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刘欢:粉笔、花体字与音乐的信仰

中秋假期那个令人震惊的离别已然过去十日有余,互联网的悼念之声仍未消散。

有些人是在他去世后的数日才察觉到,向世人首先宣布噩耗的,既不来自任何唱片公司,也非演艺经纪机构或各类娱乐平台,而竟是他生前执教的对外经贸大学。

这份白纸黑字的讣告如是写道:”我校退休教师、享誉国内外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去世……”

“教师”一词置于前,”音乐家”则在其后。

一位曾在北京奥运盛典的体育场顶端、面向数十亿观众一展歌喉的人,以这样的身份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官方、最正式的身份识别,竟源自一所大学的公文。

“我永远是一名教师”,这是刘欢对自己角色的内在认知。对外经贸大学前任校长陈准民向媒体透露,每当提及自身身份,他的惯常做法总是先言教师身份,再提歌手一事。

虽然在公众认知中,歌手身份早已成为他最响亮的标签。20世纪末,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他的嗓音走入千家万户。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再到《亚洲雄风》《我和你》,这些歌曲被镌刻进不同时代的荧屏、晚会和群众生活。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当电视节目需要承载磅礴叙事的音质时,刘欢往往是众人脑海中的首选。

然而在聚光灯之外,刘欢竟将人生中的漫长年月奉献给了讲坛。自1991年起,他在贸大主讲《西方音乐史》,每周中段开课,这一坚持跨越了20余个春秋。同学们的回忆里,他衣着朴素,早餐食用校门口的包子,按时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挥洒工整的字迹。

他的故世后,关于其”退休时仍为副教授”的讨论一时成为网络热点。许多人为之不解:凭借刘欢在音乐界的顶尖地位和专业素养,为何在大学执教数十年后,依然止步于副教授之位?

陈准民同样看到了这些议论。他的解释是,晋升教授除却教学贡献外,还需论文、科研项目等成果。在他的认知里,刘欢从未提报过晋升申请,也未曾向学校争要过任何优待。”他完全可以撰写论文,也有此能力,但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这事上。”

“他所要的,仅仅是一个讲台。”陈准民的这句评语耐人寻味。

只需一支粉笔与一张嘴

刘欢的课程多数安排在宁远楼828室。这间教室里没有现代教材,不见任何投影,讲台上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支粉笔。

曾在九十年代初选课的学生还记得,铃声一响,刘欢步履闲适地踏上讲台,先从口袋内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弹出一根点燃,方才开始授课。

“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名叫刘欢。”话刚说完,教室里已是笑声连连。

他的课程安排通常在周间的某个傍晚,每周举行一次,连贯12周。这12堂课的跨度从宗教音乐的初期形态,经由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各时期,一直延伸至20世纪的新古典、表现主义等当代乐派。

初期常有学生捣乱,齐声要求他献唱《好汉歌》。后来他索性在第一堂课就讲明,这是西方音乐史的学术场地,并非演唱会会场,”期待各位不要提出令我唱歌的诉求。立在此地,我只是最寻常的教师。”

但为了将某些音乐概念阐释得更加透彻,他有时会临场哼唱几句。学生郭宇回想,例如讲解大小调差异时,他会即兴哼出一小段旋律,帮助学生感知其间的微妙区别。但他绝不会借此表演或迎合学生期待,解说完毕后,讲述迅即回到课题本身,毫不拖沓。

音乐人高晓松也曾旁听过刘欢的课程。他在文章中写道,那时学生众多到挤满了各扇窗户,自己甚至只能搞到一张”挂票”贴在墙上。刘欢讲至舒伯特时,清唱了一曲《鳟鱼》,全场掌声和欢呼随之而至,他则微笑等待声浪平息,再继续讲课。

对外经贸大学讲台上的刘欢:香烟、粉笔与花体字

1999年,戴维课堂笔记中的刘欢讲义。

兴致高昂之时,刘欢甚至会即兴演奏。学生戴维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诚信楼102教室曾放有一架钢琴,刘欢身着普通圆领毛衫上前弹奏,原本严肃的讲台顿时化为舞台。但这种哼唱与演奏全无计划,”不为炫耀,只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

“他好似在借助讲台与这些音乐大师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位贸大校友在公众号中这样回忆,每当刘欢课堂上哼唱,他常常沉浸其中,仿佛置身事外。那几分钟,底下的学生更像旁观者,凝视着他边唱边讲、滔滔不绝的样子。曲毕归来,他再次神游回课堂,”颇有曲终意不尽、江上数峰青的情境。”

有时他会拎来一台庞大的双卡录音机进入教室。讲述贝多芬时,他会放播《命运交响曲》的片段,随后又嘲讽当代某些通俗化的解读手法。

他的板书独具特色。汉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交织出现,笔体是花体,笔笔工整。有学生记得,刘欢往往一边哼歌一边挥笔成字。讲到德意志音乐时,他会用德语说几句,还会提醒同学,巴赫这个名字用德语念,千万别读成”巴迟”。英语专业出身的戴维印象深刻,每当刘欢提到人名、段落或句子,他的发音和板书都格外精准、漂亮。

刘欢逝世几日后,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他当年的板书照片,称之为”最美的课堂笔迹”。

听过课的学生都记得,刘欢讲述的绝非仅限于音乐本身。每当提起一位作曲家,他会顺带讲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局势、该人物的个人轨迹;涉及某个音乐思潮时,他也会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哲学和历史的视角。郭宇告诉媒体,这既是一门音乐课程,也颇似”半部欧洲近代史”。

他用”张弛有度”来形容刘欢的讲课节奏——关键的人名和时间节点,他会转身工整地写在黑板上;当理论知识积累过多时,他会转向讲述某位作曲家的人生故事,或交代某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从而将学生的注意力拉回现实。

“讲授几乎没有冗余之词。”郭宇感叹道。这种流畅性并非源自临场灵感。他完整听过三轮该课程,发现每一遍的框架、递进顺序和知识要点都维持着稳定一致。他觉察到,这套课程已被刘欢老师”内化”于脑中,唯有引述的案例会随时代更替。

一学期过后,那些一开始带着”明星”猎奇心理来听课的学生,好奇心早已被消磨殆尽。他们迅速进入一般课堂的学习状态,需要做笔记,也需要应付考试。”老师身上的星光,大概第一堂课就消散了。”郭宇说。

该课程的期末考试采用开卷形式,题型以选择题为主,学生普遍反映难度并不特别高,答案多数能从笔记里翻到。但由于课程本身的信息密度很大,学生仍需下番工夫。刘欢从不在课上进行点名,偶尔也会讲超时间,超出幅度可达半小时余。他坦陈,若在音乐学院讲授西方音乐史,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在三个月的周期内,只能为大家展现冰山一角。

郭宇评价刘欢是他求学生涯中遇见的”最优秀的老师,毫无保留地说,这样的老师只此一人”,”他的卓越并非源于会唱歌,而在于他深谙如何把复杂的音乐理念讲给学生理解。”

使命:上好每一堂课

1991年加盟对外经贸大学之初,当时的校长孙维炎与刘欢达成了两项工作约定:每个学年讲授一门课程;学校召开新年晚会或重大活动之际,登台献艺。校外的事业发展,学校不做任何限制。

继任的陈准民认为,教师不应长期被禁锢于象牙塔。作为一所倡导实践应用的高校,学校的一贯政策是鼓励师资与业界维持紧密联系:讲授国际贸易的教师,可在进出口企业兼职;从事法律教学的,可执业律师。艺术类课程循此逻辑推进。学校看重的,是这些教师各自领域所积累的真实经验与专业见地。刘欢在音乐界的年月浅历,本身就成了课程的有机组成。学校给予刘欢充分自主权,只在一事上有明确要求——将课讲到最好。

刘欢初入校园时,陈准民担任教务处处长。排课表、调换教室、维持选课秩序等事务,都归他的部门负责。他印象深刻的是,刘欢的《西方音乐史》课一经推出便火爆异常。一间容纳百人的教室报名者达三百,转移到两百人教室后,报名数又攀升至五六百。长时间内,他的课都是最抢手的。那个年代学校尚无网络选课系统,教务处的办法是约定时间点,让学生前来现场手工抽签。幸运儿会领到一张硬纸壳制的听课证,凭证入场。

这张纸质证明变成了校园的”硬通货”。有人把证件借给室友或朋友挪作他用。甚至有来自其他高校的学生,骑自行车跨越海淀、风尘仆仆赶到朝阳蹭课,听完后再踩踏返回,常常宿舍门已关,时间紧张到极致。

每次上课前,教务人员在门口逐一核验听课证。待座位满员,才放无证者进场。有人站在过道,有人坐在地板,还有人挤在讲台两侧。陈准民回想,那不仅是”座无虚席”,而是真正的”水泄不通”。

如此情景下,学校频繁为刘欢更新教室,从百人、两百人级别,逐步升级到容纳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可仍是无法满足。教务部门甚至建议刘欢把课搬至五百人级别的礼堂。刘欢却拒绝了。他认为礼堂空间过大,会削弱教学效能。他主动建议将一个班级分为两班,讲述相同的内容两遍。

2005年,郭宇从七百多个竞争者中幸运地摇号中签。自幼习乐,对古典音乐有浓厚兴趣的他,后因缘分成了该课程的助教。

但他很快意识到,刘欢所需的助教工作其实寥寥无几。每次驾临校园,刘欢到办公室稍作休整后,会询问学校近来有无需关注的事项、学生对课程有无新的要求。郭宇的职责主要是向刘欢转达学生的反馈意见,有时协助梳理课程大纲,在人员众多时维持秩序。

“他实际上不需要我出力太多。”郭宇的印象中,教学相关的每一项工作,刘欢都亲力亲为。黑板从不留白,课间歇息他自己擦洗得干干净净。期末考试,他亲自监考、阅卷。批阅完毕,他把试卷装入大皮夹,按学院和学号分类整齐,亲自送往学校的艺术教研室。

一次课后,学生们找到郭宇,表达了一个共同的遗憾:刘欢在课堂讲述了那么多音乐作品,大家却只能凭描述去脑补——当时国内的流媒体还未普及,听歌剧或交响曲只能购买唱片或网上零散搜索,许多作品难以找到。

郭宇提议在校园网搭建一个资料库,把课堂涉及的曲目整理后供学生课后欣赏。刘欢当即同意,说自己回去先整理资料。

一周后上课时,他直接携带来一块装有1TB内容的移动硬盘。

办公室的电脑前,他打开硬盘,逐层向郭宇展示其中的目录——课堂提及的音乐按时期、作曲家、作品名等有序分类。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作品较丰富的作曲家,文件夹内不仅包含了课上出现的曲目,同一作品还保存着多个版本演绎。

“我原本以为老师只会整理课上出现的片段,让我再补充完善。”看到这份井井有条的庞大库藏,郭宇几乎要落泪,意识到老师几乎是把自己积累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收藏库搬了出来。

刘欢用轻松的语气说,本想一周内完成,但进度比预期滞后,前晚弄到很晚才休息。随后他叮嘱郭宇,分类框架大致完成了,细节还需反复验证,有缺漏的地方随时找他。

不久,这个资料库在校园内网上线。到2012年再开课时,学生已能登录访问和欣赏,好评涌至。

学生们自制的刘欢课程网站。

学生们自制的刘欢课程网站。

初入对外经贸大学讲坛时,刘欢才三十岁出头,与学生的年纪差距有限。有学生回忆,每到上课日期临近,傍晚时分会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轻闲地从校园西侧门进来,或者在校门口的小吃部排队买包子。

后来,他的座驾演变成了一辆吉普车,每次来授课,车停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他掐着上课前五分钟才下车,迈入教室。碰到想要签名的学生,他总是笑着挥手,”下课再签,上课前不签。”说完走进教室,”好似一位超然物外的侠客”。

那段时期的刘欢讲课爱抽烟。上课途中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抽法很深,一口下去能够讲半小时话,烟雾过一会儿才从口鼻呼出。有学生记下,最多的一节课,他消耗了整整两包烟。刘欢在课堂上说过,自己抽烟、饮酒、好辣,这些习惯却丝毫未损伤嗓音。

有一回上课前,刘欢到学校小卖部买烟,结账时才发现口袋空空。他便把随身携带的两盒空白磁带压在柜台,赊购两包香烟——整个过程恰巧被学生目睹,日后成了校园的一段趣谈。

将舞台的魅力带进校园

来到对外经贸大学前,刘欢已在母校国际关系学院教过《西方音乐史》。

体育评论员苏群当时在校,他的记忆里,刘欢蓄着长发,眉眼深邃,”特别能言善辩”。

每年的校庆和文艺节,学生们最期盼的活动到来了。活动日程里既有校园歌手大赛,也有刘欢领衔的明星演唱会。彼时刘欢已因《少年壮志不言愁》而名满天下,却仍住在校园的筒子楼。学生既能在电视荧屏上看他,也能在校园各处遇见他,甚至在澡堂里有过「亲密接触」。歌手大赛的舞台上,学生们若觉得某位参赛者表现欠佳,会齐声起哄,甚至挥洒纸飞机。刘欢坐在评委席,给这纷纷扬扬的纸飞机中的歌手打分。

到了演唱会环节,他常邀请业内友人到校演出。苏群记得,那英、田震、毛阿敏等当红歌星都曾登临校园舞台。大礼堂原本的音响条件有限,他们便在舞台两侧垒起好几个黑色音箱,”音效一下子把现场震撼得不一样了”。其他歌手多数用伴奏带,刘欢则带来一台电钢琴,给学生介绍,这叫做”MIDI”。

1991年到来后,刘欢把这份校园演出的传统延续到了新的工作地。陈准民记得,他几乎年年参演对外经贸大学的新年晚会。安排中他通常压轴登场,节目单并非固定,老歌和新作品搭配演唱。

校友们在社交媒体拼凑出历年的演唱曲目——2001年的五十周年校庆,他唱了《Let it be》;2011年六十周年校庆时,恰逢电视剧《甄嬛传》热播,他献唱了该剧的主题曲《凤凰于飞》。

有时他登台后会先说几句,表示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歌曲,自己已演唱多次,最近新创作了一首,想首先献给校内的师生。唱完以后,掌声经久不息,他便多次谢幕返场,一个晚上唱五六首歌成了常态。很多年后,有学生仍清晰记得,刘欢吸气时的姿态,”好似要把整个礼堂的空气都吸进肺里”。

2002年前后,对外经贸大学启动校歌的创作计划。学校向全体师生征集歌词,将各类版本整合成集体创作,邀刘欢负责谱曲,《UIBE之歌》应运而生。自此,每逢开学典礼或毕业仪式,这首歌的旋律都会在礼堂回响。不过许多学生感叹,”调号设得太高,真的唱不上去。”

最后的一堂课

对刘欢而言,”老师”的身份从来都排在”歌手”之前。

每年在校讲课的三个月周期内,他会主动缩减各项商演和活动。郭宇的记忆中,刘欢课程从未因故缺席。他记得老师曾说的原话,”既然开讲了,就是风雨无阻”。

作家和纪录片导演祝勇后来在文章中回忆,80年代他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有一回费翔在首都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发布的嘉宾名单里有刘欢;可巧的是,那天傍晚课程表上也排着刘欢的课。

学校并未通知停课,学生们仍旧按时来到教室。坐下后大家还在猜测,刘欢到底会不会现身。结果上课铃响的那一刻,刘欢准时出现在讲台。课程如常进行。

2005年,陈准民和刘欢一同参加央视的一档节目,回应全国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有人说自己酷爱音乐,但家长期望他先读一个”稳妥的专业”。刘欢并未劝其放弃学业去追寻艺术梦想,反而提醒那位提问者,兴趣可继续培养,但首先要想清——你是否已准备把音乐当作职业。他的建议是,先确保学业完成,再在余暇时间发展兴趣。

还有观众问怎样才能达到他演唱的”高度”。”我这个水平谈不上什么高度。”在刘欢看来,喜欢唱歌未必要以成为职业歌手为终点,”音乐本就是为了给众人带来美与欢乐,也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有趣”。

这一观点与他的教学哲学相通。比起传授学生如何演奏、创作,他更关心的是,让那些日后会进入五湖四海行业的学生,学会怎样欣赏和理解音乐,并在纯粹的专业学习之外,为自己保留一份可终身相伴的精神寄托。

“不想学生们只懂赖以谋生的本事。”陈准民这样诠释学校的人才培养理想是”国际儒商”:”商”代表贸易、金融和法律等专业能力;”儒”象征文化修养、审美眼界和完整的人格建构。”我们的期许是学生不仅会做生意,更要具备健全的品格。”在这一层面,刘欢的课所弥补的,恰为纯粹的专业知识所不及的维度。

2008年,陈准民即将离任校长之际,同刘欢进行了一场深谈。他向刘欢表达了对其为北京奥运献唱的祝贺,也表述了期待其继续在校讲学的想法。刘欢应允,说校园永远是第一位的,教师乃自己的根本职责。分别之际,他送了陈准民一套奥运主题歌曲的音乐作品集,并亲笔签名。

2008年,刘欢赠予陈准民的亲笔签名作品集。

2008年,刘欢赠予陈准民的亲笔签名作品集。

2009年,刘欢确诊为右侧股骨头坏死,课程被迫停开。2011年秋季学年重启后,经历手术的刘欢重新站上了讲坛。重见面时,担任助教的郭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建议在讲台旁放一张高脚凳供他半坐半站。刘欢婉言拒绝,说手术很成功,”没啥大问题,能撑得住”。

就这样,每节课时长约90分钟,他始终保持直立的姿态。

2012年,刘欢以导师身份加盟《中国好声音》后,这档节目引发了收视热潮。郭宇明显感觉到,课堂的学生数量再度攀升。有时候,刘欢在《中国好声音》栽培的学员也会旁听课程,吉克隽逸、权振东等都曾坐在那间教室。刘欢向郭宇说起,他邀请这些学员来听课,不是为了给课堂增加热度,而是希望他们能汲取严肃音乐的养分,让创作更富内涵。

为了防止对正常教学的干扰,每次只邀请一位学员出席,刘欢的妻子卢璐会陪同坐在一旁。偶有媒体跟随拍摄,也仅在教室后方静静架设一台摄像机,记录片刻即撤离,克制得很。

郭宇记得那年有位名叫王艺儒的学生也参赛《中国好声音》,在盲选环节无人转身。比赛结束后,刘欢在闲聊中得知她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他和卢璐一直惦记着这事。返校后,卢璐特意托人一定要找到王艺儒,想面对面告诉她,她的歌声很优美,竞赛的胜负存有太多偶然,不该因此放弃唱歌。

2012年最后一堂课结束,即将离校的郭宇向刘欢做了郑重的告别。刘欢询问了他的去向,留下一句叮咛:”去做外贸也好,都别丢掉对音乐的热爱。”

这堂课的音频,在刘欢去世后被广泛分享。

课程总结时,刘欢说,音乐本身无法消解现实中的灾祸、困顿和丑陋。从事音乐创作的人和欣赏音乐的人,都在共同守护一份对美的执念。他的愿景是,学生在完成这门课程后,能在人生里为自己辟出一方宁静的、放置精神的角落。

这是刘欢在校园讲授《西方音乐史》的最后一回。郭宇后来想起,当时恐怕连刘欢本人都没料到这会是句点。自第二年起,这门课就不曾再开过。陈准民听说,他的身体状况大概是主要原因。

所怀念的真谛

得知刘欢去世那个早晨,郭宇最初陷入了茫然。

手机屏幕上,昔日的学友和师长不断发来消息,他一时不知所措,索性打开电脑,翻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一个文件夹。里头仍完整保存着当年的课堂笔记与课程素材。

这些年郭宇在国内外工作迁徙,音乐却始终伴随左右。时隔十多年再回顾,郭宇体悟到,刘欢老师赠予他的,远非仅是一种兴趣爱好,更成了他判断”何为美、何为善”的一把标尺。

他整理笔记时发现,刘欢在一门课里讲述了接近八十位音乐大师。他讲音乐,本质上也在讲人怎样与命运协商:比如说到莫扎特,即使生活窘困不堪,其创作的第四十一交响曲依旧闪闪发光,刘欢指出,莫扎特把个人的苦难关在音乐的大门外,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职业道德。讲到赞助制度下的音乐家,有人适应体制,有人抗拒,唯有贝多芬开创了第三条路——不隶属于某一个贵族,却接纳多位贵族的资助和委约,前提是必须被尊重,音乐工作者由此开始争取独立的人格。

戴维也翻出了二十多年前的课堂笔记,末尾还留有刘欢的亲笔签名。大学毕业后,他留在校园从教至今。

刘欢在李军笔记本末页的签名。

刘欢在李军笔记本末页的签名。

“他的目的不在于一定要打造某种效果,或者非要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回溯刘欢的课堂,戴维记得,刘欢虽有沟通的渴望,却并无迫切地说服他人的架势。讲到兴致时,他会哼唱、会弹琴,但这都不为争取掌声。下课时,拿着本子围上来求签名的学生,他会一个个停留下来为其签字。

这份”无痕的教学艺术”,后来成了戴维理解师者职业的参照坐标。当他成为老师后,他日益体会到,教学不只涉及知识本身,还包括教师面对学生时的节奏感、眼神、音调和分寸。他将自己定位为”教书匠”:既需要有匠人的心血,也需具备”匠艺”的造诣。这种技艺不是把课堂变成表演秀场,而是把原本晦涩、索然无味的学问讲得清楚明白,让学生得以沉浸其中。

当下的大学课堂里工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先进。戴维对这些技术并无排斥,只是有时会忆起刘欢的课堂:一个人站在学生面前,不依赖过多的外在工具,却能让数百人的教室安静下来。他怀恋那种”最本质的交流方式”。

有学生在网络上忆起,刘欢很少在课堂上讲述自己作为歌手的身份和经历。她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克制:在一个以传授知识为目标的场域里,他不曾把自己的名气和个人经历转化成课程的看点。走进教室以后,那个歌坛巨星被留在了门外,讲台上只站着一位教育工作者。

长时间沉寂的校友交流群在他故世后又恢复了生机。四散各地的校友从各自保留的相片、笔记、课堂录像讲起,重新回到了那些一同听课的夜晚。戴维的感受是,大伙儿怀念的,恐怕不是一位音乐界大腕的陨落,而是刘欢那份藏在盛名之下”平凡、温暖、朴素、可感可触”的一面。

闲适的宁远楼828教室空荡荡地安静,座椅排列整齐,讲台被擦洗得光亮,有一位学生低头自习。校园的小路上,有人迎着秋风散步,手机播放着《我和你》,歌声飘散在凉意中。

也有人回到了这间教室。讲台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个人轻轻放下——一支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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