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ly 2, 2026
失望、挫败和无力，是许多人描述“政治抑郁”时反复出现的词。有人甚至把这种周期性发作形容成“月经”。从新冠封控到无果而终的公共抗争，从教育制度到父权压迫，6名中国青年向DW讲述了那些无法直接向国家诉说的政治性痛苦。
今年6月初，重庆发生虐狗事件时，身在武汉的小羊一直在网上追踪进展，情绪也随着现场示威人群起伏。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她说，在她看来，虐狗者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但警方随后用武力清场，让她难以接受。“原本和狭义政治无关的事，偏偏被弄成政治问题，然后让所有人闭嘴。”
类似事件一次次发生：公众愤怒、尝试发声，最终不了了之。小羊心里的挫败逐渐沉积成绝望。
“我不断经历政治抑郁……反复地，就像月经一样，每个月都要来一次。”
“政治抑郁”一词为何在中国流行
通常所说的“政治抑郁”，指的是由社会性、集体性困境和创伤引发的失望与无力状态。不过，它目前并不是正式医学诊断。
在中国语境中，媒体和网友常引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Robert Lusson 2017年的文章。当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些美国人感到沮丧。根据中国记者柴静2024年对卢森的采访，他认为“政治抑郁”的核心，是“没有自由成为我，也不能自由向他人表达我”。
这个词在中国被更多人使用，2019年是重要节点。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国精神健康倡议草根组织“刺鸟栖息地”首次译介卢森观点，随后发表《应对政治抑郁：这10条建议也许对你有用》等文章，引起关注。
学医的亦辰第一次明显感到“政治抑郁”，正是在香港反送中时期。那年他课业最重，却仍不断刷香港新闻，“一天看很多很多遍”。明知会难过失望，还是忍不住去看，像带着某种强迫感。
“很多时候，抑郁来自你对事情有很高期待，但现实完全朝相反方向走。”高中时，他曾从老师课堂上听到香港民主制度，因而把香港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的样板；港府对抗争者的镇压，让他意识到这份想象并不现实。
反送中落幕后，新冠疫情很快到来。三年多反复封控，使“政治抑郁”扩散到更广人群。
如今做工程师的子谦经历过上海封城。他说，自己的政治抑郁很大一部分来自学生宿舍里和室友一起被关三个月的经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他们封控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你就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出不来。”
解封后一段时期，生活高度依赖健康码，连购物也要扫码，个人行踪被严密记录。子谦说，他能理解店家必须遵守政策，但对那些积极配合官方叙事、主动宣传的店铺越来越不适，并会倾向避开；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2022年底白纸运动，成为子谦释放政治抑郁的出口。最初他没有上街，而是和朋友在酒吧玩，但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个地方，大家在抗议”。第二天，他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于是骑车到乌鲁木齐中路。警方抓人时，他不断喊“放人、放人”。
他说，自己庆幸曾在白纸现场。他希望做一个“活下来的人”，持续讲述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武器，也没太多办法对抗他们。我的方法就是让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白纸运动期间，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成为许多中国青年翻墙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因此成为墙内敏感词。
研究生Snusa曾因和朋友谈到“李老师”被带到派出所。警方检查她的手机，反复讯问4小时，要求做笔录、写保证书，还听派出所所长训话。她记得对方最后说：“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现在已经用掉了。”
这次经历给Snusa造成严重政治抑郁。之后约半年，她像惊弓之鸟，经常幻想警察会冲进房间检查手机和电脑。每次离开房间，她都要确认VPN关掉、浏览记录删除、屏幕锁好。日常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干扰。
她说：“政治抑郁把我们变成一个一个孤岛。”
Snusa只能一点点自行消化创伤。她变得独来独往，尽量回避体制以及任何能提醒她的人或物，比如党员、警车。但政治宣传已渗入生活各处，几乎没有真正不被沾染的“净土”。
家庭、学校与国家交织出的伤口
国家层面的打压与控制，在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封控中清晰可见。但教育体系和父权结构中的隐性压迫，也会带来另一种政治抑郁。
长期关注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日本社会学家阿古智子认为，这种痛苦并不只来自国家政治，也来自父权和家庭。例如一胎化政策让孩子承担巨大压力：考大学、找对象、生孩子，这些都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
今年中国高考期间，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山东考生走出考场后公开谈论社会议题，主张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8岁”；但微博和抖音相关视频随后被删除。不少网友将其视为公众被噤声的又一案例，并在Threads上引发关于政治抑郁的讨论。
海外中国留学生伊凡说，在高考场景下讨论政治抑郁“特别典型”，因为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抑郁确实从教育体系就开始了。
伊凡从小被灌输绩效至上的观念，成绩几乎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老师会对成绩好的学生说“看看你又把多少人踩在脚下”，对成绩差的学生说“不配成为人”。在这样的教育中，孩子的尊严被剥夺，基本需求和情感表达也被压抑。即便后来考入名校，伊凡仍觉得那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大一参加白纸运动后，高中时期的精神困扰叠加发作，伊凡曾试图自杀，后来被送入精神病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也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
他说，自己对警车和公权力有强烈恐惧，高中经历也会被触发。有一次病房音乐治疗项目中，有人点了一首高考应援MV，他当场发作到意识不清。
家庭冲突也会加深伤痕。许多以“爱”为名的劝说，像是站到了公权力一边。白纸运动时，父亲一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这事是没有意义的？”让伊凡至今难忘。
伊凡说，如果压迫只来自公权力，反而更容易，因为你知道敌人是谁；但撕裂若来自最亲近的人，甚至来自本该与你站在一起的人，就会复杂得多。
家与国、私领域与公领域交错叠加，使这种政治抑郁的来源更难分辨，有时连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人文社科背景、在海外读研的雨欣经历过家庭暴力和性侵犯，也曾因香港反送中感到愤怒和悲伤。对她而言，抑郁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
“意识到痛苦本身是政治的，和我作为女性的经验有很强关系。”
后来她发现许多事情的逻辑相似。例如她因经营公益组织遭政府施压和监控时，国安有时会约她在宾馆见面，这让她想起被性侵犯的经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事情都串起来了。”
雨欣观察，民族主义和“家国一体”的宣传，让许多中国人即便政治抑郁，仍会说自己对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又爱又恨。离开中国后，她仍分不清自己对中国的感情是什么。
她说，自己并不知道一个人站在哪里才是对的；若问还有没有感情，答案是有，但若说是“救中国”，又让她觉得带着某种“爹味”。
在中国，政治抑郁能被处理吗？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约有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面对抑郁患者增加，中国国家卫健委设立心理援助热线，并将2025年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
但如果抑郁的源头部分来自政权和国家，在中国国内寻求专业帮助可能更困难。仍在中国读书的Snusa说，尽管压力巨大，她“不敢”求助，因为担心政治风险。
身在海外的雨欣也谈到求助难题：如果在大学里告诉辅导员或心理咨询师“我有政治抑郁”，她担心对方首先会选择上报。若精神病院同时收容那些“被精神病”的上访者，人们又如何相信它能保持中立、以人为本？
她认为，中国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系统处理政治抑郁的能力非常有限，对于教育体制和父权压迫造成的创伤，许多时候也承接不住。这与中国心理相关学科偏重生物医学、轻视人文视角有关。
这并不意味着专业人士一定无用。雨欣认为，各种方法都可以尝试，但要降低期待并保持谨慎，不要让吃药和咨询成为唯一选择，应尽量保留更多可选项。
小羊曾因失业困扰看过心理师，但帮助不大。意识到自己处于政治抑郁后，她从阅读中获得力量，尤其是韩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她认为，韩江书写光州民主化运动时一直在追问：世界为何如此暴力，却仍有人坚定站在暴力对立面？
韩国人对抗威权的历史，缓解了小羊身为中国人的政治抑郁。她说，“大家其实都是受到暴力的人”。
她也会把想法写到墙外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建议政治抑郁时少刷社交软件，但她觉得不适用，“越不刷越会想，不如找个地方把话说完……别人偷不走我的记忆。”
离开中国就是答案吗？
一些中国青年认为，离开中国、“润”到海外，才是政治抑郁的终极解法。
疫情后，许多人选择前往日本。日本政府数据显示，2019年中期在日中国籍居民约78万，到去年底已增至93万。
日本学者阿古智子与许多在日华人接触，也组织心理咨询和艺术疗愈活动，与中国年轻人合作交流。她说，有些人的创伤确实可称为政治抑郁，但她不希望一开始就用这个词框定他们的经验。
这与“当事者研究”的理念有关。该理念源自北海道精神健康服务机构“伯特利家屋”和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主张每个人的精神困扰应由本人判断和命名，而非由权威决定它是不是“病”。
阿古智子也看到，中国青年到日本后仍面临新问题。随着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收紧移民政策，中国人申请签证门槛提高，在日本找工作和取得永居的可能性下降。
“好不容易出来了，但创伤没治好，又没办法回国，所以他们会很不安：下一步怎么办？”她说。
在另一国家留学的伊凡发现，自己的“过去无处安放”。那些从小在中国成长、受压迫形成的经验，新认识的外国朋友很难共鸣，这又造成新的割裂。
离开中国后，是否仍有立场或“资格”对国内社会议题和抗争发声，也是伊凡思考的问题。
重庆虐狗事件期间，伊凡曾在朋友圈声援抗争，后来反思，对一片土地的“责任”也许应由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自己只能说有这些心情和感受，因为那里是生活过的地方，朋友也在那里，不忍看见好人受苦；可以以这种心态做事、发声，但不能说自己负有“责任”。
如今，伊凡更关注自己身处的社会，希望以“公民”身份去爱它，并一直保有改变社会的期待，不至于觉得这里“没救了”。
他说，一旦离开中国，就不会再回头。他引用诗人北岛的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对伊凡而言，在异国重建的精神世界才更像家乡；原来的那片土地虽仍有羁绊和情感，但“它是家乡吗？不太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