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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政坛传来讣告——前总理朱镕基与世长辞。
这位曾经执掌中国经济命脉的领导人，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停止了呼吸，享年97岁。
朱镕基的人生经历坎坷。他曾在「反右倾」运动中遭除名出党，经历了文革的下放劳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返中央经济部门。1989年民主运动后，朱镕基接替江泽民担任上海最高领导，主持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
作为副总理和总理，朱镕基用12年时间主导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几乎在经济领域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触及根本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深层调整、外汇管制的放开、房地产产业化、分税制的实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整体朝向市场经济迈进，由此开启了建国后发展最快的二十年时间。
然而改革之路也充满代价。因为数百万职工在国企调整中失业，朱镕基在民间也招来不少质疑。尽管如此，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他执政期间推行的改革体系奠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后来的领导班子在这个框架内做文章，很少突破这一格局。
民意测验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23年1月发布的「两岸政治人物民望榜」，这位早已离职多年的前总理依然占据第一位，连续蝉联该榜单22次，坚守12年之久。这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属罕见。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如是评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新华社还说：「朱镕基的一生，闪耀着革命、奋斗和光辉的光芒，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完整体现」。
朱镕基的家庭也深植金融界。其子朱云来曾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长达十年，该企业主要承办中国大型国企的融资和上市服务；其女朱燕来则在2013年4月升任中国银行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央视《新闻联播》播报了朱镕基的讣告。
政治风云中，升迁缓慢的廿四年
朱镕基生于1928年10月23日，1947年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加入党的队伍。毕业后两年，他进入国家机构，在东北工业部任职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官僚生涯。
可是仕途的前30年中，运气并未眷顾他。
1950年代「反右倾」风潮来临，朱镕基被贬上「右派」标签，沦为55万名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在1988年的一个讲话中，朱镕基回忆起这段往事：「大鸣大放年间（1957年），同志们对我说，你担任党组秘书，如果连党组的意见都不提出来，谁还会提呢？于是我被迫在局里讲了三分钟意见，不料言辞有失审慎……到了1958年初，我就被打成右派。好在对我的处置相对宽松……撤销了副处长的职务、行政降级两级、开除党籍，但我仍继续在国家计委工作。」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朱镕基也难逃一劫，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五七」干校劳动了整整五年。
两多年之后，朱镕基登上总理位置召开的记者会上，来自国外的记者提及他的右派身份，朱镕基的回应是：「这段经历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但同时也极其不快，因此我不愿意再次谈起。」
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央已是1975年，他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依旧是副科。
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个职位就是副科级，在充满变数的时局中他的职位时升时降，廿四年的光阴流逝，他仍然停留在副科这个级别，这与他后来的平步青云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朱镕基右派身份的错判得以平反，党籍和职务也随之得到恢复，他重新回到国家经委，先后任燃料动力局处长和综合局副局长。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一步步晋升，最终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一时期，朱镕基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级的跨越，成长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最主要官员。
1989年民运之后江泽民进京，朱镕基继任他的职位成为上海领导，后来也成为中国总理，两人从此开始长期搭档。
执掌上海四年，擘画浦东梦想
1987年年底，已过花甲的朱镕基首次离开中央，赴地方任职。先是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半年后的次年4月升任上海市长。
上海市长的位子还没坐满一年，「八九民运」风暴降临，这座城市也陷入了规模巨大的抗争活动。
1989年春夏交替时期，中国全国各地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个月的民主示威。6月4日凌晨，中共高层调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军队向群众开枪，导致数百人乃至更多人员伤亡。
朱镕基在其回忆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记录了当时他的立场——5月22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和6月8日《上海不能乱》这两次对全市市民的电视讲话，以及政府内部会议的纪要中，朱镕基坚持采用不同于北京的做法，拒绝出动军警力量，以防止矛盾的升级。
他当众声明：「上海的形势和北京不一样，我们始终没有考虑调兵，上海有508万产业大军，何须军管？……不要让群众心里产生恐惧感。」
朱镕基与他的直属上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仅仅搭档了一年多时间。民运过后，江被急速调往北京，进入权力核心，朱镕基则因势利导接替了他的位置，全面主持上海工作。
距离中央不足两年时间，朱镕基就已身居中国第一工业城市的最高位置。在这座城市里，他最想干的事，就是开发黄浦江东岸，打造浦东新区。
实际上，还未正式就任市长职位前，朱镕基已经萌生了开发浦东的念头。
按照《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记载，他第一次谈及浦东开发是在1988年4月25日，那时他正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言：「眼下的机会就是开发浦东，在黄浦江上多建设几座大桥，把工业和人口向浦东分散，这样老市区就能够进行改造。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浦东承载着上海明天的梦想，需要在那片区域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中心，减轻老城区的压力。」
当时的全球经济形势对朱镕基的计划并不友好。国内经济困难日益加剧，加上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的制裁，1989年和1990年这连续两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这是改革以来的首次放缓。对上海而言形势更加严峻，GDP增长甚至跌破4％这一线。改革之初的经济过热现象瞬间转为失速状态。
正因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无论站在上海自身发展还是整个国家前景的角度考虑，浦东的开发都变得日益紧迫。
黄浦江对岸从九十年代初期的空白地带，蜕变为今日的金融和产业枢纽。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曾在演讲中回忆，作为年轻外交官的他受朱镕基的邀请，来到外滩老汇丰银行大厦（市政府所在地），听到上海准备开发浦东的消息。他朝窗外望去，江那边一片荒凉，心里暗自想，朱镕基这简直是在做白日梦。
而陆克文后来感慨，这场「梦」最终变成了现实。
但在当时的政治圈内，改革的路并非坦途。
虽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政坛已经放弃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定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并逐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共识，但对建设经济的具体道路，仍存在深刻的分歧：一方以邓小平为首，推崇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方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
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被不同的研究者冠以「一山二虎」或「双峰政治」的名号。
1988年「价格闯关」引发通胀，加上民运中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失权，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大打折扣。又因为东欧巨变和民运事件被一些党内势力归咎于改革本身，他们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叫嚷着改革迈进的每一步都要问一问「是社还是资」。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出面力挺朱镕基。据人民网的一篇文章透露，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朱镕基拜年时谈到想效仿深圳模式，开发浦东。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放出消息，「我已经离休了，但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清楚，那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要得到大家的重视。」浦东开发项目因此迅速获得批准。
随后的一年时间，朱镕基在「保守派」（以陈云为核心）和「改革派」（以邓小平为核心）最后的权力搏杀中，为后者站台。1991年爆发了「皇甫平」事件——上海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社论，用非正式的方式传递邓小平的思想和主张。这在舆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对「是社是资」的议论在全社会沸腾。
一年后，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姓社姓资」这样的论战从此烟消云散，中国的经济建设坚定地选择了市场化道路，「双峰政治」的时代正式落幕。「皇甫平」事件因此被视作南方讲话的前奏。
虽然朱镕基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年光景，但与邓小平的互动让他的改革能力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直接推动他进入了权力的最核心层面。
经济大权在握，重塑中国发展轨迹
在「皇甫平」事件发生后不久，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临时决议，朱镕基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年后的中共十四大，朱镕基从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直接跃升至政治局常委。
这种越级晋升的方式极其罕见。朱镕基从1987年的国家经委副主任（副部级），到1992年的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耗时五年。
英美政治文化中，「沙皇」（Czar）是一个非正式用语，常用来指代那些由首相或总统任命，在特定领域拥有专权的官员。举例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期间任命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执掌战争工业委员会，他因此被誉为「工业沙皇」（industry czar）。
按这个定义，从1991年朱镕基升任国务院副总理起，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沙皇」。
朱镕基成为「经济沙皇」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十二个年头，经历过经济路线的辩论和突破，试验过经济特区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也经受了民运事件的冲击。
经济虽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三角债」、「非法融资」、「财政困难」、「国企衰退」、「产权纠纷」等顽疾缠身。
朱镕基任职的十二年间，他在经济领域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发动了强有力的改革。
比如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造。当时中国的财税机制非常陈旧，地方财政上交中央的积极性不高，1992年中央财政出现1000亿元赤字，甚至出现过工作人员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的窘境。朱镕基拍板决定进行分税制变革，中央与地方按照税种和比例进行分割，形成了「国税」和「地税」的二元格局。中央的财力因此充实，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随之提升。
又比如外汇体系的改造。朱镕基排除众议推进汇率改革，打破官方和市场「双轨制」的混乱状况（当时二者汇率相差超过30%），黑市外汇交易由此消亡，人民币进行了大幅调整，中国的贸易竞争力随之凸显，廉价劳动力推动中国登上了「世界工厂」的舞台。
同时，经过与美国等世贸组织成员方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协商，中国最终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
中美在最终签署入世协议前，经历了25轮如马拉松般的谈判。
朱镕基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彻底改造了中国。1998年，初任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会上，点名让凤凰卫视的吴小莉提问。她问道，「国际社会给你冠以「经济沙皇」的头衔，你对这个称呼满意吗？」朱镕基的回答很直接：「我不满意这个说法。」他接着道，「不管前路是雷区还是悬崖，我都会一往无前，奋不顾身，尽我所能，直到生命的最后。」
那一年，中国政府做出了让人民币保持稳定的选择，这对出口贸易造成了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跌至8.8%。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把房地产改革推上了议事日程。
朱镕基的思路很清晰：激活房地产市场是拉升内需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房地产产业链条很长，涉及众多行业，建材、石化、钢铁等都会受益。在成为总理后短短四个月，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一个决定，福利性住房分配时代宣告结束，商业化住宅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此后十几年的发展中，房地产市场成为了激活中国内需的主要动力，但同时也衍生了「房价上涨失控」、「地方卖地求利」等痼疾，甚至还引发了「强行征地」这样的衍生问题。
尽管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但朱镕基已经为中国经济成功构建了「三驾马车」：分税制改革使财政盘活，投资成为第一驾马车；汇率改革和入世使外贸成为第二驾马车；房地产市场化推动消费成为第三驾马车。
由此，中国开启了十多年「物价稳定、增长强劲」的经济传奇。
当年曾与朱镕基一同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后评述说，中国经济改革走上成功之路与朱镕基大刀阔斧的经济政策策略是紧密相连的。
卸职十多年后，德新社（DPA）曾报道，与朱镕基有接触的人士透露，朱镕基认为，他的继任者只是在收割他时期的果实，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成就。
国企瘦身的成功与痛楚
穿越整个朱镕基改革人生的，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课题——国有企业如何变革。
当朱镕基刚成为「经济沙皇」时，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状似「一滩烂泥」，效率低下，亏损面持续扩大，债务余额年年上升。
此刻的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想法已经改变。不再只是想着给国企管理人更多权力的经营体制调整，而是要推进经济制度本身的改变。改革的抓手也调整了，从国企应该让谁来管，转变为国企应该在哪些竞争性领域退出。
这就是著名的「抓大放小」思路——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国企。朱镕基受到了韩国模式的启示，认为那个国家的金融与实业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帮助该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工业强国。中国应该沿着这条路径，来打造国有企业集团。
但天不遂人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曾被中国人视为「模范生」的韩国在危机中陷入困境，许多企业倒闭。韩国大宇集团最终巨亏并宣告破产，创始人金宇中也逃往了美国。
这条改革道路前方的灯火被突然熄灭了。
国企改革的方向只好再次调整。朱镕基的新想法是，国企需要进一步收缩范围，在所有具有竞争性质的领域，国企都应该离场，仅在天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保持，比如电能、石油、军工、航空、金融、保险等。
撤退范围的扩大，带来的代价也更加沉重。数据显示，这一轮国企改革中，共有1500万职工因此失去工作。
沿海发达地区，许多人开启了创业之旅，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另外一群人则在中小国企退出的浪潮里，利用产权界定的模糊空间，掠夺资源，迅速发家致富，他们身上也承载着新生代企业家的「原罪」。
而失业职工却陷入生计的困顿，形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新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而当时的社保体系建设还很不够完善。
这些下岗者毫无疑问成了本轮改革的代价。以至于在他们的嘴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朱嘴一张，工人下岗」，映射出这个群体对朱镕基的深层怨恨。
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同的人眼中，这位「经济沙皇」的改革事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评价。
朱镕基在最近这些年很少公开出席活动，最后一次亮相是七年前的2018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的成员，正巧那个月是他的九十岁生日。此后，朱镕基缺席了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庆典、建党一百周年庆典、中共二十大、以及2025年的九三大阅兵等重要活动。
从官方话语的角度看，朱镕基被定位为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实际操作者，通过铁血手腕推行改革，冲破思想束缚，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体制外的批评声音则认为，朱镕基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官僚」，计划思维在他身上还根深蒂固，许多硬手段的出台都缺乏法治思维，往往牺牲个人权益来换取整体的目标达成。
财经类作家吴晓波在著作中如此评价朱镕基：他既不属于保守阵营，也不属于自由派，但他确实是一位致力于强化中央权力的经济集权主义执行者。
西方的舆论对朱镕基的称呼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将他比作「实施资本主义改革的改革者」，背后暗含的期许是，他的「资本主义改革」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进而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朱镕基本人对自己的评价从不公开发表。但在2000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来自丹麦的记者问他，你希望自己离任后中国人民记住你什么？
朱镕基的答复是，「我唯一的期待就是，在我辞职以后，各位能说一句，他是廉洁的官员，不是贪污的人，这就足够我欣慰的了。如果各位再慷慨一些，说朱镕基还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