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非贸易往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动力远航到这片既蕴含机遇又充斥贫困的非洲大陆。无论从事基建、经营商业或矿产开采，他们通常会在当地停留多年。
在这些漫漫驻外的岁月中，部分男性难以克服长期孤寂，与当地女性建立感情关系、共同居住，甚至生育子女。然而当项目竣工、生意告一段落或签证有效期满，他们便登机返国，回到熟悉的生活圈子，那些曾在异国发生的感情纽带也随之崩塌。
离别时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人赠予孩子母亲一笔金钱作为补偿；有人仅留下一个转眼即成废号的电话；还有人甚至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名。这些男性可以将这段记忆封存于遥远的他乡，但被留下的女性与孩子则需在贫苦、闲言碎语和无穷尽的生活困顿中持续挣扎。
今年三十有八的林宇是一家东非中资机构的后勤主管。任职期间，他多次目睹了这样的孩童——他们拥有本地人的肤色与卷发，眼眸间却流露出明显的东亚血统特征。这些孩子有的生活在采矿区或贫民聚居地，许多自诞生那刻起便未见过生父，脑海中唯一的认知就是——那个消失的男人来自中国。
随着年岁增长，他们开始提出那个最扎心的问题：父亲是谁？他现在何处？为什么再也没有回来？
从2023年开始，林宇利用业余时间与本地华人协作，为这些孩子提供生活保障，同时开展寻找失散生父的工作。
他逐渐明白了一个现实：跨越万里距离找到一个人已非易事，但要让此人正视并承担自己的作为所产生的后果，更是难之又难。
以下节选自林宇的口述整理。
我就是林宇，而今已年过三十八。
2009年开启了我与非洲相关项目的接触，之后在一家东非中资公司担任海外派驻后勤主管，在这片时而荒凉时而生机盎然的大陆扎根了多年。
这期间，一批批中国人登陆非洲。随队伍修建道路、兴建厂房的有，在当地开办餐饮生意、从事商业贸易的有，也不乏听闻此地遍布致富机遇、一头扎进矿区捞金的人。在众人的想象中，非洲既陌生又遥远，但同时代表着国内难得的财富机会。只要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取更丰厚的报酬，进而改写自己与家人的命运。
非洲贫民窟
抵达这块大陆的人员多为男性。不少人背弃家乡，每年甚至数年才有机会回家一趟，日常生活基本在施工现场和宿舍间循环。绝大多数人一心扑在赚钱上，期待项目封闭、携带储蓄回国。不过也有少数人承受不了长期独处的折磨，转而与当地女性建立亲密关系，某些还生下了孩子。
虽然本质上我对这类无法自制、缺乏责任心的做法十分鄙视，但如果没有妨碍工作，我向来不去打听他人的隐私。大伙儿都是出来谋生计的，我的处世哲学一直是「多管闲事不如适度冷漠」。
这种状况直到某个下午在乌干达中部一处水电工程场地旁出现转机。
那一天，我去察看一片三年前遗留的建筑物资。刚靠近满是锈蚀的铁门，突然感觉裤脚被一只枯瘦的小手紧紧抓住。
我低下身体，看清了来人——一个岁数不大的小男孩。
他顶着本地小孩特有的细卷发，但那略显温和圆润的面部线条与微黄的肤色，无不在标记着他体内另一段的亚洲血脉。他的四肢如皮包骨般瘦削，腹部却鼓胀得异常，长期待在此地的人都知道，这是严重缺乏营养的结果。
男孩没有向我索要食物。他艰难地呼吸着，颤抖着将两只手高举，递来一顶发黄泛旧的安全帽。帽檐磨蚀得触目惊心，内侧塑胶调节环上，用黑色水笔潦草地刻下三个汉字：「赵XX」。
他抬起头，用澄澈的眸子凝视我。干燥开裂的嘴唇颤抖着，用生硬的汉语一字一顿问道：「你认得我爸爸吗？」
那一刹那，周遭震耳欲聋的虫鸣声似乎消隐了。也许因为自己也有儿女，看着他，我感到心脏被什么东西重重捶了一拳。
工地同事老李推开铁门迎了出来，习惯性地递给孩子一块面包。孩子接过去，却没有离开，手上依然握紧那顶旧安全帽。
这位四十来岁的河南籍同乡深深叹了声气，压低了嗓门向我讲述起这小男孩的故事：「林经理，别管他了，听说是两年前撤营的工程队丢下的混血儿，具体是谁的孩子说不清，女的根本没办法养，就把孩子丢在咱们工地门口了。」
男孩还太幼小，靠邻近工人时不时施舍的面包块和残菜活着。他日日守在铁门口，只要瞥见任何一张亚洲面孔的人，就会冲上去提同一个疑问：「你认得我爸爸吗？」
那个夜晚，我彻夜没睡着。
随手拍下的中非混血小女孩
在过往，我见过同事抱着自己在当地生的孩子来工地嬉耍。成年人逗一逗小孩，塞几块糖果，众人一阵欢笑，可从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假如工程终止、父亲远去，这些孩子的出路在哪？
现实却是冷酷的——男人们撤离得干脆利落，连回头看一眼都舍不得。被留在此地的母亲和孩子，面对当地无情的生存法则，连活下去都难如登天。
后来，一次工作协调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名叫阿米娜的女性。
五年前，阿米娜还未成年时在超市做清洁工，那时她遇到了一名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中国管道技术员。此人吹嘘自己是大商人，在国内有房产和豪车。他声称工程完工后就回国办理签证，随后再来接她去中国定居。
阿米娜选择相信了。
项目完成后，男人随队伍消失了，从此音讯全无。他留给阿米娜的那个号码也很快就停了。
男人走后，阿米娜发觉自己怀孕了。在这个社会里，未婚怀孕是种羞辱，而孩子的生父是个已经消失的外国籍男子，这让她成为邻里的笑柄和谴责对象。
为了生养孩子，她离开家乡，最后流转到一片偏远的矿区，通过整理矿物废料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
大象在垃圾山上翻找食物
初次踏入阿米娜住处时，她正蜷缩在一张发黑的旧床垫上剧烈咳嗽。
四周的天花板和墙体由废旧铁皮拼凑而成，白昼时闷热如蒸笼，一到夜间，冷风便从缝隙灌入。长年吸入矿尘，她的体质恶化得很快。
她抓着我的衣服一角，指向门外玩泥的儿子，用微弱的嗓音说：「林，死我不怕。但我若死了，他会被人活活打死。你们这些外国人总爱欺骗咱们这里的女人，你们怎么这么坏？」
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我当然明白，并非所有来这儿工作的人都这样。然而目睹了阿米娜的遭遇后，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正是从这一时刻起，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萌发——我想帮这些孩子找到他们的父亲。
经由介绍，我接触到了一个由本地华商、工程人士和翻译自发组织的互帮互助群体。
它没有正规办公场所，主要通过微信保持沟通。最初参与援助工作的是内罗毕一家中餐厅的东北籍业主。眼看着部分妇女和孩子在垃圾堆里觅食，她从不忍心，每个清晨都会把餐厅剩饭打包进纸箱，遇到一户就送几个馄饨。
慢慢地，几位在当地经营超市的华人商户参与进来。紧接着，若干中资机构里的工程师、语言翻译，甚至中国对非医疗援助队的卫生工作者也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他们或捐献款物，或出力流汗。
林宇放假时在某小学参观
「我们不懂宏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理论。」组织中的引领者之一是一位在非洲干了十年金属制品批发生意的华商丁先生，他这样对我说：「咱中国人在这儿铺就了最漂亮的道路、架起了最高的桥梁，咱们赚的是堂堂正正的钱！少数人因为管不住欲望、犯了浑，拔腿就跑了，他们不要脸，但咱们这些留在这儿的中国人，得维护中国的形象。」
我则根据那些非洲母亲保留的旧相片、过期电话、职务证件和项目信息，尽力追踪那些早已失去联系的父亲。
那个时候我天真地想，只要把人找出来，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后来才明白，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父亲的远去，无法让时光停滞。
那些初生时一无所知的孩子，伴随发展进程会逐步发觉自己与同龄人的外貌差异，进而开始追问父亲的身份和去向。他们也会慢慢认识到，那个从未现身的人，永远不会归来。
在安哥拉都市罗安达的低收入社区，我相识了一个叫卡洛斯的男孩。
卡洛斯大约在2013年前后降生。那时安哥拉战后重建仍在推进，到处是道路、住宅、机场、商业楼的工程，许多域外工程队伍驻扎于此，卡洛斯的母亲也在这段时期与他的中国生父相识。
至今，卡洛斯也没弄清父亲的确切身份。母亲只说，那个男人从前在罗安达某个工地任职，自称是个「大老板」。
两人有过一段共处的时光。卡洛斯母亲发现怀孕后，男人交付了一笔费用。尚未等到孩子出世，他就随队伍离去了。
少年时代，有孩子奚落卡洛斯为「中国佬」，故意撕他衣物，用石头砸他。在一个贫困、混乱、暴力事件频繁的贫民区，一个失去父亲庇护、面容又与周边人明显不同的孩子，往往首先成为被凌辱的对象。
卡洛斯后来学到了一个生存之道——如果没法让他人喜爱，就让他们惧怕。
他开始跟街头的年轻人混在一起。起初干些跑腿、放哨的活计，之后逐渐参与械斗。
有人追问他是否是中国人的儿子，他会立刻否认。
林宇乘坐的当地大巴车
这个年纪的少年本应坐在教室做作业，在空旷地踢足球，争论谁能把球踢得最远。但卡洛斯已学会了怎样握刀，如何在街头自保。
他把自己打磨得比周边同龄小孩都凶悍。仿佛只要表现得够危险，旁人就不会再把他看成那个失父、五官陌生的可怜虫。
2025年岁尾，罗安达一个贫困社区周边爆发了严重的街头暴乱。两支年轻帮派互殴，卡洛斯不幸卷入其中。几名年岁远大于他的人追赶着他，把他逼进一条狭长的巷子。对手的刀刃砍下来之际，这个才十二岁的男孩来不及反应，本能地举臂护住了脑袋。
一位参与送医的华人友人后来告诉我，卡洛斯入院时全身是血，双臂伤势严重。贫民区的诊疗所缺乏正规手术间和医疗器械。医师只能先给他止血，再想办法转送到更好的医院救治。
卡洛斯苏醒后没有哭喊，只问了一句：「我往后还能干活儿吗？」
闻得这番话，我沉默良久，语无所出。
自2023年开始，我凭借业余时间，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曾经有中国劳工驻留的地域。
起初，我以为寻亲只是个技术课题。掌握姓名、单位和工程地点，就能顺着线索把人找到。当真正展开后，我才发现，大多孩子手中的讯息匮乏至极。
他们只晓得父亲是中国籍，但不知其完整名字，不清楚其来自哪一省份，也不了解他现在的住址。
母亲可以留下的往往仅限于数张陈旧相片、一个早就无法拨通的电话号，或者是字迹模糊的证件。
单个名字很可能对应数十号人。一家企业数年后可能改了名字，甚至消亡在商海中。工程竣工后，团队解散，职员各回各的国，原本的通讯渠道顷刻失效。
我们耗费数月时间，好容易找到一位当时的工友，得到的回复很可能就是一句：「他已好多年没跟咱们有过往来了。」
然而，找不到比找到还要困难。
我曾在赞比亚一处铜矿地带接到一次求救。一个女孩的母亲保存着2017年左右的旧证件，相片已经模糊，名字也难以辨识，仅能勉强识别出企业名称。
咱们顺着企业、项目地点和当年的人名讯息慢慢筛选，经过数个月的工作，终于找到一个身份高度吻合的中国男子。
发现他那一瞬间，我兴高采烈，多年的付出总算没白费。
打通他的电话后，我阐明了用意，电话那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开口的第一句是：「你是哪位？」
我申明身份，也把女孩及其母亲的处境交代给了他。我表示，孩子并不奢望立即获得经济赔偿，她仅仅想理解自己的父亲是谁。孩子的母亲也期待能与他恢复来往。
他又一次沉默。半晌，他说：「我现在已经组建了新家庭。」
我劝他，最起码与孩子取得一次联系。即便只是听听她的嗓音，即便仅仅告知她你晓得她的存在。
他推辞了。他表明，过往的事已成陈迹，他不期望这件事打搅现有的日子。至于自己离开时给予的那笔资金，他觉得，他已经尽了职责，完成了当时能为之的整个事项。
言毕，他挂掉了电话。
随后我再度联络他，他没有接听。再之后，那个号码也打不通了。
我独自坐在营地外的台阶上，看着手机屏慢慢熄灭。在那个时候，我感悟到了一件事——最难追踪的从来不是某人的地址，而是这个人是否愿意直面自身留下的责任。咱们可以用数个月，甚至多年，为一个孩子定位他生理层面的父亲，但咱们没法让一个不愿转身的人掉头。
非洲某高铁站
国际性工程迟早要完成，项目迟早会撤销，签证迟早会满期，驻外人员迟早会回国复归往常的生活。男人登上飞机后，可以把这段经历遗弃于遥远的他乡。然而孩子要背负着来自此人的血脉、此人的容貌，以及此人的缺失，渡过整个人生。
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咱们不再把全部期盼压在「找到生父」这条路上。如果可以找到，咱们就尽力联络；如果对方愿意承担职责，咱们便协助二者沟通。
如果对方拒绝，或者线索完全中止，咱们就把更大精力投入孩子眼前的生活——供给粮食和医药，搞好其学业，牵线当地可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
虽然这不足以弥合一个孩子心中的全部创伤，但最少能保证他活下去，不必太早踏入社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有人把这批孩子统称「混血弃儿」。然而像咱们这样真正与他们相处过的人，日渐体悟到，他们并非一群没有边界的面庞，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存在，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会饿，会疼，会害怕，会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思念从未相识的父亲。他们不应该沦为某个大人的一笔风流债。
到了现在，我还常常想起乌干达工地门口的那个男孩。
他站在生满锈蚀的铁门前，瘦小的躯体撑着一个异样鼓胀的腹部，两手紧抱着那顶刻有汉字名字的安全帽。每逢一个中国面孔的人走近，他都会迎上前问一遍：「你认得我爸爸吗？」
对那个远去的男人而言，或许这个疑问早已被冲淡。
但对这个孩子来讲，他或许要用余生去等一个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