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退学博士到学术打假者：如何掀起顶刊论文造假风暴
摘要：一位北航退学博士通过系统分析论文数据和图像，成功曝光多位杰青和院长的造假论文，引发学术界的震动。他不仅改变了打假方法论，也引发了整个学术评议体系的反思。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也引发了争议。
正文：
今年四月，一位科普视频博主点名同济大学时任学院院长王平的论文数据异常。事件迅速升级，校方在半个月内成立调查，一个月内公布严厉处分。论文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王平被免去职务、降级处理，并被禁止参加各类学术评奖24个月。
这只是开始。随后的五月，同一位博主又接连指控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的多位学术精英存在论文造假。曾任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的学科带头人纷纷成为调查对象。
从最初公开举报到校方做出处分，各校耗时都不超过两周。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速度在国内高校中极为罕见。
然而，这位打假博主也并非始终顺风顺水。他发布的论文在学术评论平台遭受”反向打假”，被指存在图片相似性问题。面对质疑，他在知乎的回应中辩称图片明显不重复，并指责对方借此混淆视听。
更大的风暴来自学术界内部。”耿同学让我毕不了业”这种控诉开始在网络蔓延。学生们担心严格的数据审查会导致导师对原始数据的苛刻要求，进而影响毕业进度。甚至有网友将他的影响力与曾经的翟天临事件相提并论，认为他的举动无异于对整个博士生群体的间接伤害。
从科普到打假的转变
这位出生于吉林的生物学硕士，北航的博士肄业生，自我介绍时的措辞简洁直白：”吉大生物学本硕，北航生医博五没毕业。”
他的学术之路并不平顺。读博期间与导师在科研方向上存在歧见，导师分配的任务他不认同，自己想做的项目又缺乏资源。他坦率地说，”这不是对错问题，就是两个人的工作理念无法对接。”
2020年入学时恰逢疫情爆发。那个冬天，他被困在北京的宿舍里，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宽裕，而博士文凭似乎也保证不了光明前景。
在这种困顿中，他开始在网上寻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为科普平台解读学术论文，每篇200字左右的总结能获50元报酬，一个月可收入数千元。尝到互联网的甜头后，他开始拍摄自己的短视频，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科学知识。
最终，尽管导师试图挽留，他还是选择了退学。
亲身经历过科研的种种不顺，他在科普视频中对研究生的劝诫显得格外真挚。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到导师权力失衡，他都讲得很生动。但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选择时，他给出了出乎意料的回答：”如果能重来，我还是想好好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更多是被逼无奈。”
尽管如此，他对科研领域保持着理性的批评立场。”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点看，能明显看出进步。但问题确实很多，我认可发展和批评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之后行动的原动力。不是作为外部人士对体制的攻击，而是以曾经的内部人身份，对自己深知的领域发声。用他的话说，”可能就是恨铁不成钢吧。”
冰山一角与同行评议的缺陷
2026年四月，他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转发了一个消息。一支研究团队在统计各类论文造假比例时，发现了数据明显异常的论文，并将结果发布在学术评论平台PubPeer上。
他立刻下载了这些论文的全部原始数据进行逐一对比。”但凡编造得像样一点，都不至于被发现。”这份拙劣的伪造让他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孤例。像冰山一样，水面上的违规行为之下，必然潜伏着大量不那么明显的问题。
一篇数据造得这么离谱的论文能堂而皇之发表在《自然》这样的顶刊，着实令人诧异。代表学术界最高专业水准的期刊编辑和权威审稿人，竟然让普通读者都能看出的问题漏过了。
在他看来，这直接暴露了同行评议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同行评议的核心关注点是创新性，对可靠性的评估标准往往很模糊。至于编辑部，《自然》可能根本没有专门的数据核查流程，编辑与审稿人也只是粗略浏览。考虑到编辑部每天面对的论文数量，要求逐篇深度核查显然不现实，这已经超出了人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制度性的漏洞，恰恰为民间读者的业余打假创造了空间。”读者才是论文最大的检验器。一篇论文可能被几万人阅读，只要有一个人发现问题，造假就会暴露。”
业余力量的聚合
他经常在视频中提及自己的群友，他们为打假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这个群最初只是几个朋友互相监督论文进度的打卡小组，后来演变成了交流平台。目前活跃成员只有十来二十人，都是在读或已毕业的研究生。
打假对他们来说是业余活动，是午休时打开手机看看消息的事情。”这是职业打假吗？不是。但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他引用了GitHub和PubPeer的例子，这两个平台都因为大量无偿参与者的贡献而壮大。他的工作流程也依照这个原则：自己发现的问题交由群友核对，群友发现的再由他本人审核。”最终产出至少经过了一轮审核，有些甚至被反复检查超过十次。”
在技术工具上，他依赖于一支名为”5GH”的小型研究团队开发的软件进行交叉验证。这支不到十人的团队，原本从事科研体系运行方式的学术研究。他们的代表性案例是2024年曝光的大量环保期刊编辑权力滥用事件，当时也点名了某位985高校的杰青，但校方并未做出处理。
两支团队的联系建立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前后不过两周时间。5GH团队负责人承认，过去他们主要与国外学术诚信研究者合作，”国内的合作真的很稀缺，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学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异常。他们会汇总某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建立统计标准，然后识别哪些论文明显偏离整体分布。5GH团队也坦诚，现在主要能发现的是造假手段粗陋的论文，对于精心伪造的数据仍无能为力。
他们有一套固定的处理流程：先向出版商和涉事高校报告调查结果，走完这个阶段才进行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百篇论文的案件可能需要半年，单篇论文通常更快。
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耿同学周六早晨提供材料，5GH团队中午确认数据异常，下午向出版商和学校发邮件，傍晚上传至网站，晚上发布公众号。整个流程在24小时内完成。
根据5GH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类似举报的回应往往是冷处理，即假装没看到邮件。这一次能促使多所高校成立调查组，并且同济大学给出严厉处分，已经远超预期。5GH团队负责人回顾，从2012年起他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这可能是国内对个人学术不端处分最严厉的一次。
方法论的升级
早在2022年，他就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的点击数一直很高。但当时的举报行动并未直接促使高校成立调查组，这不是他的孤独遭遇。国内曾有知名学者公开举报他人造假，结果要么无人处理，要么只是象征性地处分。
他分析认为，这一次打假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打假思路的转变。过往他主要揭露图片造假，但这个领域存在灰色地带——对方可以辩解为”无意误用”，修改一下论文就可以蒙混过关。
今年他改变了策略，主要从两个维度入手：数据异常和图像编辑痕迹。”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无意’能够解释的。一旦说不通，就意味着明确的造假行为。”
这个方法论的转变，也是同济事件最终导向实质性处分的决定因素。”过去学术打假多属于疑罪，疑罪从无，造假者往往脱身。今年给出的不是怀疑，是确凿证据。只要造假者无法合理解释，免职就成了必然。”
代价与困境
然而，他的行动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少导师开始主动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部分学生因拿不出数据与导师产生冲突。更多的学生把怨气转向了他。
“耿同学让我毕不了业”成了最常见的指责。有人甚至声称他的危害已经超过当年的翟天临事件。演员翟天临一句”知网是什么”，让后续数届毕业生遭遇更严格的查重与盲审标准。而他的打假，更可能引发对数据和实验复现的层层加码。
这些指责带给他实实在在的心理压力。他承认，”倒台多少院士我都不伤心，但如果伤害到一个普通同学，这个伤害与我有关，我心里会难受。”
他开始思考折中方案，试图在保护学生现实利益与推进规范的之间找到平衡。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停止脚步。”我能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但我心里坚定认为现在做的事是对的，必须继续。不能因为理解，就默认甚至参与造假。”
制度缺陷与改革想象
一个根本问题是，民间打假的效力终有限度。如果造假者把数据编得更逼真，打假者还能发现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坦诚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
他反思，国内学术界的内部监督机制根本还未建立过。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难题。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很现实：放在学校就没人敢查自己人；放在政府部门，他们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吃力，更别提主动监测了。
他自己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相关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能是被动核查。中国每年发表的SCI论文达72万篇，即使是基金委也无力主动监测。
根据5GH的经验，举报往往被转回至相关高校自行调查，教育部和科技部已经超出能力范围，更不用说建立主动监测系统了。除非国家投入专项资金，否则以现有资源无法实现。
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思考从源头上减少造假的办法。他想起了吉林大学见过的两个大型课题组，他们的做法是：每当一位高年级学生获得实验结果，都会让新来的学生独立重复一遍。这个做法已坚持十余年，学生也正常毕业，说明完全可行。
他希望将这个做法推广开来。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院层面，可以建立专门的重复实验小工作室，聘请基础扎实但暂时无工作的研究生来负责。这样既增加就业机会，又能把控研究质量。
这种重复应该针对《自然》及其子刊之类的顶刊论文，选择论文中相对简单的实验进行复现，无需重复全部内容。如果复现失败，先问作者原因并让其现场演示。若仍无法复现且无合理解释，就向出版社申请撤稿。即使无法撤稿，工作室也可发布说明文件，让读者了解复现结果。
他也建议在课题组内推行重复实验。当有学生报告新颖发现时，不必百分百相信，应让另一位学生独立复现。他指出，课题组新人本来就要练手做实验，拿师兄师姐的结果来重复是一举两得，成本极低，却能显著提升论文质量。
“如果每个课题组都这样做，科研经费就能真正花在刀刃上。我们总说产学研脱节，为什么脱节？因为研究阶段造假太多。推广重复实验，能让科研结果更真实，促成更多转化，最终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
然而，这些设想面临现实障碍。5GH团队指出，复现研究虽然全球都在讨论，但参与动力严重不足，主要因素有二。
首先，评价体系不支持。重复别人实验如果结果一致，往往无法转化为发表成果，创新性也难以被认可。在以论文和指标为导向的评价框架中，这类工作很难对应KPI，即使投入大量时间和经费，也可能无法形成学术产出。
其次，复现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假设100篇论文中只有1篇造假，随机复现的大概率是没问题的论文，结果就是徒劳。这种不确定性让研究者一开始就缺乏参与动力。
欧洲一个项目计划四年复现100篇社会学论文，但到年初只完成了8篇，说明参与热度远低于预期。
坚守与私心
当被问及为什么执着于推动科研环境改革时，他拒绝标榜自己的无私，反而坦承了”私心”。
“我想追求一个好名声。正因为想要好名声，我要求自己做的事必须对大家有益。至于别人怎么评价，我希望最后的盖棺之论是：这个人做过一件事，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某方面影响。”
既然在科研发现上已无可能，他现在把雄心转向体制层面的改变。”这大概是我能对学界做出的唯一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