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民众借助这两个纪念时刻缅怀了那段高速增长的”改革开放”岁月。图为江泽民与朱镕基于2001年4月在北京合影 图像来源: dpa/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如同节日般的两周时光里，前总理朱镕基的告别和前总书记江泽民百岁冥诞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两个重要时刻让众多中国人借机追忆那段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时期。
中共的宣传叙事中，经济发展与人权问题被置于天平两端——要么必须牺牲人权换取增长，要么先搞经济再考虑人权。甚至有人误认为西方只有富裕后才重视权利保护。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若要区分先后，实际的逻辑应该是，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乃至经济繁荣本身，都植根于人权的逐步完善。
正是出于这个认识，评论者曾撰文回顾朱镕基与克林顿的那场记者会，提到真正值得怀念的时刻——那时美国总统面对中国高层，对人权问题不仅没有回避，反而成为对话的必须内容，中方也被迫进行了认真的回应。
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中美领导人记者会电视直播
论及这场重要的对话，有个被中共宣传部门刻意隐没的历史细节——1998年6月27日那天，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场联合记者会，中国的电视和广播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完整的现场直播。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这成了仅有的一次类似的信息公开事件。
纽约研究机构亚洲协会曾有如下记述：”直播的进行中，中国的审查力量无法介入。克林顿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当着江泽民的面陈述，天安门广场的武装镇压及随之而来的生命损失是’错误的’行为，而表达和组织的自由对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基本权利。”
江泽民的应对遵循了”稳定至上”的逻辑进行辩护：”正是由于当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行动，我们才拥有了今天这样的社会秩序。”
美国CBS电视网当时的报道强调，这场对话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意义，恰在于中国官方竟然允许其发生——更为罕见的是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电视转播。中国统治层在本国民众面前公开论述那场反民主抗争的暴力镇压，实属异常。
记者会的议题并不仅限于”六四”事件，人权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中西藏问题占了相当的篇幅。克林顿还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公开支持。
克林顿以此强调了美国的立场：”个人权利——包括发言权、组织权和宗教信仰权——这些我们美国人同样深信不疑。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的实现，更在于那些希望在21世纪竞争中领先的国家，都需要倚靠广泛的个人创新能力、想象力、信息畅通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新华社记者的配合提问，江泽民进行了中国政府人权立场的阐述。与朱镕基如出一辙，他援引古代圣贤的言论来论证中国传统中人权思想的存在，并宣称：”中国政府在当代作出庄严的承诺，即促进和保障人权以及各项基本自由。”
随后他进行了如下的论证：”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人均GDP接近三万美元；而中国作为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发展阶段国家，人均GDP还不足七百美元。……从中国的视角看，应该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并行，还要推动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切实维护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及政治权益。”
这番论述同样传递出了对西方人权话语框架的某种默认接纳，只不过采用的是”我们仍处于发展阶段，还需时日追赶”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整场记者会中，人权相关的议题约占到了百分之五十的篇幅。
翌年前的1997年十月，江泽民曾访美进行国事活动，同样与克林顿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两位领导人同样展开了关于人权的”公开辩论”，其中人权议题所占比重约在全部内容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从克林顿的赤诚到特朗普的谄媚：美国对华姿态的嬗变
众所周知的是，江泽民作为政坛的投机者，在”六四”之后被邓小平看中，用其替换了那位对学生运动抱有同情态度的赵紫阳。掌权初期，他实行了”稳定一切”的铁血统治。对学运分子的持久追捕、司法审判和狱中关押，成了他的政策内核，更还进行了对历史记忆的系统性压制。
这种压制导致全社会的沉闷，甚至惹得邓小平也感到政权不稳，萌发了撤换江泽民的念头。他采取了绕过中共最高层的策略，进行了”南方视察”，公开放言”谁阻挠改革，谁就失去权力”。被这一警告震撼的江泽民随即做出了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虽然部分怀旧的网友会将江泽民称为”长者”，并说他内核是个”崇外者”，但若无国际与国内多重压力的迫使，很难相信他会主动创立”三个代表”这样的理论。
为了迅速推进经济建设、吸引海外资本流入、获取先进科技，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又要维系中共的独裁体制，江泽民和朱镕基采取了在西方主导力量前的”卑躬屈膝”姿态。彼时西方世界沉溺于冷战落幕后”历史终结”的膨胀感中，盲目乐观地认定市场力量必然会推动中国朝民主方向转变，最终摧毁共产威权。
然而，克林顿为首的西方政界对华施加的人权压力，实际上强制中共在更大程度上汲取并遵循国际准则，这客观上反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奠定了基础。
最为遗憾的是，掌握优势地位、使中共官员被迫”卑躬屈膝”献殷勤的西方强权，却被国内利益集团绑架，沉溺于”接触政策”带来的商业红利，对人权的监察职能有所松懈。江泽民时期的中共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系列人权侵犯——包括”六四”事件后的政治报复、对法轮功信徒的压制、劳教系统的滥用、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打击、互联网控制、媒体审查以及宗教自由的剥夺等，全都未曾获得应有的追责。
在涉华战略上，美国历届政府展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政策逻辑——从老布什将中国拉入经济体系的打算，到克林顿那种实用主义的作风，再到小布什把注意力转向中东战场，之后奥巴马带着精英学者的姿态，再到拜登的觉醒却不够彻底，最终演变为特朗普对威权统治者的奴颜媚骨。美国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牵制中共专制力量、造福中国民众乃至全人类的机遇，如今已经尝到了自我放任的代价。
最后，让我们对这两个时代进行一番直观的对照——
1998年的六月二十七日，人民大会堂内，克林顿向江泽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这可能会引发某些反感——我与达赖喇嘛有过交往。在我看来，他是个真诚的人，假如他有机会与江主席进行对话，双方定会彼此欣赏。”
到了2026年五月十四日，同样是人民大会堂，特朗普对习近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您具备伟大领袖的素质。虽然表达这一观点可能会招致某些反对意见，但我认为必须说出来，因为这就是事实”，”能够与您相聚是我的殊荣，能与您建立友谊也是我的殊荣，而今后的中美互动将超越过往。”
长平具有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是知名的评论撰稿人。现任德国之声评论专栏贡献者、中国数字时代的执行编辑，同时担任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师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