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位君主早已陷入自我确认的信息漩涡，对异议充耳不闻。他甚至在朝会上发出了极端的禁令：”胆敢劝诫者，格杀勿论。”
既然统治者把话讲到了这个份儿，自然无人敢再多言。然而，一位侍臣并未屈服于这道威胁。连续三天，他都在晨曦初露、露珠最浓之时，手持弹弓在后花园里打猎。
吴王终于按捺不住，质问道：”你在这儿究竟在捣鼓什么？”
侍臣就等着这一句，急忙跪地禀奏道，”大王容禀，微臣并非无事生非。我是在观察园中的生灵。请看这棵树上的那只蝉——它栖息高处饮露水，自以为安全，殊不知身后暗藏着伺机而动的螳螂。而螳螂埋伏身体欲捕蝉，却浑然不觉一旁黄雀已虎视眈眈。黄雀伸长脖子准备啄螳螂，又怎知下方已有弹丸蓄势待发？这三个生灵都执于眼前的利益，却对身后的危险视而不见。”
这段论述，正是后来成为经典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出处。
《说苑》作为文献汇编，「正谏」部分专门讨论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向统治者献言。
刘向生活在西汉中期偏后的年代。从汉武帝这位权力肆意妄为的皇帝之后，向君主进言就成了一项充满风险的职业。
著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典型。他因劝阻汉武帝处死将军李陵全族而入狱，险些被判处死刑。幸而性命得保，但他被处以极刑，之后再也无法公开发表著作，只能将心中所想悉数载入《史记》，且只能「深藏名山，待诸后人」。
有如此惨痛的教训存在，《正谏》这部「论述进谏者修养」的作品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刘向在书中向有意讽诫的人指出——直言不讳是不明智的。你应该拐弯抹角，借助隐喻与比喻来表达观点，这样统治者才可能接纳你的建议。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想通过玩转比喻来成功进言，这实际上是刘向的一厢情愿。他的设想过于理想化。
在他的叙述中，吴王听了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后「豁然大悟，随即撤销用兵计划」。但真实的历史如何呢？现实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阖闾确实去打了楚国，而且在他去世后，儿子夫差继续在中原各地征战，此时伍子胥再度站出来，重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教诲，结果如何？
伍子胥被赐死。「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进言失败的伍子胥，在临终前有个令人恐怖的遗愿：要将自己的眼睛挖出，镶嵌在姑苏城门上，他要看着越国最终摧毁这个不听劝阻的吴国……足见其怨恨之深。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刘向提出的「用蝉来设喻进言」的方案，效果其实极其有限。人们直接劝诫你，你会不快；而你转弯抹角地讽刺劝诫，对方察觉出你的暗示后，反感程度会翻倍，到底值不值得？
再往后翻阅历史，又一则关于蝉的著名成语便是「噤若寒蝉」。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季，宦官权势滔天，朝政腐烂。铁血赤诚的官员杜密因其正直无私、敢于批露宦官犯罪而遭到贬黜，被打回原籍。
返乡后，杜密依然我行我素，经常主持家中小型集会、沙龙活动，评议人物、议论时政，企图除浊扬清……总之展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作风。
见杜密如此张扬无忌，朋友们试图劝阻他，说你何必这样高调？收敛些、谨慎些吧！你看看刘胜这位人士，他也是从九卿的职位上失势的，归隐故乡后就闭门谢客，什么不当的言论都不讲，什么聚会都不办，就静静地在家享受生活。过得挺舒服，不是吗？
杜密听了火冒三丈，干脆亲自拜访刘胜，指着他的鼻子斥责道：”刘府君，你曾官至九卿，权势之重无可比拟。可一旦失势，你就像秋日的蝉一样瞬间沉默了（噤若寒蝉）。人人都夸你廉洁自守，我看你根本是在消极怠慢，待奉禄米。你这副熊样，这真的是国家期许你发挥的作用吗？”
刘胜为人素来涵养深厚，听完这番指责后，默默无言，客气周到地款待了杜密，随后恭敬相送。
但如果刘胜真的要回嘴，他其实有话可讲——你说得不错啊！就是「噤若寒蝉」啊。秋天的蝉为什么停止啼鸣？那是蝉本身的过错吗？这分明是整个季节和气候的必然呀！你没看出来吗，时代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从东汉走向三国乱世。在这样的冰河时代来临之际，你还整天开party、乱评乱说，你是想找死吗？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杜密是在第一次党锢之乱中被罢官的，正因他不分时节地坚持发声，像夏天的蝉一样不停鸣叫。等到第二次党锢之乱发生时，他被强迫自裁身亡。
所以看起来，还是刘胜那种「噤若寒蝉」的态度更明智吧？
……但这个结论似乎也不成立。刘胜在第二次党锢时也被逼迫自尽——你杜密整日嚷嚷乱说当然要死，可你刘胜即便回到故里、闭口不言、不透露一丝想法，朝廷怎么会放过你？终究是个威胁。来人，赐刘府君一杯皇帝的美酒。
所以最终看来，还是杜密说的对。蝉的宿命本来就这样——在夏季爬上枝头啼鸣，到了秋天就注定要灭亡，无论它有没有出声都改变不了这个结局。那么无论是杜密的「鸣蝉」还是刘胜的「寒蝉」，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为自己虚拟的一种心理寄托罢了。
至于它能否对自己的前路产生实质影响——借用大刘老师的表述，这不在考量范围内。
所以胡适先生说得有道理，「我宁可嘶鸣而亡，不愿沉默而苟活」——实际上沉默也保不了命，人生短促如同树上的夏蝉，总该尽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过，至于严寒是否降临摧毁你，那是必然，与你的发声与否无干。
或许正因为洞察了人与蝉之间的这种共鸣，汉唐时期的文人墨客对蝉颇有好感。瞧瞧央视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中，许多人物的官帽上就装饰着一只鸣叫的蝉。
这是蝉纹冠，象征着栖居高位、品味清雅、宁死而歌、无负韶光的理想追求。它代表了华夏古代知识精英对不虚度此生的终极想象。
为何非要戴上蝉纹冠？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人的生命周期虽短，但应当发出灿烂的光芒，才配得上坦然离去。
垂緌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将这份精神风骨表现最淋漓尽致的，应是初唐文人虞世南。这位贵族出身的才子获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欣赏和信任。这位自信且宽阔心胸的皇帝甚至赞扬这位权门出身的股肱之臣具有「五绝」：品行、操守、学问、笔力、书法。
然而这样一个身处帝国权力中枢的文化人，却将毕生的追求寄寓于一只微小的蝉身上。
他的表述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按照虞世南的理解，蝉之所以能将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根本原因并非秋风的助力，而是因为它已然站在足够高的位置。倘若你品德正直、立场坚定，即便没人吹捧、缺乏大势推波助澜，你的真知卓识和高尚品格仍然会广为流传。这是那个时代诗人心中最昂扬、最满怀自信的一种理想状态。
然而这种乐观的信心，到了唐末就荡然无存。同样在写蝉，看看晚唐诗人李商隐是如何表达的：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李商隐笔端的蝉与虞世南笔下的截然不同。因为当时代流转到晚唐，李商隐已洞穿了现实世界的真相——崇高的理想填不饱肚子，高洁的品格不仅难以维持生计（本以高难饱），而且你那些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冷漠宽广的世界眼中，只会成为无用功、徒劳的呼喊。
所以他写道：”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那只蝉伏在树梢叫了整夜，在寒露逼人、气温骤降的凄凉中持续鸣叫，直至嗓音变得稀疏、快要消失。最终呢？
它所寄生的那棵树却始终保持着冷漠的、麻木的、郁郁葱葱的样子。
「我是一条衰老的狗，嚎叫了一生，却没能把沉睡的中国唤醒」——复旦大学的前任校长马相伯曾留下过这样的感慨。李商隐说的，大概正是这个意味。
对蝉的好感度，在中华文明中大约仅限于汉唐两代。此后我们似乎就不再将这种聒噪的物种视为高尚品质的化身。宋代以降，民族性格趋向于沉静内敛，信奉「少事为佳」的处世哲学，即便你已身处高位、享受佳肴美酒，何不索性闭口藏舌、专心营利呢？
「宁鸣而死」早已不复为一种理想和美德。
于是从宋明开始，中国人发明了竹制的「竹知了」。蝉从士人头顶的饰物降级为儿童的掌中玩具。轻轻摇晃，它就发出几声叫声。而大人们则催促道：”别玩了，家里的牲口喂了吗？功课做完了吗？光知道吵吵闹闹，这能当饭吃吗？”于是小孩就放弃了竹知了，转身投入自己的劳作。
毕竟谋生才是最要紧的事儿。倘若连竹知了都卡住了脖子，它也就发不了音了。
到了清朝，皇室对紫禁城内蝉鸣的噪音感到厌烦，于是建立了「粘杆处」这样的机构，专门捕杀蝉群。后来，朝廷觉得那些爱插嘴、爱讲话的读书人制造的噪音更令人反感，就顺势把粘杆处升格，让他们除了灭蝉之外，还兼职消灭那些胡言乱语的文化人。
事实证明，一根竿子在任何场景下都用得上，无论是捕蝉还是缉拿，都是一伸即得、手到擒来。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世界变得清净了。
「回首西风，又听得、疏桐寒蝉。」
这是我脑海中仅存的几句文学记忆里，中国知识界在蝉的意象上留下的最后一句绝句，出自那位创作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纳兰性德。在他的感受中，蝉的叫声已然消退为对消逝夏日的追忆，与对韶光易逝的惶恐交织在一起，化作了那种叫做愁苦的情感。
「蝉本身并无思想，然而许多诗人一旦闻得蝉鸣就陷入愁绪，究其原因，诗人心中早已积累着愁思，用我的观念去看外界，故外界的事物都被我的感受染上了色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这样精准的论述为中华民族千年来对蝉的「文化解读史」做了总结。
在我看来，王国维的表述仍然过于含蓄和宽泛。
按我的理解，我们对蝉的文化诠释，起始于「敢言者斩」这样的高压下而采取的迂回比喻，发展于「流响出疏桐」时期文人对自我的理想想象，衰落于「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所代表的对现状的彻底失望，最终沦丧于粘杆处的冷酷压制。
但我终究还是更欣赏杜密的犀利质询与胡适的奋起呼声——如果选择隐匿畏缩、一言不发，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人们难道能因为沉默就逃脱宿命？
秋日终会如约而至，何不珍惜还剩的夏日时光，坚持鸣叫而死，而非沉默而活。
放声歌唱吧！
缪斯女神眷顾着你，
太阳之神阿波罗也眷顾着你，
赋予你清越的嗓音
与歌唱的权利。
岁月不曾使你苍老，
你这个精妙的、天生好歌、无痛无血的生灵，
恍若天神！
就尽情高歌吧！
——古希腊，安纳克里翁，《蝉之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