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26年六月，当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吴少辉再次回忆起这场校园纠纷时，最初浮现脑海的依然是这个微妙细节。
二○二五年秋季，学校内一次不期而至的碰撞演变成相互拉扯，学生叶桦在争执中使同学胸部留下划痕。双方的监护人迅速赶到学校参与处理，但双方各说各的理——一方认为自己的孩子遭到不公正对待，另一方坚持孩子被冤枉了。学校德育部门因信息不明确，无法判断事实真伪，决定将此案转到专门的调解机构。
调解工作室面积不大，二十多个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张长木桌占据了中央位置。桌面上摆着「当事人」、「主持人」、「调解员」等标识牌，门框上方挂着「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的铭牌。
自二○二三年十一月揭牌以后，这个地方就专门承担调解学校内部纠纷的任务。
工作室的出现并非学校单方面的创意举措，而是源于寿宁县的一项制度设计。二○二三年，该县将「枫桥经验」理念推广到学校管理，首先在寿宁一中开办试点工作室，随后在全县范围内的多个校园推广，寿宁职业技术学校便是其中之一。
在寿宁县，学校里的矛盾一般来说并不激烈。这些矛盾往往由于言语冲突、误会和轻微冲撞而起，背后还往往暗含着学校与家庭沟通欠缺的问题。令校方感到困难的，是这些表面小事背后需要多次解释、情绪纾解，以及对各方责任的界定。
寿宁县司法部门党群书记何沝清向记者介绍说，建立工作室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学校能够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减轻一线教职工的负担。
二○二六年六月下旬，寿宁职业技术学校内的「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实景。（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中间缓冲地带」
吴少辉在该职业学校任职已超过二十年，还曾做了十年人民陪审员，积累了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目前他兼职担任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的责任督学。
该工作室共聘用了六位调解员，包括吴少辉在内。其中既有法院的高管，也有担任政协代表的学校领导。工作室还邀请了三位家长代表参与，其中一位曾担任村级行政职务，另一位在发电企业工作，都具备较强的社会联系。
吴少辉和他的同事没有仓促地做出判断。他们把涉事的学生们单独叫到工作室内，没有时间限制，允许他们细致地描述全过程，目的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表述心中的不满和委屈。
听取双方学生的完整叙述后，吴少辉意识到，冲突事件本身并无复杂之处，关键在于误会层层相加。「如果不及时消解这些误解，微小的冲突就会不断升级。」他对记者这样说。
接下来的两三个工作日内，他又数次与家长进行深入交流，将家长和学生邀请进工作室，从多个维度——包括同学间的关系基础、孩子的成长历程以及未来前景等，引导当事人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通过层层推进的对话，双方家长的激动情绪逐渐缓解，最终两名学生握手言和。
「化解不等于完成，还需后续跟踪。」随后，吴少辉委托班级任课教师持续观察两名学生的内心状态和相处进展，同时让同班同学留意他们的互动变化。直到双方重新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这起纠纷的处理才算最终尘埃落定。
这种处理方法与学校过往处理校园纠纷的通常做法截然不同。
该职业学校坐落于县城的西南方位，与县内其他三所高中对比，学生来源的差异更为显著。学校的学生队伍中，不愿读书的孩子、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缺少监护的孩子都比较常见，因此校园矛盾呈现出更加多元复杂的特征。
从前，学校内部的纠纷一般是班级主任和思想品德处先出手，「班主任搞不定就报告副校长，副校长还处理不了就轮到我，最后没招了就全校总动员。」学校校长范信斌向记者这样描述以前的办法，一旦校长参与其中，还要召集学校班子开会研讨，这个过程中精力和时间一点点被消耗掉。
吴少辉指出，过去学生的多数行为问题都由第一线的教职工直接处理。这些教师课业繁重，处理问题过多就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大多采取直接惩戒或批评的手段，「问题表面上被压制住了，但矛盾的实质没有消除，只是变成了看不见的对立」。
「孩子内心没有开解。」吴少辉进一步阐述说，不少学生觉得委屈，而家长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原委，只能看到孩子被批评了一遍，由此产生的误会继续堆积，最后就转变成了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冲突。
正因如此，在吴少辉看来，调解工作室的实际作用就像一个「中间缓冲地带」，它能够把一部分校园矛盾从日常的教学活动里提取出来，对日益敏感和脆弱的家校关系进行更科学的处理。
「热脸贴冷板凳」
在寿宁五中担任思想品德处主任已有二十五年的李华对记者讲述了他的观察：现在的纠纷再也不只是学生之间的言语冲突和轻微推搡，而是日益集中于学生对手机的沉溺、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学校教学理念与家庭教养理念的对撞。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家长群体的改变。」李华回忆起工作初期的情景，那时家长普遍同意并支持学校对学生进行管教。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教师轻轻说一句批评的话就有可能招来家长的质问：「你为什么要批评我孩子？」
在寿宁五中所在的平溪镇，县城有两小时的车程。该镇学校里三百多名学生中，双亲半年及以上未在家中生活的留守学生占了四成多。家校理念的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这样的分歧，李华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向家长说明情况，多次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就作出让步，「只好改变过去那一套要求方式」。但是他有时又会后悔，感到自己「没能尽到做教师的本分」。
学生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多位学校管理人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学生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了。李华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课堂上被教师批评的学生现场反驳道：「老师，你再说我，我就举报你。我们还学过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呢。」
李华坦言，这使得教师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整个社会强调对家长和未成年学生的保护力度都在加大」。现实的状况是，对学校教育方式理解不足的家长接二连三地出现，再加上社会新闻常常报道家校冲突事件，教职工在日常的学生管理中陷入了困局，「严管就出问题，放任就失职」。有的时候，他和同事笑着说，培养孩子就像「捧着一颗热心贴向冰冷的屁股」一样。
这样的困扰并不只存在于远郊农村的学校。
位于县城的寿宁六中校长叶永兴也曾有过相似的体验。他向记者表示，学校虽然建立了内部的处置体系，可每学期仍有一两起纠纷最后「闹」到校长办公室，有时还得通过关系从中斡旋。
他提到过一个案例：某学生没戴头盔骑着电摩托车被交警批评，班级主任随后也在班会上进行了安全教育。这位学生的家长觉得孩子遭了不公平待遇，打电话到学校要求校长给个说法。
在他的理解中，今天的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的体验高度敏感，学校职工处理学生的问题时，不光要考虑教育的效果，更要注重处理的方法和说话的措辞，有必要的情况下还得请其他教师作证，防止引起新的不理解。处理稍有不当，就可能引起新的冲突，甚至家长可能向教育行政部门投诉。
寿宁县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的督学叶允江告诉记者，家长投诉通常先进入校长办公室登记，工作人员了解情形后再分配到相应的职能科室。分管处理的官员接着和学校管理者沟通，查证事实并提出处理意见，整个过程需要在很多个环节逐级转报。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寿宁县开始尝试从司法系统引进调解的专业力量进入校园。
二○二六年六月下旬，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县城一隅。寿宁县位于闽浙分界处，常住人口约十六点九万。（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司法部门主导，教育机构参与
这项试验最早在寿宁一中展开。它不是某起特别激烈的校园事件直接引起的，而是源于学校新址落成后家长焦虑的不断涌现，进而产生的家校沟通需求的增加。
二○二三年初，寿宁一中从县中心整体向十五公里外的鳌阳镇新址迁移。作为寿宁县最顶级的高中，一千三百多位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随之进驻新校舍。
新校启用后，众多家长开始担忧孩子是否能顺应新的环境：饭食够不够好吃、住宿舒不舒服、日常生活管理跟不跟得上……各种问题不断在家长沟通群里出现。
金昌展既在寿宁县司法机关任职，同时也是寿宁一中家长委员会的副主任。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被家长信息淹没了。
同一时间段，当时的司法机关副职龚桂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将司法调解的专业能力，向更多常见的社会矛盾中延伸呢。
金昌展在同龚桂云的一次随意聊天中，想到了一个点子。他对记者回忆，家长委员会本身的工作职能就包括家校沟通协调，同司法调解在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要是能设立一个校园矛盾调解机构，把家长代表、学校以及调解力量整合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O龚桂云对这个构想表示赞同。
司法调解在寿宁县司法机关的工作中一向占据重要位置。在人口规模约十六点九万的寿宁县，全县范围内配有专职的调解人员一百五十三名，非专职的调解人员六百五十一名。
随后，龚桂云将这一设想汇报给了司法机关党组书记何沝清，并获得了支持。二○二三年春天，司法机关牵头筹划，教育机构配合参与，共同推动工作室的建立。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其实一拍即合。」金昌展对记者说，家委会一直都在做调解，而司法和教育部门也希望将这个机构化，「借着学校搬迁的有利时机，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推动了」。
筹建的阶段里，司法机关与教育部门多次开会座谈，核心议题是工作室如何运行：信息渠道怎样建立、队伍如何组织。
他们建立了一套多层次的信息汇集渠道：除却学校内部的班级主任、班干部、宿舍管理员等信息源外，还包括校园意见箱、家长微信通讯群及邮件、24小时咨询专线，乃至法律援助平台、民众服务热线等。
纠纷处理实行分阶段调解，设定处理的时间限制。班级学生之间的一般性矛盾，由班级主任在半日内进行调解；班级主任无法解决或涉及更复杂的家校互动问题，需报送工作室承接，限期两天内处理完毕；一旦涉及严重风险隐患的，则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联手处置。
另外，司法机关征集了一份调解员名单库，包含各乡镇司法办公室负责人、政治法律委成员的联系信息，学校可依据纠纷性质，邀请相应的调解工作者加入。
龚桂云对记者回忆了推进初期的想法，当时寿宁一中也有顾虑，怕这会增加工作承载量。她进行了解释：教职员工主要应该把心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上，「学校能自行化解的矛盾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由我们工作室介入，这样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工都能放心」。
谨慎推进，避免大跃进
花费一个月进行筹建以后，二○二三年春天，第一个「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在寿宁一中成立。这套操作流程接下来从试点学校逐步扩大到全县。
二○二四年十月，寿宁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教育和司法机构出台文件，要求各公立学校（幼儿园）结合各自情形，规划开展「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工作。
但是这个推广过程并不是一哄而上。
此时龚桂云已经转岗，司法部门政治处主任卓而谦接替了她的职位。他曾在教育部门工作十多年，与各校的领导层互相了解，对于哪些学校「最需要优先帮助」也更加清楚。
根据寿宁县教育机构二○二五年的统计数据，全县共计幼儿园、初等学校和中学四十八所。
「有限的资源应该用在最紧迫的需求上。」卓而谦更倾向于分步推进，优先把精力投向高等学校和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高中学生思想更加成熟，升学压力也更重，家校关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其次是城镇郊区和留守学生众多的学校，这类学校的家庭教育相对薄弱，更容易产生矛盾。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县教育机构思政部了解到，寿宁县下辖十四个乡镇，在校的学生总数约两万五千人，其中缺少监护的学生近三千名。县内多是山地地貌，学生总人数在五百名的学校就已算中等规模，不少乡镇的学校学生人数不足一百名。
因此，针对这一类规模不大的学校，县里并没有提出非得「覆盖所有」的要求。「这样的学校主要通过校长、思想品德处就可以处理大多数矛盾，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借力于专家名单库。」县教育机构思政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某些学校未来或许会实行学校整合，工作室的建立要有序推进，不采取「整齐划一」的做法。
推广工作中，司法部门主要负责参谋和把关的工作，定期检查工作室的建设效果和纠纷处置的成果。
卓而谦提到，在学校申报成立工作室时，司法部门会对参与调解的成员进行审查，亲赴学校考察场地，特别重点关注工作地点的隐蔽程度，「不能过于醒目，要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有的学校场所受限，司法部门还帮助学校重新整修、分割空间。
根据寿宁县司法机关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县有七所学校建立了「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累积处置了三百零一件涉校矛盾，调解成功率达九十九点五个百分比，家长向学校的投诉数相比往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八点三。
对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来说，工作室带来的转变不只是纠纷减少，更关键的是，反复说明和协调所耗费的精力被大幅降低了。
为了开办工作室，叶永兴走访了好几所学校了解情况。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整套相当细化的操作规程：调解之前需要记录备档，实际过程中需要笔录整理，当事学生、法定监护人与多名调解工作者全程参与，最后进行流程闭合。他表示，工作室也许不是「必选项」，但「有总是更好一些」。
李华已经看到了调解工作室的实际作用。有一回学生之间出现冲突，对于「校园霸凌」的界定家长有异议。他就叫上工作室的成员和派出所的领导一起参与调解。相较于过去由学校单方面进行解说，专业部门加入后，整个沟通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
二○二六年六月下旬，寿宁县教育机构。县教育机构二○二五年的统计显示，全县共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四十八所。（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可持续化运营的困难
但是，建立调解工作室并非容易之事。
第一个问题是配套设施。调解场所需要有固定地点，还得配有电子设备、文件柜、工作用的家具等。叶永兴坦白地说，学校一下子拿不出来定向拨款；寿宁五中是二○二五年十二月才正式启用工作室的，校长何峰告诉记者，仅是筹建投入就超过两万块钱。
与之相比，寻找合适的人员更加困难。
在寿宁，各校工作室的规格参差不齐，参与人员的来源也是流动的：校内包含了法治教育副校长、主管安全与思想品德教育的职员等力量，校外还招募了家长委代表、离退休的法官、人大代表、政治协商委员等人士，加上社区司法部门、派出所的负责人、人民调解师等专业队伍，齐心协力参加校园纠纷的处理。
为了确定调解人员的名单，吴少辉花了一多个月的时间。最费力的部分是找家长参与者——他看中的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家长：长年关注孩子教育和学校发展，同时具备一定的社交身份和人际沟通技能的人。但即使各项条件都吻合，对方也未必愿意拿出时间去做：「这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工作，他们不一定愿意花这个精力。」
卓而谦对记者指出，寿宁职业技术学校能顺畅地推进此项工作，很关键的原因是吴少辉本人积累的优势：他在本地的社交网络深厚，对化解复杂纠纷的方法也更加熟悉。
对于希望调入更多专业调解力量的学校，现实的障碍仍然存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学校自身去整合资源。寿宁六中从二○二五年下半年就开始筹办调解工作室，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正式启用。
叶永兴之前的职业经历主要在乡镇，调到县里时间较短，能够接触到的社会调解资源比较有限。他希望司法部门能帮他对接司法所、人民调解员等专业队伍，「如果能邀请到一个专职或半职的调解员，我们的心理会更加踏实，工作上也会更省心」。
一旦人选敲定，如何维持这个队伍的稳定性，变成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卓而谦提到，各校工作室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能在学校常驻的往往是学校内部员工，但学校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本就人手不足。要征得一批持久投入、完全无报酬的人选，谈何容易。
吴少辉曾做过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每参与处理一个案例还有津贴领取。而目前参与学校调解工作是完全志愿性质，「没有适当的补偿措施的话，长久坚持确实困难」。他眼看就要退休了，最大的担忧就是当他离开以后，能否有继任者接手，工作室能否继续运作下去。
卓而谦补充道，有些工作室主任本身是家长委员会成员，小孩离校以后自然就不再参与；司法办、警务单位的职员也会因为职业流动而定期更换。「怎么选人、怎么安排培训、怎么保障队伍不出现脱节，这些内容都需要逐步完善机制」。
针对这一系列疑惑，寿宁县司法机关正在琢磨新的应对办法。
卓而谦透露，他们已经举办过专项会议，讨论为工作室成员办理意外险，并尝试建立适当的调解费用补助体系，期望这样能吸引更多人的长期参与，不过相关政策尚未付诸实施。
二○二六年春节后，司法机关又在县城区域开办了「校园枫桥」联络处。卓而谦做出解释，寿宁一中等院校位处乡镇位置，可是众多家长和工作室成员却长期在县里上班、生活，建立联络点可以免去双方的来回往返，便利调解工作。
设立第一个调解工作室已然历经超过三年时间。在当地的采访对象看来，调解队伍如何接代传递，学校调解中发觉的难点与积累的方法如何交流共鸣，进一步演变为更加坚实的制度框架，是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