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者：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会心存感谢！ https://t.co/YjxI3H9iMy pic.twitter.com/0uT8DvLO2b
—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August 7, 2026
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全球巨头ASML是欧洲估值最高的科技公司。最近数日，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出现下滑，跌幅接近一成。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最近披露的消息成为股价下跌的导火索——中国一家政府背景企业即将启动DUV（深紫外）光刻机的大规模生产，而这项核心产品恰恰构成ASML营收的重要支柱。
需要说明的是，ASML并非普通的企业。在EUV（极紫外）光刻机领域，这家公司已经建立了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这类专业设备用来加工最尖端的芯片。此外，在DUV光刻机市场上，其全球份额也超过八成。
三十余年的持续研发投资奠定了这一地位，背后更有欧洲独特的供应链体系支撑。德国蔡司（Zeiss）负责提供精度极高的光学系统，同样来自德国的通快（Trumpf）供应顶级激光设备。由于技术门槛之高，业界普遍认为难以有新的参与者突破这一格局。
然而情况在2019年发生了转折。迫于美国的长期压力，荷兰当局采取了限制措施——不再允许对华出口EUV光刻机及性能最先进的DUV设备。
这背后浮现了一个超越ASML个例的更深层次问题：当对某国进行技术出口管制时，最终的结果究竟是阻碍其创新进展，还是反而促进了其自主研发的决心？
要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易事，因为其间存在相互抵触的两种作用力。
苏联往事：禁运政策的负面范例
孔博教授表示，出口禁令确实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若一国无法取得尖端设备，就很难制造高级芯片。此外，由于丧失了进口机会，该国也错失了通过设备安装、操作和维保来获取技术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的途径，这使其很难按照「学习曲线」逐步提升自身能力并缩小技术鸿沟。
冷战期间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彼时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施行出口管制，禁止苏联获得西方先进计算机。这一成立于1949年的组织由美国领导，掌握着盟国禁止输出的敏感技术名单。结果显而易见——苏联电子业的技术差距日益拉大，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未能成功追赶。
禁运反面：无意中的产业扶持
孔博教授的另一个观点同样值得重视。虽然中国被挡在EUV光刻机之外，但可以利用DUV设备的多重曝光技术（multiple patterning）变通地生产先进芯片，代价是产品良率会大幅下滑。
在进口之路被堵的情形下，中国就只有一条出路——依靠本土力量研制世界先进水平的光刻机。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为何中国企业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技术风险和资金投入去从事这样的研发？
答案是：这些禁令从根本上充当了贸易保护工具。对于准备进入这一领域的中国企业来说，它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而这个市场基本上已被外国对手挡在门外。
在以前，由于ASML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即便本地企业研发告捷，也难保能获得足够的客户支持，因此风险指数很高。而今形势已经逆转。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外国企业已被挡在中国市场门外，本地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被封闭」的庞大内需市场。曾经让人最为担心的销售风险现已显著缓解，这往往正是阻挡企业涉足资本密集产业的最关键因素。
从本质上讲，这些限制措施客观上为新兴产业提供了保护伞，区别在于——这种保护不是源于本地政府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外部强国硬性施加的。
历史镜鉴：前有古人
孔博教授指出，这并非新近才出现的现象。经济学研究者Réka Juhász的学术研究就曾揭示，在拿破仑大陆封锁时代，纺纱机械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英国被禁止向法国供货。出人意料的是，在英国竞争压力最大的那些法国地区，棉纺工业的机械化程度实际上反而进展最快。这说明，有时贸易制裁反而会激发本地产业的成长。
前景令人担忧：谁会沦为最终的失利方
孔博教授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从眼前看，中国在DUV光刻机领域对市场的冲击尚很微弱。业界预测，今年国产DUV设备的交付数量只有个位数台，到2027年也才可能达到二十多台。相比之下，ASML在2025年一年就交付了131台。由此观之，近期内中国并不能形成对ASML的实质威胁。
然而若论及长期，形势有可能发生完全的转变。在这场美中科技竞争中，最终可能出现两个最大的失利方。
首当其冲的是欧洲。欧洲并非冲突的发起者，却被迫接纳美方制定的出口管制体系，对华销售受到约束。时光推移中，欧洲的相关企业势必会在中国这一关键市场上遭遇份额缩水。
另一位失利者是美国。尽管美国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放缓中国追赶的步伐，但它也同时在客观上点燃了中国独立创新的热情，推动了中国建成自有技术生态的进程。
孔博教授作出总结：倘若中国日后成功攻克光刻机的技术难题，中国人反而应该心存感谢——感谢特朗普的出口禁令，正是这份禁令将中国推上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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