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数学天才的枷锁岁月：北大54级张景中、杨路的人生传奇
2026年8月6日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原题
数学天才的荣耀与劫难：北大54级的张景中、杨路
作者：郭 力
举国沸腾的消息来自2026年7月23日——北大数学系07级校友王虹与邓煜同时获得享誉世界的「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华人学者在该奖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举世瞩目，全网祝贺声浪涌动，国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任职于北大校史研究的笔者，对这两位年轻校友的获奖并未感到意外，因为深知作为百年一贯的数学系，历代名师云集，英才辈出，学风严谨求实，从不追求虚名。数十年来，该系始终名副其实地承载着这份盛誉。
王虹和邓煜作为07级学子，燕园的求学岁月让他们苦乐相伴。在名师的循循善诱下，与优秀同窗比学赶超，在未名湖畔的自由漫游和图书馆书海的尽情遨游中，他们奠定了学术成功的基石，最终名满天下。
然而，两位年轻校友的步步高升，也让笔者想起了七十年前的一群人。数学系54级人才汇聚，群星璀璨，堪称那一时代的「学术黄金一代」，却因生逢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在求学的美好年华蒙受了反右浩劫。这届学生中，四十余人被打成右派，众多人遭劳改流放，人生跌入谷底。
在这些命运坎坷的学长里，最具传奇色彩、经历最为曲折的是张景中和杨路，他们曾被誉为数学系的「双璧」。
两位天赋异禀的青年学者
河南汝南籍的张景中，父为中学教师，祖母系大家出身，诗文造诣深厚。得家庭熏陶，张景中自幼涉猎经史，文史素养扎实。然而他的数学天分更为突出，1954年以优异成绩被北大数学系录取。
杨路籍贯四川渠县，少年时代在成都完成学业，高中就读于蜀中名校石室中学。1954年入读北大数学系，是那年石室中学录取北大的五名学生之一。杨路兼具文理天赋，数学造诣高深，对文学更有偏好，尤其痴迷诗歌。
入校后，张景中与杨路迅速展露非凡的数学禀赋，在人杰地灵的54级班级，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瞩目的学术尖子。
张景中大一时即在《数学进展》杂志发表论文，利用选择公理推导函数方程的通解。华罗庚先生以读者身份指正，德国数学家哈默尔早在1905年已做过此项研究，虽非首创，但一名大一学生能独立完成如此成就，令人叹服。
杨路入学时名为杨九高，初入校园即展现过人才华。同学郭健民忆述：「程民德老师讲授微积分时，一个经典难题是构造「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微的函数」。一日下午，全班在体育馆旁操场课后锻炼，身单力薄的杨九高吊在单杠上，口中反复咕哝四川方言，突然喊道『我想到了』。他成功地构造了这样的函数，全班为之轰动，54级学生由此给数学系留下深刻记忆。」
那时的数学系汇聚了当代最杰出的学者：江泽涵、程民德、许宝騄、关肇直、聂灵沼、周培源、王仁、徐献瑜等学界泰斗，以及年富力强的青年助教丁石孙、程庆民、陶懋颀。教授们的课堂论证严谨，循循善诱，让学生们逐步领悟数学的精妙奥秘。更为可贵的是，师者们不仅传授知识，更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启蒙学生。「课堂上强调『是什么、为什么』，习题课训练『不是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正反辨证使思维日益精密，鼓励大胆质疑。考试答对未必满分，口试时只要加入一点『个人见解』，师者就会露出赞许的眼光。校园里『自由想象』的风气浓厚。严谨的数学学科，其探索与创新却非常活泼。我们学到的不仅是公式、定理与解法，更有数学精神与严肃而生动的学问态度。」这是张、杨同窗洪允楣的感受，也是数54级学长们的共同体会。
北大学生向来思想活跃，关切时局，张景中与杨路亦然。他们接受的严谨逻辑训练和独立思考的培养，鼓励他们敢于挑战权威。这样的环境塑造了他们反思、质疑、探寻本真价值的习惯，当他们面对政治风云变幻之时，便将这种批判精神投入对社会现象的观察。
杨路回顾道：怀疑政治运动的念头始于1955年肃反。批判胡风时，学习材料里有胡风言论，我研读后确信胡风不是反革命，不理解为何要给他定罪。同年级有几位同学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学籍，整班被打散重组，这些做法令我费解。开会时，我不便直言，就借口说高考时有老师建议我学文科，现在看来学理科是对的，文科缺乏客观标准。发言后被要求写检查，我拒绝了。
张景中最初品学兼优，因天资聪慧得师生推崇，还做过学生干部，热心公务。但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让他开始审视主流意识形态。丁石孙先生后来的批判文章中说：1955至1956年间，张景中在马列主义课堂讨论中，狂妄地表示要修改某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更大的思想转变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的「小阳春」时期。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共中央于4月初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刊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肯定苏共大会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其揭露个人崇拜的勇气。文章指出，斯大林虽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接受和纵容了个人崇拜，实行专制独裁，犯下严重错误。
北大当时采取了破例之举：全校政治课暂停既定的《联共布党史》学习，改学苏共二十大文件作为正面教材讲授。虽然没有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暴行的具体揭露，但对「个人崇拜」的严厉批评仍属前所未有，这激发了北大青年学子对制度缺陷的深入思考。
张景中正是这批思想活跃学生的代表。丁石孙的批判文章这样写道：暑假后张景中思想急剧变化，逐渐接受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受杨路关于「个性解放与绝对自由」等观点影响颇大。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国际大事对他冲击巨大。寒假时其思想变化尤为显著，在《再论》学习中集中表现。讨论人道主义、阶级立场、真理与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等问题时，他非但未接纳正确意见，反而与某些同学产生对立情绪。他与持错误观点的同学日益接近，此时张景中与党的分歧已升级为思想对立。
丁石孙提及的《再论》背景是：苏共二十大的涟漪在波匈事件后开始反向。波匈事件警醒中共和毛泽东：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官僚主义，这促使毛泽东决心发动全党整风，主要打击官僚主义；同时，波匈事件反映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各国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危害。为防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阶级斗争重新被强调，斯大林得失也被重新评估，反对个人崇拜不再被提及。这些精神汇总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中，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中央旨意层层传达，各大学奉命组织《再论》学习讨论，意图统一思想。北大组织全校性讨论，核心问题是：「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以及「社会主义还需要大民主吗」。所谓「统一思想」就是要让所有人接受民主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大民主的观点。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没有引起太大反弹。但在思想活跃的数学力学系54级，却爆发了激烈争论。同班同学刘景麟回忆：五班的讨论激烈到剑拔弩张，高教部领导甚至来旁听。上级要求他们签署承诺，保证任何时刻都不参与大民主，遭到拒绝。张景中的激进立场引起系领导注意，他们想帮这位天才学生悬崖勒马。丁石孙回忆：党组织觉得他思想已经非常危险，我们曾和他谈了五个小时，但他没有听进去。六十多年后，张景中学长回顾这次谈话：丁先生认为斯大林问题是个人品质问题，我坚持这是制度问题。
投身「5·19运动」的浪潮
1957年5月19日，对北大历史而言是一个转折点。这天上午，历史系55级二班几位同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质询团三大代表的身份与产生方式。这张看似平常的大字报成了导火索，北大的鸣放由此启动，这场持续近二十天的民主浪潮被称为「5·19运动」。
当天下午，哲学系56级学生龙英华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呼吁开设民主言论平台。
思想活跃的54级数学生立即聚焦此事，宿舍、走廊随处可见讨论声。有人提议写大字报，激进学生陈奉孝当即购买大字报纸和笔墨，铺开纸张说：你们说我来写。众人出主意，陈奉孝执笔列出五条诉求：废除党委制，建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档案公开；改政治课必修为选修；改留学生内部选派为考试选拔；开放自由论坛，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陈奉孝第一个签名，接着是张景中、杨路，之后同学张世林出于仗义，也签了名。这张大字报被陈奉孝贴在前两张旁边，是「5·19运动」的第三张大字报。
虽然内容简洁，但措辞尖锐犀利，瞬间把问题推向触目惊心的高度。
对天才学生张景中、杨路而言，这些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们天赋过人不仅在于数学领悟，更在于对自由思想和人性解放的高度敏感与执着追求。
张、杨的主张也源于亲身经历。他们公认是天才学生，却被排斥在留苏机会之外，而选拔过程充满了暗箱操作和唯政治标准的倾向，令他们感受到不公正与不透明。他们的抗议在许多成绩优秀却政治觉悟不够的学生中有广泛共鸣。
「5·19」后，鸣放步步升温，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覆盖了大饭厅墙面和后来的「三角地」广场四周。不满足于大字报的北大学生们开始举办辩论会，搬来一张桌子充当讲台，谁想发言就登台演讲，各种思想激烈碰撞，观点百家争鸣。
深入进展中，54级的陈奉孝意识到需要集中力量，把相近观点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联络各系激进学生，计划建立激进学生组织，张景中和杨路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这个组织最初由物理系激进学生谭天荣拟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5月29日的成立大会上，谭天荣的建议被推翻，最后由张景中提议「百花学社」，获得全票同意。
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我们关注的首先是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应该上下互通。改革时则自上而下推行。我们要让教条主义风气消散，学术氛围浓厚。有人说「人与人只有合作，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我总体不同意。毛主席和党可以领导我们，但学术团体不要领导，也不要民主集中制，大家集体决策，不要什么组织纪律。
杨路发言：十天来，我校运动属于民主运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既有自下而上的成分，符合党的利益，中央是同情的。目前民主运动趋于平静，根本原因是群众热情已过。自由空气的形成、自由权利的获得是十天的主要收获。林希翎对营造自由讨论氛围帮助很大。本社团创立是为了进行学术性讨论。我们要学习哲学著作，深入思考，可以探讨林希翎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
从张、杨的发言可见，他们参与鸣放的初衷是维护党、维护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既有制度框架内的民主与自由，更感兴趣的是学术和理论问题的探讨。
百花学社成立后的重要举措是创办刊物《广场》和传播北大鸣放信息，转发大字报集锦——民主接力棒。《广场》由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王国乡倡议和组织。王国乡因六月要去吉林实习，曾想把办刊工作交给欣赏杨路文学才华的杨路，但杨路认为还是由中文系学生更合适，婉言拒绝。王国乡遂把工作转交给同系文学专业学生张元勋。
五月下旬，几位来自南开的北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学生将「民主接力棒」传到南开，引燃了南开及周边天津师院、天津大学的鸣放热潮。与北大类似，那里的左右思想碰撞同样激烈。校方采取措施试图控制局面，南开广播甚至宣称北大已陷入「反革命势力控制的无政府状态」，这激怒了学生。有人写信给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他的大字报影响最大），请求北大学生赴天津介绍情况，声援那里的鸣放。于是，谭天荣、张景中、杨路、刘奇弟（物理系）、沈泽宜（中文系）、梁次平（数学系）六人动身天津。
6月2日，六人抵达天津，先后在南开、天津师院、天津大学发表演讲，介绍北大鸣放实况，阐述个人政治观点。
杨路后来说明赴津初衷：我觉得应该讲清北大的真实情况。如果外校同学还未动脑子，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即使被批判也能提升他们的认识，所以我去了。
在天津各校演讲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刘奇弟关于胡风平反的演讲也引起很大反响。张景中和杨路则在小型座谈中做了发言。
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六人的津门之行非常不满，指责他们「兴风作浪」。愤怒的杨路为此贴出《抗议三害分子江隆基对我们的公开诽谤》的大字报。
六人从天津返校后，百花学社的同人刊物《广场》进入排版印刷阶段。杨路和张景中都参与了部分工作。因经费紧张，6月6日，《广场》编辑部贴出「救救孩子」募捐启事，向全校募捐，杨路参与了募捐收款。
6月5日，主编张元勋和中文系56级学生崔德甫将一百令纸张和拟印一万册的稿件送到印刷一厂。6月10日去查看清样时，工人们围攻他们，扣押了纸张和稿件。学生们难以接受，6月12日派能言善辩的张景中和崔德甫再次前往，试图讨回物资，却再遭围攻辱骂，无功而返。
反右浩劫的激烈碰撞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拉开帷幕。鸣放的策源地北大迅即成为反右的重点地域。
作为百花学社的激进骨干，张景中和杨路在鸣放中其实大字报贴得不多。5月19日四人大字报已充分表明立场，之后便少有长篇论述。批判百花学社的材料这样描述张景中：这次反党进攻中，他以诡辩著称。他活动的特点是大字报写得少，成篇的话说得少，但异常活跃，几乎每次辩论都现身，每次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都得到他的支持。杨路也是核心人物，重大的右派活动，大字报、演讲他都参加，还与谭天荣等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发起成立「百花学社」，之后和谭、刘等人赴天津宣传组织，回京后积极参加《广场》工作，募捐时负责收款。去掉贬损措辞，这些记述基本属实。
张景中和杨路的许多言论是在反右开始后、遭批判斗争时发表的，他们在表达对反右运动的强烈反对态度时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两人都是大民主、言论自由、人道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和保卫者。鸣放中他们少有长篇大论，但对追求真理、宣传民主自由、揭露真相的发言都大力支持。林希翎首次来北大演讲时遭到围攻，杨路率领同学保护她，护送她返回人大。张、杨对言论自由的态度还体现在，即便不赞同发言者观点，也尊重其发言权利。张景中曾说有人认为「人与人只有合作，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他表示不同意，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亲密关系——那个观点恰恰正是杨路的。「5·19运动」中百花学社内部也有矛盾冲突，但张、杨都未卷入。杨路回忆，在讨论《广场》事务的编委会上，谭天荣和张元勋等激烈争执，他选择了沉默；投票决议开除谭天荣时，他选择弃权。由此可见，张、杨在「5·19运动」中的基本态度是：共同追求民主自由法制的大目标，求同存异，包容不同意见，维护阵营团结。
因此，当反右浪潮席卷而来，所谓批判斗争变成了凭势压人而非以理服人时，张、杨的态度空前鲜明。杨路在6月22日「广场」编委扩大会议——最后一次集体聚会——上发表了「最后的宣言」，表明了对局势的认识、对反右运动的抗议、对未来行动的宣示：
鉴于目前状况特作个人声明如下：
一、党内进步与保守势力已经联手（至少达成默契），以打击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是否存在我不敢肯定，就像有人也无法证明一定有一样。从某些信号（人民日报的报导）看，党采取了大举措，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同时，把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并压制，严重摧残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力量。
二、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小题大做。我将保留与党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应当因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压制社会主义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打击为社会主义发展扫障碍的人，对那些手法不高明、明显压制民主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三、党与民主激进派已因片面性而陷入对立，虽然党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僵持下去对党、对缺乏主见的群众、对我们都有百害无一利，这局面只有利于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者。
四、民主力量应该撤退，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派撤退，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妥协。这种妥协已成必然。虽然《人民日报》的报导谬误荒唐，更正恐难，但「广场」应该停办，「百花学社」应该解散。否则不论你们是否进行了反社会主义活动，只要有一点明显的民主诉求，除非沦为「浪淘沙」那样低级的东西，强权和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五、作为共产主义个人主义者，我向「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斗士致敬！希望大家注意到民主问题上的深刻分歧：民主权利除了阶级性，还有全民性，即所有未被剥夺权利的民众对政府这个暴力机构的约束。人民必须用共同拥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抵御政府可能的专制。
希望你们汲取教训：在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时，其他民主诉求是无法实现的。
六、这次运动中，我的路线基本正确，未背离社会主义，但也有错误。现在不准备检讨。今后的行动方针是：
1）拒绝参加任何辩论会、讨论会和个别谈话。
2）不写任何大字报小字报。
3）不参加那种武断蛮横的学习和批判。
七、当别人指控我参与了某些闻所未闻的活动（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无责任的来信作证时，我表示抗议。这不仅是我的权利，也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某些同志对我的抗议反应过度，甚至要求开除我的团籍，这令我感到遗憾和荒唐。
八、对那些扮演不光彩角色、别有用心地趋炎附势者，希望他们如愿高升，也希望他们不久学会惭愧。要尊重自己，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坚守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节操。
张景中随后也写了自己的「最后宣言」：急流勇退。他说：我基本同意杨路「最后宣言」中的论述，一个月让我真切地看到了政治是什么——比我想象的肮脏得多。我必须守卫自己灵魂的纯净。我希望「百花学社」继续存在，但为了避免社内分歧，我退出。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月的所有情景，并把真相讲给这一生遇到的朋友。
杨路「最后宣言」中阐述的观点可视为张、杨二人当时的政治表态。
基于张、杨在「5·19运动」中的言论、表现和对反右的抗拒态度，他们应属于必然被无情打倒的核心右派。但他们在数学上的超群天赋让爱才的教授们想为他们争取缓冲，校方也在观望他们是否会改变态度。6月下旬，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受尊敬的教授及数学系秘书丁石孙先生邀请张、杨谈话。杨路回忆：我感觉谈不拢，怕伤了先生们的感情，就没去。
6月26日，三位教授和丁石孙与张景中谈了将近四小时，希望他认错以便度过难关，但张景中拒绝了他们的劝告。他坚称百花学社不是反动组织，《广场》各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帮党整风，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好的，学校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他坚决不认错的态度让先生们感到失望。
第二天，丁石孙单独约杨路谈话。根据丁石孙的记录，杨路认为良心与人道是最高准则，不愿从社会主义利益考虑问题。杨路表示你们看重效果，我只看重动机。我不想改变思想，就等着你们的审判吧。谈话最终不欢而散。杨路多年后回顾这次谈话：我发现丁先生其实挺左的。后来批判我时，有人让我谈感想，我说丁先生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因为张景中、杨路和他们的同学陈奉孝等坚决不认错，以及物理系第一位学生右派谭天荣态度强硬，拥有最多激进分子的数学、物理两个系的反右工作始终推不动。时任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是个宽厚的人，不忍心动手，这令上级领导很不满。很快，中央派彭真来北大主持反右工作，亲自督导，彭真直接蹲点在数学系54级支部和物理系53级谭天荣所在支部，对学生干部耳提面命，亲自部署，采取了强硬手段推动反右突破。
数54级学生党支部书记陈良焜回忆：1957年6月初，全国反右开始对右派进行批判，北大左派士气高涨，激进大字报逐渐消退，但数学54级局面未变。班级召开批判张景中、杨路的会议，但张、杨拒不出席，根本开不了。党总支和学生干部认识到，不打倒张景中，数学54级局面无法扭转。遂决定在宿舍28楼门前召开批判大会。为增强左派声势，从校内其他单位调集人员。力学54级和数学54级原为同一年级，刚分化不久，左派力量较强，部分同学被指派参加批张大会。哲学系当时是左派阵地，师生也来助阵。大会开始时，张景中仍然躲在宿舍拒不出门，于是派出几个壮汉到宿舍去，最终连床带人一起抬到楼前进行批判，整个过程带有暴力色彩。这次大会根本改变了数学54级的反右局面。
与常被贬损为自由散漫、个人主义的杨路不同，张景中一向被认为品学兼优，曾获三好学生，天赋超群但并不自傲，人缘广泛。把这样一个人定为右派，从上到下都觉得可惜。张景中的同学王选曾撰文回忆：2001年我住院期间，一位1957年担任过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探视，谈到张景中时，她说：「划他为右派的时候就很犹豫，因为他功课太好了，舍不得。」
与张景中、杨路合签大字报的同学张世林回忆：1957年的一天，我在屋里读书，同屋洪允楣匆匆进来，锁上门，摘下眼镜，捂脸哭了起来。问他怎么了，他哽咽着说：「张景中完了，回天无力。」洪允楣后来自己也被划为右派，数54级最终划右比例达20%，但在同学心中掩面痛哭的，似乎只有张景中。
与张景中同样命运的杨路性格迥异，他比较恃才傲物，率真锋利，在那个时代被视为「个人主义严重」，被划为右派似乎没获得太多同情。但杨路曾休学一年，划右后被安排到55级右派中参加学习改造。55级缺少才华横溢的学生，杨路的才智和敢言在那里显得格外突出。55级右派学生章亮回忆：右派学生单独学习，实际上是认罪受批，学生干部杨立雄主持，态度很凶，一次拍着桌子吼道：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吗？杨路立刻反唇相讥：现在就是你的天下！章亮因此很崇拜杨路，以至于后来在学校备受冷遇、痛不欲生时，觉得不如与杨路一起去劳改农场好，竟然跑到清河农场去找他，却被赶了出来。55级右派学生来向荣是个性鲜明、爱抬杠的「杠精」，但与杨路情投意合，他说：我能和其他同学较劲，但对杨路只能仰视。两人都热爱文学，在右派学习时曾私下赋诗互和。章亮、来向荣与杨路因划右后的交集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生死囹圄的岁月
1958年2月8日，张景中和杨路等来了命运的最终判决——他们和北大其他几位右派学生被公安部门逮捕，遣送劳教。
虽然他们对沦为另类早有心理准备，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下来时，仍然令他们猝不及防。
与张、杨同被逮捕的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回忆：我们被押进派出所，杨路轻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墙角。
面对从才子到阶下囚的命运反转，性格悬殊的两个天才学生的适应方式和难度截然不同。
张景中理性沉毅，学问渊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入骨髓，他具备传统士人卧薪尝胆、能屈能伸的品质。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回忆：张师曾问我能否背诵苏东坡的《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或许是张景中面临人生巨大转折时的精神寄托。
同时，在农村长大的张景中从未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他有深厚的底层同情心。他说：到了农场看到周围农民的日子可能比我们还艰苦。有一次我们在村边挖沟，有个农民跟队长说，你们劳教犯能吃饱，我们也想劳教啊。整个国家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杨路有诗人的气质和感性的心，身份从天才少年跌到被打压者的巨大落差给他心理造成的创伤更深。而且杨路身体瘦弱，高强度劳动对他来说难以承受。杨路的狱友、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回忆1958年大跃进的一次大会战：「大跃进声势浩大，干得猛烈，伙食有所改善，但这样拼命干，人总会累垮。为人道起见，在工地外搭了个席棚给实在坚持不住的人休息。第四天，我也不行了，来到席棚。看到王国乡躺在那儿，杨路脸朝外也躺着，他瘦弱的身子蜷缩着，肩头在颤抖。我问国乡：他咋了？国乡说：『在哭。』我心里特难受。我们怎么了，犯了什么？」
江山可改，本性难易，纵然沦为囚徒，杨路仍是那个口无遮拦的杨路。他回忆说：我这个人说话从不注意场合。比如大跃进时，满嘴都是这也能发电那也能发电，我说两手搓一搓还能生电呢！结果被批了一顿。有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又被批判了，说我想表达什么呢？
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这段苦难的生活要一天天熬过去。两个天才学生同时拾起了数学这个专业，他们深为庆幸当初选了这个只需笔纸和数学头脑就能从事研究、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学科。即使在狱中，他们也能沉浸于数学思考之中，让光阴不虚度，生命有寄托。
张景中回忆：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的劳动紧张沉重不言而喻。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带着几本书，《数论基础》翻得最勤。里头有许多好题目，偷闲记在心里，上下班的路上或开会时足够想一阵子。有时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这对记忆力很有帮助，也养成了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
不少狱友见过张、杨下盲棋。当时也在清河农场劳改的生物系右派教师姚仁杰这样回忆：张景中和杨路的聪慧和超凡的记忆让我震撼。出工和收工路上，两人竟然下起了盲棋，一个说「炮二平五」，一个说「马二跳三」或「车一进一」。全靠脑子把棋局记住，来来回回分毫不差，一局棋完成后输赢分明。有时到工地棋还没结束，两人都能记住残局，收工时继续纠缠。这真是打磨路上无聊时光的妙招，令人赞叹。特别是张景中，有时走在队伍中间，同时和左右两边各下一局，稳妥当当，还常常赢对手。
在劳改农场度过的最险恶时刻是1960年的大饥荒。很多人没能活过那段恐怖的日子。清河农场有两名北大右派学生在饥荒中丧命——历史系55级的陈鸿生和物理系56级的黄思孝。张景中和杨路也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们依然没有放下数学，或者说数学成了他们活着的精神支撑。
王书瑶回忆：一天，我看到北大工会职员、右派难友刘培之已经奄奄一息，我用尽全身力气把他送到病号队抢救。「那一次，我看到张景中也在病号队里，躺在床上，双眼紧闭，有人在喂他东西。……过了一两天我再去看刘培之时，发现张景中已经坐了起来，靠在被子上，面前铺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人民出版社的右派戴文葆因身体弱，资历也老，被安排管理农场简陋的图书馆。戴文葆对王书瑶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进图书馆，问我：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我说：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他怅然若失地走了，神情仍然恍惚，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他显然忘记了自己在哪儿。我的心都碎了，在流血，饿成这样，张景中还想着系图书馆。
熬过了三年大饥荒的劫难，张景中解除了劳动教养，在农场留场就业。他被调到农场航运队，在天津和清河农场之间摆渡，运回天津的垃圾当肥料。这份工作比田间劳动轻松多了，张景中有更多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开始把一些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稿，但后来他才明白，右派分子的文章根本无法发表。
杨路还未解除劳教，但也调到了条件稍好的团河农场。张、杨经常通信讨论数学。张景中回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内容与国外重复，也有些在二十年后才得以发表。
文革中的灾难
1966年文革爆发，更加残酷的噩运降临。张、杨之间的数学通信被视为抗拒改造而被迫中断。张景中和其他劳改就业人员一起被发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景中等人被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参与修建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工程，全程400公里，工人们纯粹靠人工挖土、运土、浇水泥、制砖、造桥铺路，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异常繁重。
北大数学系右派张景中、孙传仪和物理系右派王书瑶都在这支队伍里。王书瑶回忆：在新疆我也受过批判，张景中受的苦更多，因为他没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时期要对「黑五类」进行专政，专政的方式主要有两项。一是每天向毛主席请罪，饭后至少半小时，有时更长，低眉顺眼，弯腰哈腰，念念有词，说自己如何对不起毛主席。二是惩罚性劳动，几乎所有公益劳动都是没摘帽的右派和其他「黑五类」承担。「张景中，出来卸车！」「张景中，出来扫院子！」无日无之。但张景中仍痴迷于数学研究。
1969年，杨路被押送到四川大邑的新源煤矿进行劳动监督。这时他已解除劳教，但仍戴着右派帽子，受公安人员监管。杨路身体瘦弱，却被强制下矿井当矿工，这是改造中最危险、最繁重的劳作。杨路的狱友、同学潘轺湘说：我在同学中算比较瘦小的，杨路更加瘦弱，不知道他那几年在矿井里是怎么活过来的。
杨路的幸运是在70年代初结了婚，妻子是他的青梅竹马张锡锟的妹妹张锡铮。张锡锟是化学系54级右派，于1975年8月在四川盐源劳改监狱被枪决，是北大右派中最后一个被处决的人。
1971年，张景中摘掉了右派帽子，活动空间变大，从事数学研究也有了更多自由。他寻到了杨路的消息，两人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学术通信。信件通过杨路妻子转递，主要讨论几何算法，这些内容后来成为他们80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的基础。
1974年，在中学同学郭秀华——她在张景中所在农二师21团组织部工作——的帮助下，张景中调到了21团子弟中学任数学教师。对张景中而言，这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转机。
张景中具有极高的学术天赋，却也对数学教育有特殊的热情。他醉心于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数学问题讲得浅显易懂，迷恋于教学方法的推敲琢磨。这也是他成名后一直热衷于数学科普的缘故。
在21团子弟中学任教近两年的学生张小平、刘建平曾受教于张景中，对恩师的启蒙铭记终生。他们回忆在张景中宿舍初次相见的情景：
景中老师问了我们许多关于数学教学的问题，介绍了学习数学的方法，对我们提出具体要求。交谈中，能看出他非常喜爱数学，对数学怀着深深的自信和痴迷。随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多年困扰我们的难题——「三人分鱼」，这是1971年遇到的：
三个人打了一堆鱼，太累了，决定先休息再分。过一会儿，第一人来了，把鱼分成三份，多了一条，就扔进河里，拿了一份。第二人来了，把剩鱼分成三份，也多一条，也扔进河里，拿了一份。第三人来了，重复前两人的过程。问原来有多少条鱼？
那时我们读初二，碰到这么有趣的题目，想急忙解决，但总找不到答案。后来用倒推法和逐个试数，得到25条、52条等答案，但一般性的解法一直没找到。几乎两年时间，一有空就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自然要问一问景中老师有没有好办法。
景中老师显然是初次听到这个问题。稍做思考，就在草稿纸上演算，不到3分钟，列出了式子：y=27t-2，并向我们讲解，当t=1、2、3…时，就得到25条、52条、79条等所有满足条件的答案。他不像我们那样盲目地一个个试数，而是推导出了一个关系式，得出具有一般性的结论！我们被惊呆了，觉得他真了不起！这不就是我们寻梦的老师吗？这次见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景中老师充满智慧的思维。后来，景中老师在中国科大给少年班讲解李政道提出的「五猴分桃」问题时，给出了好几种精妙的解法，应该和我们那晚的交流有直接关系。
从此，我们这些学生怀着爱慕和敬仰，专注地听景中老师的每一节课。他对数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有独到的见解，令人意外。讲课时河南口音明显，但娓娓动听，趣味盎然，解题方法更是精妙独特。他轻易地就把数学知识和现实生活串联起来，让我们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比如教授乘除法转化为对数的加减法运算，每个老师都会讲，但景中老师方法独到，计算精洁，高出一筹。
把土地面积的「平方米」单位换成「亩」，他自创了「加半移三法」五个字的妙招来教学，生动形象，易学易记。
那个特殊的年代，景中老师利用一切机会传授数学知识。教优选法时，亲自带我们去食堂用馒头做试验。教液面高度与重量的关系时，亲自带我们去油库实地测量。学工劳动中，制作暖烟筒弯管时，碰到下料问题，他及时教我们用正弦函数曲线放样。学农时，在试验田给我们讲正交实验的数学知识。
有一次，学校安排景中老师带我们去工厂参加一周的劳动。出发前，他要求我们在劳动中思考数学问题，每个同学在劳动中编拟一道解决实际生产的数学问题，回来课堂交流。他自己提出的是关于螺丝的三视图问题。有个同学提出了怎样在钢板上下料最经济，得到他的表扬，还被鼓励登台给全班讲解。
景中老师充满智慧的头脑在课内外都给了我们许多启迪。我们最喜欢他教的游戏，比如扑克牌的「上山下乡」和「促膝谈心」，摆石子的「调兵遣将」等等。他讲授的「中国邮路与一笔画」、「抓石子与二进制」等内容也都异常有趣。那时候，这些既容易学又充满乐趣的游戏，真让我们度过了欢乐的学生时代。如今，存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游戏又成了教育下一代的好素材。
在「读书无用」的反智年代，学生们能遇到张景中这样热爱教学、充满智慧的师者是多么幸运。张景中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到数学的美妙，也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然而这段美好时光没能维持太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张景中因主张加强基础教育、认为考试应该开卷闭卷结合等观点，受到批判，被赶出学校，回到基建连继续劳动。
1975年7月，劳教近二十年的杨路终于获准离开煤矿返回家乡自谋职业。他在街道上干临时工，仍是重体力劳动，但杨路对自己的心情有诗意的表述：咱们老百姓呀，真呀么真高兴呀！
谷底翻身
1976年，文革落幕，中国的前景开始转变。
1978年春意盎然之际，张景中首先感受到了春风的温暖——他的论文终于能够发表了。张景中说：华罗庚在书中讲过巴芒计算形体体积的公式。那公式难以计算，对简单形体也给不出准确值。我提出了另一个消除这些缺点的公式。文章发表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编辑部向团政治部查询署名方式，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署名为「新疆巴州21团子女中学数学教研室」。无论如何，文章终于发表了。后来我在《计算数学》又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井中」。
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科学大会，为中国科技界开启了「科学的春天」，张景中和杨路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篇章。
当年北大数力系的助教陶懋颀和数54级校友赵立人都从别的地方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都是「57反右」的受害者。他们很快察觉到政策的转变，但他们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时来运转，而是想起了仍陷于社会底层的张景中和杨路。他们深知张、杨的杰出才能，决心把两位难友早日拉回学术的殿堂。陶懋颀、赵立人和另一位北大数学系校友熊金城一起策划此事。他们怕直接调动有困难，先由科大函邀张景中作学术报告，好把他「扣」在科大。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上请新疆领导放人。事情进展顺畅，只待档案转来。陶懋颀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亲自去新疆取档。他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小飞机到张景中所在的库尔勒农场，全不顾颠簸和危险，取到了档案，原路返回。在拥挤的车上，陶懋颀被踩伤了脚，回来后因疲劳过度病了一场。
他们从张景中那里了解到杨路的动向，着手办理杨路的调动。
杨路回忆：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还没平反。他们说没平反我们也调。我的档案在劳改单位，调档时，单位说等等，我们要销毁一些东西。据说我的档案有厚厚一摞，要销毁的东西肯定不少。
1978年12月，张景中和杨路在中国科技大学重逢，这是两位老同学二十年来在大学校园里的第一次相聚。
1979年，张、杨正式加入中科大，他们的恩人陶懋颀老师，用尽全力，用最短的时间，让两位被流放、被劳改二十年的天才重新走上学术舞台。这份恩情，张、杨二人铭记终生。
这一年，北大也在讨论张、杨的右派改正事宜。杨路回忆：1979年早些时候，我们在中科大同时收到北大数学系邓东皋学长的来信，建议我们各自写信向系里申请改正。景中写了，我没写。陶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写，我回答说只要景中能改正，咱们也拉不下。
1979年6-7月份，张、杨同时收到了北大的改正通知书，措辞是「1957年的某些言行是错误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此改正」，两份通知一字不差。到了1984年，北大再发来了去掉尾巴的彻底改正通知书。
1979年，张、杨开始在中科大从事教学，任教数学系和少年班的课程。一位当年的中科大学生在笔者关于数学系54级的文章下留言：荣幸听过张景中老师在科大的第一学期讲课，深入浅出，不死板照搬教材，启发学生创新的思路。他的讲学，堪称登峰造极。张、杨当时刚从劳改社会出来，一个瘦小憔悴，一个华发蓬乱，满目沧桑。他们其实才四十出头。他们在放逐中靠通信做数学。是陶懋颀老师的奔走，才让他们重见天日。
在中科大期间，张、杨二十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像井喷一样涌现。张景中说：在中科大的六年里，我和杨路等合写的文章、著作有几十篇（部），涉及几何算法（距离几何）、动力系统中的泛函方程、数值分析、组合几何、计算几何和非线性振动等多个领域。
在众多成果中，张景中最钟爱的是生锈圆规问题的研究。生锈圆规问题就是：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作出哪些几何图形？张、杨进入这一研究后，很快得出了令人惊喜的完美结果。论文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发表，审稿人的评价是：这个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方法又如此引人入胜。我无条件地推荐它发表。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在《美国数学月刊》的评论中赞叹「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1985年，因两地分居难以解决，张景中和杨路同时调往中科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晋升为中科院研究员，分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后，他们踏入了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张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吴文俊先生关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后，深受启发，开始探索这一领域。他特别关注吴文俊成果之后的瓶颈——如何使机器生成的证明更易理解和检验。经反复推敲论证，他在1992年实现了突破，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消点法。杨路后来将消点法应用于非欧几何，出版了英文专著。国际学界评价这一成果是计算机求解几何问题发展道上的里程碑。1995年，张景中因此荣选为中科院院士。
张景中在采访中说：我最看重自己一生的贡献不是获奖或当院士那些，而是从新疆就开始思考的数学教育问题。数学教育是国际上多年待解的课题，我发现的关键是数学本身需要化简整理，也就是为了教学，要改造数学，让数学变得简单。
为推广数学，张景中著述了多部科普著作，《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传奇》《数学与哲学》《教育数学丛书》等，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深受读者欢迎。荣获了中国图书奖等诸多奖项。因对科普的执着和贡献，他还担任过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202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了2021年「CCF终身成就奖」，张景中被授予该奖项，以表彰他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与张景中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杨路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两人配合默契，各有建树。杨路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的首席科学家。他创立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业内专家认为「解决了实代数的根本问题」，开发的「BOTTEMA」等软件是国内外不等式机器证明和机器发现效率最高的工具。他的研究成果获过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杨路担任IMO中国队的领队和主教练，1996—2002年，他兼任北大数学科学院信息科学系主任、教授。
清廉高洁的品格
在笔者进行的北大57年历史调查中，张景中和杨路作为当年知名的学生右派，是重点的研究对象。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查阅相关材料，最令我震撼的并非他们的成就，而是他们所展现出的清廉高洁的品格——既超然脱俗，又严谨求实；对往事无怨无悔，也不自鸣得意；超越了个人恩怨，却洞悉了大是大非；淡泊名利，却承载着社会责任。无论公德私德，都接近完美。
与笔者的交流中，张、杨对历史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对1957年的选择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没有后悔。作为数学系的天才学生，他们曾被三位教授和丁石孙先生劝说放弃主张，但他们拒绝了。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当时听取教授们的建议、低眉顺眼地认错，就有可能躲过或减轻随后的二十年苦难。他们是否会后来感慨「不听老人言，吃亏二十年」呢？
笔者不禁想到80年代那些同样激情满怀的师弟师妹们，他们也曾受丁石孙校长类似的规劝，也曾拒绝听从而一意孤行。但后来的惨痛代价让他们悔恨终生。我曾看到他们在丁校长逝世时痛哭流涕的悔恨与感激。
然而张、杨的表现截然相反——他们毫不摇晃地坚持无怨无悔。杨路对笔者说：我没有任何悔意。那时我就认为我是对的，他们说我错了，事实证明我还是对的。当笔者询问1957年的选择是否让代价太大时，杨路说：自由需要付出代价。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都做了，我们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从张、杨身上，我领会了真正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1957年反右中，张、杨遭受的批判和斗争非常激烈，其中包括许多人身侮辱和攻击。数学系54级被划为右派的比例很高，在全校名列前茅。因政治运动的告发和批判，同学们的感情也遭到严重破坏。张、杨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却能够放弃个人的怨恨，超越个人的恩怨，主动示好和解。
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政治运动造成了左右双方的伤害，大家都担心过去的敌我双方如何面对。第一个示好的就是张景中和杨路。「我们听说张景中和杨路提议聚会，高兴极了。他们提出来，我们当然要支持啊！」于是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数54级首次聚会。在随后的多次聚会中，张、杨尽量参加，他们和其他受害者展现出的宽恕气度，是数54级能够消解矛盾、重建友谊的关键因素。
但张、杨也未曾忘记「5·19运动」的悲壮历史。杨路说：在担任北大信息科学系主任期间，我多次回到北大，经常在未名湖边散步，但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
许多关于张、杨的记载都提及他们对功利的超脱。彭晓伟《给「80后」的心灵礼物》一文记述，在采访杨路时问到，他和张景中在中科大数学系工作了六年，为何不出国？杨路回答：「当时，许多后来很有名的数学家都在科大待了好多年，我们刚来不久就要『抢机会』，跟人家竞争，不太好。所以我跟张景中商量『算了算了』，张景中也说对。」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在《师从张景中》一书中提到：中科大数学系的一些老前辈对许多问题研究很深，但很少写文章。有时会把想法告诉学生，让学生写成论文发表。学生要给老师署名时，老师都坚决拒绝。比如曾肯成先生就是这样。张师在中科大多年，自然也受到那些老前辈的影响。他常常把独特的想法讲给我，让我单独署名发表，因此产生了我的水平远超同龄人的假象。
彭翕成还说：如今高校流行出书热，很多导师让学生找资料、整理稿子，甚至直接参与工作，却不给学生署名，最多在序言里附带一提。张师却不同，只要你参与了工作，无论多少，都会给你署名，并分给你稿费。
更令人感动的是张、杨数十年如一日的互相成就、相扶相携的深厚友谊。获得诺奖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合作中的署名问题产生分歧，最终断交，成为科学界的憾事。而张景中和杨路的合作则充满了君子气概。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说，每当张师谈起杨路，都会不禁叹息：「杨路没评上院士实在太遗憾了。」以他的水平和成就足够了，仅凭不等式自动推理这一项就够格，更别说其他那么多成果。为什么多人合作，非要排出第一第二？很多时候谁的贡献更大是说不清的。如果总是打着个人算盘，合作是很难深入的。
而杨路对自己未能当选院士毫不在意。笔者在采访他们的遭遇是否影响学术成就时，杨路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张景中不是当了院士吗？还想要诺贝尔奖啊？言辞之间，张景中的成就仿佛就是他的成就，两人早已不分彼此。
张、杨都是极重情谊的人，对于在困厄中帮助过自己的前辈和一起熬过苦难的亲友都铭记于心。
1996年，已调入北京计算机学院的恩师陶懋颀先生查出胰腺癌住院，张景中得讯后，携全家赶赴北京探望，亲自在床边照料了十多天。1997年，陶懋颀离世。张景中悲痛不已，他说：陶老师的去世是我成年以来经历的最大悲痛。
两人都在逆境中成家，身份改变后仍对妻子感恩，厮守终生。
在劳改难友中他们的处境最好、成就最大，但两人始终与难友保持紧密的联系。杨路在做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几年，每次来京开会，都要与当年的难友聚会。近年难友陆续离世，杨路都会深情地哀悼。
由于张、杨都是笔者采访过的学长，笔者与他们都有微信联系。笔者了解到张景中目前仍每天全职工作，已届九十高龄的他仍活跃在科普一线。与杨路的互动更加频繁。和杨路的交流让笔者能够隔屏感受到一个睿智、真挚、严谨、是非分明又富有情趣的灵魂。
笔者的文章《1957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于2024年5月1日发表，推翻了长期以来认为历史系右派学生许南亭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说法。杨路学长很快留言：1957年夏天，特别是暑假期间，我和许南亭三天两头碰面，但从未在谈话中提及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北大老右圈子里，一直公认那是许南亭写的，现在看来可能确实是误会。第一张大字报许南亭作者说早已成了北大反右叙述中的陈词滥调。杨路学长读了笔者的文章后能立即更正，并示好笔者的文章，令笔者感到深深的感动。
杨路的严谨体现在他对每个细节准确性的执着。文革中遇难的北大右派学生张锡锟是他的妻兄，笔者因撰文张锡锟曾采访过杨路，他提供了自己所知的情况，并特地交待笔者「张锡锟的『锟』是金字旁，一定要注意不要写成『琨』」。
尽管在北大数学系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历经磨难，但他对母校母系仍怀有特殊的关怀。最近，王虹、邓煜获得菲尔茨奖成为热点，杨路显然一直关注这两位晚辈。他特地转发给笔者北大数学学院院长陈大岳阐述王虹曾在北大数院获评优秀毕业生、具备保研资格、多位教师为她写推荐信的文章。显然，北大数学系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杨路晚年仍然维持着对文学和音乐的热爱。他曾发来《夜半歌声》电影主题歌的视频，那是他劳改生涯中难忘的旋律。杨路查证到，原唱者盛家伦于1957年去世，他特地向DeepSeek提问：盛家伦如果1957年没有去世，是否会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AI的回答是：如果盛家伦1957年没有病逝，他极有可能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张景中和杨路的人生跌宕起伏，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活出了极尽精彩的样貌。他们对真理的执着、面对强权的坚韧、绝处中的发奋、顺境中的热情、成功后的谦逊、对名利的超越，这一切都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法制所做的贡献必将铭刻在历史中，而他们作为杰出的学者、众多学生的恩师，以他们的品德文章和所彰显的科学之美、人文之美，将成为他们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遗产。
杨路最爱拜伦的诗句：
爱我者，我致以叹息；
恨我者，我报以微笑；
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
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而张景中欣赏苏轼《晁错论》的这段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正是他们一生的真实写照。
注释：
1.郭健民《考上北大》，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89页。
2.洪允楣《教育贵在后劲》，同上书，第92~93页。
3.丁石孙《张景中怎样从”三好”学生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见北京大学思想战线编委会《思想战线》第4期，第21页，1957.7.24
4.同上文，第21页。
5.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44页。
6.丁石孙《张景中怎样从”三好”学生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见北京大学思想战线编委会《思想战线》第4期，第22页，1957.7.24
7.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第19页，1957.10
8.同上书，第10~11页。
9.”五月”编辑部《关于北大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若干材料》，见北大争鸣社”论坛”编委会主编《论坛》第2期，第43、45页。1957.7
10.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第17~18页，1957.10
11.同上书，第25页。
12.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51页。
13.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229页。
14.张世林《回忆我几位同学的一些事》，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66页。
15.同上书，第29页。
16.曾涛、尹传红《在苦难中升华——张景中访问记》，人民网，2004.12.20
17.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2007，第250~251页。
18.张景中《重聚未名湖》，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45~346页。
19.姚仁杰《心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4，第319页。
20.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2007，第296~298页。
21.同上书，第333页。
22.张小平、刘建平《张景中院士如何教中学》，刊于”彭翕成讲数学”公号，2016.6.11
23.张景中《重聚未名湖》，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349~350页。
24.见《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26日，第8版。
25.彭翕成《师从张景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71~72页，第77页。
26.同上书，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