然游离于保障网络之外。
这个灵活就业的大家族中，核心成员是什么？是那些在网络平台生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直播销售者等，业界将其归类为「新就业形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独立运营的个体工商户、自主创业者和自由职业人士。
众人皆知，那些依附于平台并靠算力计费的司机、速递员、配送员，其实是当代最缺乏自由度的劳动者。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在平台算法的监测和掌控之下。日复一日，他们奔波于平台规则的约束中，无法喘息。人们之所以将这三种职业合称为「中年失业救命稻草」，正因为它们通常是被迫而非主动的选择。
亿万计的劳动力虽然冠以「灵活」之名，但其工作本质并不灵活。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灵活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的、是困境中的唯一出路。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将其灵活就业定义为福利，这讲得通吗？
倘若张教授先去跑一个月的网约车，再送一个月的外卖，最后干一个月的快递，然后再来讨论这份「福利」，也许她会更接近真实。
从劳动经济学的框架来看，张教授的观点也许自圆其说，可对那些正在灵活就业的泥潭中挣扎的人而言，这种「福利」的定义，无异于「粗暴地撕开他们已趋麻木的伤口，让其再度血流成河，然后以冷漠的语调优雅地撒下盐粒。」
这是何等的无情啊。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浮现：若把这份「福利」转赠给张教授本人，她会欣然接受吗？
若学术竟能如此冷酷，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厄视而不见，那这样的学术知识，我们宁可放弃。
审视张教授的学术背景，令人惊讶的是，她竟是一位深入研究底层劳动群体的学者。
北大官网的资料显示，张教授除具有「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等身份外，还担任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以及「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她的学术专注领域包括「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福利与保障、社会结构变迁对人类行为的冲击、灵活就业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等议题」。
她发表过诸如《最低工资政策对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的影响》《农民工违法犯罪行为的诱因分析》《市场化进程中的性别薪酬不平等》等学术论文。主持研究的项目则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健康状况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量化评估数据》（23万元）、《乡村治理体系、留守儿童现象及其社会效应研究》（18万元）、《城市流入人口与犯罪关联性研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共同支持）、《迁移地居住时间、社交网络与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关联研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等多项。
显然，张教授并不是一位与底层劳动群体脱节的研究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即便是这样的学者，也能脱口而出如此离地三尺的论断呢？
放眼全国数十万的教授队伍，虽然他们获得了海量的科研经费，但客观事实却是，真正为底层民众疾呼的寥寥无几。
试问各位，上一次听闻大学教授为普通民众的困境而发声，是何时的事呢？
那个时刻已是遥遥在前，对吧？这与他们人数众多、待遇优厚、福利丰富的现状，真的相称吗？
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此：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因为过度的精致利己主义而显得冷漠无情。
相比之下，张教授在其中还算「突出」的，她至少展现出了潜心研究基层劳动者的诚意。
更多教授甚至懒得做做样子。他们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寻常百姓的悲喜哀乐已隔着千般距离。他们的同情心被磨耗至最低点。最可怕的是，一旦公共政策决策建立在这类人的「学术成果」之上，后果将是多么令人恐怖的景象。
在此结语，我们也应感谢张教授的惊人之语，它将「自由度与保障」这一深刻课题推向了公众讨论的舞台。然而，我们需要深思的关键问题是：自由与保障之间，难道真的只能非此即彼吗？
理想的社会图景不应是将「灵活」粉饰成「福利」，而应通过补齐制度缺陷、推动陈旧保障体系与新经济形态接轨，将所有劳动者——无论是在平台生态中艰难求生的数千万乃至数亿人，还是那些遍布民间的自主创业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障的大伞下，确保每位劳动者既能获得劳动尊严，也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何故一个劳动者不可同时拥有自由度与安全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