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单依纯工作室发布公告，承认巡演主办方在版权授权工作中存在不规范操作，已委托专业版权服务公司进行处理，并已取得后续场次演出所需的词曲版权许可。此前，单依纯在个人演唱会上翻唱了《李白》，词曲作者李荣浩随即公开表示，此举未经授权。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多位歌手也相继就自身作品遭侵权的经历发声，音乐版权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一首歌的版权究竟涉及哪些主体？演唱会或综艺节目中的翻唱、改编，分别需要获得哪些授权？版权纠纷为何屡禁不止？这些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布”最严版权令”，推动中国音乐版权走向正规化轨道；2021年修订施行的新《著作权法》，将短视频和直播明确纳入版权保护范畴；此后AI音乐的兴起又带来全新挑战，版权规则始终在努力跟上行业的步伐。
音乐版权从业者燕小咖深耕这一领域近20年，先后操盘过《追光者》《孤勇者》等作品的版权经纪事务，并为《创造101》《乐队的夏天3》等综艺节目提供过版权清授权服务。
她从行业视角解读了这次事件，回顾了为综艺节目处理版权问题的亲身经历，以及在唱片业从实体走向数字的漫长变迁中，版权规范体系从无到有、逐步成型的历程。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丨谢紫怡
编辑丨王珊瑚
音乐版权维权事件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每一次争议，都像是为行业内外做了一轮版权知识的再教育。
大家最熟悉的版权渠道是音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要管理”三公权”，即公开表演权、公开广播权和公开传输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词曲作者或版权公司将作品权利委托给音著协进行集体管理，使用者无需逐一联系创作者，通过音著协就能解决大量分散场景下的词曲授权问题。
回到李荣浩这件事。他明确表示事先已拒绝了《李白》的授权申请，音著协那边也确认未作任何授权，所以他措辞很直接，认为自己的作品遭到了强行侵权。
就当下的版权环境来看，主观恶意侵权的可能性并不大。我无法判断此次问题究竟出在哪个具体环节，但推测可能发生了中间传递的断层：演出主办方以为向音著协缴费就万事大吉，但若音著协地方窗口未能将总部”禁止授权”的信息及时准确传达，就容易出现”钱收了、却没告知这首歌不能唱”的情形。主办方以为版权问题已经解决，自身也存在疏于核查的责任。
中国音乐版权市场的崛起是跳跃式的，但行业规则的普及教育还处于进行时，不要说普通大众，就连许多从业者对此也是一知半解。这次事件之后，大批艺人纷纷反映自己遭遇过侵权，我认为这是好事，能给整个行业敲一记警钟，也让更多人开始重视词曲创作者的权益。
归根结底，版权纠纷的成因，除了重视程度不足，许多时候是信息同步失灵，或者干脆就是”无知者无畏”。
音乐版权领域的专业律师，比其他领域少得多，近几年才稍有好转。我曾遇到一位互联网大厂的法务，他们视频平台的综艺节目想要获取一批歌曲的改编授权，对方直接发来一张权利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了一堆条目，说”这些全要”，意思是像采购清单一样逐项打勾。我当时直接回应：这么申请，没有任何版权公司会把东西”卖”给你。
正确的授权申请方式，应当写清楚：由谁演唱、如何改编、用在哪里，将音乐的具体使用场景在合约中明确约定，由版权方依据用途报价，节目方确认授权条件和费用后，再由版权方出具授权书。
一首歌的权利主体，通常涉及几方：词曲作者、唱片公司和演唱歌手。词曲创作完成后，由唱片公司或出资方组织制作，包括编曲、乐器录制、人声录音、和声、混音及母带等一系列环节，最终形成录音录像制品。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词曲作者持有词曲版权，唱片公司持有录音版权，演唱歌手则享有表演者权。
音乐著作权是一束复合权利，涵盖复制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共计17项权能，每项均可单独授权，也可根据具体使用方式打包授权。
以《李白》为例：综艺节目若要演唱这首歌，因节目会录制并在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播出，便涉及表演权、复制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若对歌词或曲调进行二次创作，还须获得改编权，需原词曲作者明确同意。授权是”单次、单场景”有效的，综艺节目用过之后，艺人演唱会再度演唱，仍须重新申请授权。
公众的版权意识确实在缓慢提升。比如我看某档真人秀，节目里将嘉宾的歌作为背景音乐使用，弹幕里就会有粉丝半开玩笑地说”节目组记得交版权费”。此前有位游戏主播在直播间演唱《向天再借五百年》，结果遭版权方索赔。这些案例慢慢让大家意识到，直播间里也不能随便翻唱别人的歌。
●一首歌的版权地图。制图：谢紫怡
中国音乐版权的发展，本质上是从传统唱片时代向互联网时代跨越的产物。网络听歌最初就是免费的，用户从未被培养出付费意识。
2015年，国家版权局颁布”最严版权令”，要求各大音乐平台下线未经授权的歌曲，至少让大众逐渐意识到一首歌是有版权的、普通听众也应当为之付费。
大约在2018年前后，我开始为综艺节目提供”清版权”服务。此前节目组通常是内部人员自行处理，或者直接向音著协缴纳年费，缺乏统一规范。后来综艺数量暴增、翻唱场景增多，才需要引入专门的第三方来处理这一环节。
电视节目中涉及改编和歌曲串烧的情形极为普遍，一首歌的权利方往往不止一家。我们通常建议节目组提前一两个月交出歌单，以便有足够时间与各方沟通。道理人人都懂，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重要嘉宾临近开录才定下来，选歌也压到最后，留给版权确认的时间极短。音乐综艺每周都要更新，歌曲数量庞大，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遇到过只剩一天就要确认版权的紧急情况，也碰到过艺人事先声称已自行搞定、结果问题没解决、临时改歌词还要我们去收拾残局的情形。有时候节目组在重压之下，差点做出非常错误的决定。
有一次特别惊险。一档音乐节目的竞演环节，前期沟通时版权公司是点头同意的。按行业惯例，版权公司旗下管理的作品数量庞大，不会每期都与节目组签合同，双方通常先通过邮件确认，待整季结束后统一签署授权合同。结果在录制前两三天，对方突然表示不授权了。
当时灯光、舞美、服装全部就位，彩排也走完了。而且这是竞赛节目，两支队伍正在比赛，临时换歌，选手的心理状态会怎样？换什么歌才能配上已经定好的舞美和服装，调性得契合，还要赶紧让选手排练——每一条都是难题。
节目组想强行播出。他们觉得来不及了，问能不能先唱、事后再赔钱。面对当时的压力，我很难说服他们，便请律师提供意见。律师开门见山就问：”谁要做这么愚蠢的决定？”然后将商誉损失、法律后果、品牌风险逐条列出。我将这些话原原本本转给节目方，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侵权的代价，接受了换歌方案。
这不是钱的问题。对方已明确拒绝授权，如果还坚持演唱，就属于明知故犯的主观恶意侵权。更何况一档综艺有商业招商、有艺人品牌、有平台信誉，一旦背上恶意侵权的名声，商誉损失将远超任何赔偿金额。
最后换了另一首传播度更广的歌，节目组本担心时间太短，选手难以接受。结果选手非常开心，说本来就喜欢那首。结局出人意料地好。
一般情况下，大型音乐综艺由节目组负责清版权；受邀嘉宾的艺人团队通常不会逐一审核所有授权文件。不过我也见过格外谨慎的艺人团队，明确要求看到授权书才肯登台。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哪怕是节目组的操作失误，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的往往是艺人。
有时候节目刚播没多久，某个片段突然消失，显示”玩命争取版权中”，评论区就有人问”是不是钱没给到位？”其实能否获得授权，不是费用高低的问题。我一直说，每个人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音乐作品是创作者的孩子，他们有权决定孩子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世界上。
这几年处理过大量改编授权的案例，也见识了各种文化背景的权利人。我通常不建议节目组轻易碰日本动漫歌曲——这类歌曲虽由版权公司管理，但授权还须经动画委员会开会审议，所有改编细节都要逐一审查，单等回复往往就要一两个月，多数情况下再努力也赶不上制作节奏。
还有一次，某综艺节目翻唱了一首海外歌曲，那首歌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版本并非官方歌词。节目组不知情，在申请授权时信息出现偏差，直接翻唱了民间流传的非官方版本。权利人得知后极为不满。我们去沟通，说这是一档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节目，传播效果很好。对方却认为，正因为节目影响力大，才更不能让非官方版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他在意的是内容的纯粹性。
舞台已经录完、场景全部撤了，根本无法重录。我们只能”跪求”，天天与对方沟通。最终双方达成一个折中方案：节目可以播出一次，但不得回看、不得发行音频。能谈到这个结果，是因为对方并不想让节目因此无法播出。谈不拢的情况，就只能剪掉。
当然也有充分沟通后取得良好效果的成功案例。以大家熟悉的《孤勇者》为例，由于词曲已高度成熟，改编授权通常不再开放。后来我负责《乐队的夏天》改编赛的版权工作，安达组合希望翻唱这首歌，他们是民族组合，想融入蒙古族战马的意象。节目组发来的改编Demo，我都转给了词曲作者唐恬和钱雷老师试听。原本担心他们会有顾虑，结果两位听完之后觉得改编不错，双双同意。
那首歌因此有了焕然一新的生命力。节目播出后，我把视频转给两位老师看，他们都很欣慰。好的改编，不是覆盖原版，而是让原版再活一次。
●燕小咖分享版权相关知识。讲述者供图
行业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2021年6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经生效，但配套实施条例至今迟迟未能出台，侵权赔偿的具体细则始终悬而未决。AI音乐的涌现又带来了全新的问题：AI读取的语料和数据来源于人类创作，AI音乐作品的边界如何界定、版权如何归属、收益如何分配，都还是行业内悬而未决的议题。
此外还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自己做了音乐厂牌之后，我接触到更多一线音乐人，发现大家普遍面临一个困境——话语权严重不对等。除非是资历深厚、有成名作傍身的前辈，新兴创作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
唱片公司常常以极低的价格买断作品，此后这首歌不管赚了多少，与创作者都再无关系。不答应的话，连作品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年轻一代音乐人的版权意识已经好了很多。曾经手写合同的年代，音乐人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的版权廉价出让。我知道台湾一位资深前辈，年轻时制作案接到手软，天天与大牌艺人合作，结果到了六七十岁，却拿不到自己作品的版税收入——因为全部被买断了。
互联网也在悄然重塑音乐市场的底层逻辑。
传统唱片时代，唱片公司靠卖实体唱片维持收入。2004年我刚踏入这一行，误打误撞赶上了手机彩铃的热潮，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好奇，后来又进入一家音乐播放器公司。
那是移动音乐平台的风口年代，苹果的iPod和iTunes成为业界追赶的标杆。我们为摩托罗拉手机音乐商店提供技术和内容支持，老板有留学背景，立志打造中国版iTunes，与国内外各大唱片公司建立合作，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听歌、做音乐编辑。
●演唱会现场 IC photo
周杰伦是摩托罗拉当时的代言人，只要他来内地举办新专辑发布活动，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第一时间拿到音频负责在内地上线。
熟悉了发行、宣传等下游环节之后，我开始好奇：那时候风靡一时的港台艺人，他们的专辑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歌曲又是怎样挑选出来的？我想往上游走，进唱片公司。恰逢艾回唱片中国公司刚成立两三年，版权部门有空缺，我便加入了。许多版权规范和专业知识，都是在那段时间积累的。
那几年间，免费在线音乐平台竞相涌现，买唱片的人越来越少，不少唱片公司开始走下坡路，乃至真正关门。
我的体会是，在唱片公司做版权工作，表面上在歌曲选定上有较多主导权，也能发掘新作者，但自由度实则受限——公司旗下的歌手类型有限，可供音乐呈现的空间并不大。后来我转型，专门为词曲创作人做版权代理，能更灵活地将好作品推介给市场上合适的艺人或影视项目。
与唐恬老师的合作，正是在那段时间建立的。她需要专业的版权支持，我便承担了这一职责。我无法预判《孤勇者》《体面》会成为爆款，但我会尽全力确保她的作品不被轻易买断。
《孤勇者》收益最大的部分来自流媒体平台的版税分成。（编者注：按国内通行模式，在线音乐平台每千次播放约产生1元收益，词曲创作者经过平台、唱片公司、版权代理等多层分账后，通常可获约5%至8%的版税。）此外还有各类商业授权收入，例如一首经典老歌授权给电影使用，若授权费为10万元，录音版权与词曲版权通常各分一半。
如今，唱片公司逐渐靠版税重新盈利。（编者注：据《2025全球音乐报告》，流媒体收入占全球录制音乐总收入的69%；另据媒体报道，唱片公司约可获得一首歌流媒体版税的42%。）一首大热歌曲几乎能养活整家公司，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版税收入与播放量直接挂钩，于是部分公司热衷于在短视频和音乐平台制造爆款，什么火就批量复制什么，整个行业的创作氛围趋于功利。
大家太在意一首歌够不够火，进而演变为唯数据论。我们遇到过一些客户，看到某首歌大热，立刻要求”再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也注意到有些听众的观点，质疑”为什么音乐平台要会员才能听”，觉得这妨碍了歌曲传播，并将华语音乐质量的下滑都归咎于付费机制。我认为这种逻辑有失公允。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下的音乐市场格局中，资源和资金高度向头部艺人集中，对新兴音乐人的扶持相当薄弱。
词曲作者、版权公司、唱片公司、艺人、音乐平台、行业协会等产业链上下游，需要共同营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生态，整个产业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不论是做版权清授权，还是为词曲作者做版权经纪，我能做的，是尽力把每一个环节做规范，守住每一位创作者应得的权益。我始终期待着，能再遇到下一个有趣的音乐人，再听到下一首令人动容的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