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到来，意味着一年一度的论文季又开始了。
凌晨三点，晓逸是最后一个走出实验室的人。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中期答辩，她整夜坐在工位上处理毕设所需的图像数据，盯着一个个像素点反复调整参数，试图让它们更接近真实结果。走出楼门时，楼下的共享单车早已被骑走一空，她只能在夜色中独自步行了很久。
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她还在一篇剖析”表演性劳动”的文章里，对学术圈的权力逻辑进行了辛辣拆解。那篇稿子刚发到一个”学术底刊”，她便不得不把自己重新塞回同一个系统，反复修改、反复计算，配合答辩要求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演”。
所谓学术底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期刊，不过是在形式上模仿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顶刊”的外观。不同于后者漫长且不透明的审稿流程，底刊几乎”投稿即见刊”，既不设专业门槛，也不在乎学科排名。只要题目够荒诞、论证够严谨，就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连”创刊”本身都毫无门槛——给账号改个名字就算成立了。
至于荒诞和严谨的边界在哪里，全凭编辑部心情决定。
自二月份诞生以来，学术底刊在拥趸们的推动下迅速走向高潮：有人创刊，有人投稿，有人甚至搭建起检索系统，至今已收录近400本底刊，总投稿数量难以估量。那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文章形形色色，包括但不限于：用相对论解释”早起后再眯五分钟”的时间延展，以拓扑学分析”恨海情天”的莫比乌斯环结构；从供需平衡角度出发，探讨当阴间出现通货膨胀，东亚父母该烧多少钱才能保证孩子不乱花。
年轻人们宣称：”真理会过时，构石（狗屎）永恒。”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真实的科研做不下去的时候，谁不想豁出去投一篇底刊论文？
然而狂欢终究抵不过现实。平台管制之下，一些几乎完全依赖社交媒体传播的底刊账号，相继遭到限流、删帖乃至封禁。网站倒还在，但投稿的人越来越少。忙着备考、赶论文的年轻人不得不从这片赛博避难所中抽身，重回现实。
过去一个月，我们顺着那些逐渐失效的链接和群聊，找到了多位底刊创建者和投稿者，试图还原这场短暂浪潮的兴起与消散，并进一步追问：退潮之后，除了沙滩上留下的荒诞印迹，这届年轻人还剩下什么？
在”旱厕”里搞一场平权
左脚踩右脚，究竟能不能实现人体起飞？
在名为《S.H.I.T》的”学术底刊”网站上，一群中国最聪明的大脑正在认真推演这个看似荒诞的命题。他们招募了100名志愿者开展实验，运用牛顿第三定律进行力学分析，最终没有一个人成功离地10厘米，由此得出”无法起飞”的结论。
这只是近400本学术底刊、上千篇”废话论文”中的冰山一角。
〓《关于用左脚踩右脚能否实现人体起飞的理论可行性研究》
狂欢始于二月。那时社交媒体上开始冒出零星讨论：”要不要建一本底刊，发一些没什么用但有趣的论文？”这个带着玩笑意味的提议，很快被一些人付诸行动。
2月12日晚，硕士生陈扬将自己的社媒账号改名为《Rubbish》，成为网络上最早创立的底刊之一。第二天，他便收到了十几份投稿。随后，网友们纷纷自荐加入编辑部、建立子刊或担任审稿人，还有人临时注册网站发布稿件。
“学术圈太压抑了。”《S.H.I.T》创始人李航说。身处评价体系底端的学生，他对论文发表的潜规则再清楚不过：能否见刊，有时并不取决于学术水准，而是取决于学校的名气、导师的声望、编辑的口味，乃至所在圈子当下的热点。于是，等待、拒稿、返修，成了硕博生绕不开的常态。
他因此决定打造一条完全反向的路径，为大家提供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S.H.I.T》源自英文俚语”shit”，被刻意音译为”构石”。这个带着玩笑色彩的翻译，暗含反讽意味——既是废物，也是”构建学术的基石”。网站最醒目的位置摆着一个金色标志，以及宣言：
“真理会过时，构石永恒。”
〓S.H.I.T官网界面
在李航看来，底刊意味着一种权力的交还，是一种”学术平权”的尝试。他想验证，若把编辑部的权力归还给社区，学术评价究竟会变好还是变坏。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注册成为”嗅探兽”（即审稿人），为稿件评分。所有投稿会先进入”旱厕区”，接受”旱厕盲评”：完全匿名前提下，任何注册用户均可参与打分，采用五分制，从荒诞程度、论证完整性到表达效果作相对自由的评价。得分较高者会被逐级”打捞”，进入”化粪池””构石”等更高等级的分区。
层层筛选之中，不少看似离经叛道的选题被认真对待。有人从法律视角讨论”屎及其他排泄物的所有权归属与潜在法律问题”，对比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不同路径，这篇论文以4.91分位列平台最高分之列。
也有人以具体学科为切口。《地埋学报》创建者王柏森是环境学博士，他写了一篇比较陕西与英国相似性的文章——这是地理学圈流传已久的冷笑话，很快被相关专业学生转发，他的账号也就此成了底刊，收到了陆续投来的稿件。《甘蔗社会科学》的诞生则近乎偶然——创建者安瑜在家吃甘蔗时，联想到自己被拒稿的论文，感觉就像被吐掉的甘蔗渣，第二天便注册了一个新账号。
远在意大利读博的黄家轩，借助搭建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思路，做出了名为WoN（Web of Nothing）的检索网站，收录各类底刊，如今已近400本，涵盖医学、科技、经管、人文社科乃至玄学等类别。
黄家轩告诉我们，最初他只是手动录入了一百多本底刊。但收录速度远远追不上底刊增长的速度，他便开发了创刊功能，越来越多的新刊不断涌入。
学术流水线
“大家都疯了。”社交媒体上，有人如此评价这场狂欢。
硕博生们为何集体发疯，或许需要从那套高度指标化的论文生产体系中去寻找答案。若只看数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论文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2024年，中国在各学科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1.5万篇，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的铁律之下，论文早已偏离知识发现的本义，变成通往毕业、职称和晋升的入场券。社交媒体上不时有人吐槽，一篇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论文，可能只有三个读者：作者自己、导师和审稿人。受访的几位底刊创刊人谈到的核心痛苦，并非工作量大或研究难度高，而是在漫长不确定性中滋生的自我怀疑。
安瑜所在的学校要求博士生在四年内发表三篇C刊论文，或以国家社科项目等方式替代。而一篇论文从投稿到见刊，通常需要八个月到一年。”同时还要兼顾20万字的博士论文，时间压力实在太大了。”
他的投稿经历中，拒稿并不稀奇。有一次，投稿后不到24小时便收到退稿通知，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修改建议——那是他经历过的最快的一次被拒。”还有过年给我拒稿的。”他语气里带着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平静。
导师对论文的要求极为严苛，每个字都要逐一看过才行。硕士阶段，这种精细的指导曾让安瑜深信自己可以产出很多成果。他被带去参加全国性学术论坛，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甚至将一个初步想法扩展成完整课题，那时的学术在他眼中是有趣的。然而进入博士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
导师的学生数量增多，原本”小作坊式”的逐字修改模式难以为继。论文被反复打磨、长时间搁置，投稿节奏不断推延。一篇由硕士论文改写而来的文章，在导师手中磨了两年，始终未获投出；另一篇他原本打算独立投稿的论文，在导师说”发来我看看”后被接管，经历多轮修改依然未能投出，此后便逐渐不了了之。
〓Rubbish编辑部成员所在教学楼外的景象
“被否定的次数太多了，挨了十几次批，才可能得到一点正向反馈。”安瑜说，导师的表达方式带有强烈情绪色彩，”他觉得你差，就会直说你非常差。”这让安瑜一度陷入深重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传播学博士生于滢有着相似的感受：”学术是一件缺少及时正反馈的事，即便有反馈，大多数也是负面的。”读博期间，她一遍遍修改论文，始终得不到明确的标准，”每次导师都不满意，但从不告诉你满意的是什么”。
令她最难以接受的，是博士一年级时，导师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翻看她的文章，当着其他同学的面逐句念出来，不提供任何实质内容意见，只是不断挑语病。”真的特别身心受损。”于滢说。在她看来，学术生产理应以观点为核心，语病是最后才需要处理的问题，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只有身份上的不平等，”他根本没有把你当作一个知识生产者”。
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工业化流程，催生出了极为荒诞的现状：一方面，正统期刊门槛极高，审稿周期动辄一年半载；另一方面，学术不端事件却屡见不鲜。从论文抄袭、数据异常，到同行评议造假与集中撤稿，种种丑闻持续冲击着公众对学术体系的信任。
比如此前曝光的协和”4+4″事件，跨专业考生董某莹的毕业论文共60页，正文仅占一半，而这篇涉及影像学专业知识的论文，指导老师竟是一位骨科学家。2025年5月，一篇关于子宫肌瘤围手术期护理的论文出现低级错误，文中选取的80例患者中有半数以上为男性——而子宫肌瘤是仅发于女性的妇科疾病。
〓关于子宫肌瘤围手术期护理的论文争议，其作者所在单位发布情况说明
更早的2020年，核心期刊《冰川冻土》曾陷入舆论风波。一篇七年前发表的论文被翻出，其中以”导师夫妇”的事迹为主要论据，大篇幅描述所谓”崇高感”与”优美感”，将最基本的学术性让位于溢美之词。
到底谁更荒诞——真实的学术，还是发疯的底刊——似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捡回那份消失的好奇心
上世纪70年代，建筑系研究生、后来成为日本知名建筑师的藤森照信，对整日窝在书房研究建筑史感到厌倦，便和同学组建了”建筑侦探团”，走上街头实地观察，意外发现了数不清的有趣建筑。他觉得一切吊诡：真实街道上有那么多建筑案例，他却一直从书本里了解建筑的历史与流派。在实地观察中，藤森照信还发现了一类在关东大地震后新涌现的建筑形式，因为最醒目的标志是广告牌，他将其命名为”广告牌建筑”。
最初向日本建筑家学会提出这一概念时，他很担心：学会如此严谨的组织，真的会允许一个研究生自行命名新类型吗？果然，会议上他遭到了批评，有人说这个名字太随意，”不像论文”，但随着他据理力争，专家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命名。
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路上观察学入门》。在这本书里，他与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共同主张，用孩子的目光去观察身边的世界——并非出于任何实用目的，仅仅是好奇本身。怎么判断一只狗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饭店楼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更多？甚至走在路上看见水面都会觉得新奇，”以为是玻璃，结果一踩就沉下去了，心里还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路上观察学入门》书封
好奇心——这种接近社会科学初心的动机，此刻以底刊的形式被承载和放大。
晓逸自称”理工科纯恨战士”，曾在课堂上问老师，什么样的文章算是好文章。老师的回答是，要”发现新的知识”，并推荐了几本期刊作为范例。
这个答案并没有真正消解她的疑问。她反复琢磨，”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我们学校的保安、保洁，月薪三四千，但这个信息并不是做劳工研究的人’发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早已先于研究者经历了这一切。如果很多经验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之中，那学术所谓的’发现’，到底在做什么？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更深入吗？我很怀疑。”
四年前，晓逸考入清华大学，却很快陷入迷茫，整日和机器工序、代码打交道愈来愈让她痛苦。公众号里的社科文章成了她的”解药”——涂尔干、功能主义、家庭社会学……碎片化的知识涌入脑海，她觉得这些讨论比自己正在做的事更重要，更关乎”让大家过得更好的可能性”。
上高中的表妹告诉她想读文学系或历史系，晓逸只觉得陌生：”完全不知道这两个专业是干什么的。”
大四上学期，晓逸开始选修各种社会学课程，开始用更敏锐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与事。她跟着导师的研究生课题组开会，比起科研进展，她更关注大家的坐姿——导师靠着椅背，身子后倾，语气权威，没有任何商量口吻；和导师对话的研究生则身体前倾、频频点头，气场在狭小空间内被完全压制。一个师兄试探着征求意见，想把论文投给某个会议，导师果断回答：如果不是A类会议就不要投了。
“就是这样一种单向的高强度输出。”晓逸觉得荒谬又好笑。她结合不久前的本科毕设预答辩经历，在底刊投了那篇探讨学术权力关系的文章：《挣扎的理性：本科生毕业设计中的”表演性劳动”与”最小抵抗线路径”研究》。
〓Rubbish官网界面
这种对身边事物最原始的好奇与关怀，也曾支撑于滢走向更艰深的学术道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的新媒介形式，到底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发自内心地感兴趣。”然而当她真的选择了传播学，才发现学术体制的矛盾之处：
“最开始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如果你想找到工作，就要去申各种基金、做与国家规划相关的选题、配合不同的选题偏好。”
本科尚未毕业的晓逸已开始怀疑当前学术生产的纯粹性，但她仍然决定继续深造。”至少有一件事还挺吸引人的。”她说，高考后的假期，她在家人所在的企业短暂实习了一个月，工作强度并不大，但那段时间给她留下了极强烈的感受——一旦进入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会看书了。”如果继续上学，似乎还有可能保有观察和反思这个世界的精力。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退潮之后
当越来越多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真实科研时，底刊的消逝几乎成了必然。这或许是最大的悲凉：发疯一场之后，你终究还是得回来。
平台的介入加速了这一切。三月初，包括《Rubbish》《S.H.I.T》在内的多个底刊账号在短时间内被限流、删帖乃至封禁，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统一标准。对依赖社交平台传播的内容来说，这几乎是决定性的打击，许多账号就此沉寂。
但这反而让《Rubbish》编辑部的成员们靠得更紧。他们不再只依靠共享文档和平台群聊联系，而是建立起更稳定的结构：多平台运营、独立网站、明确分工，并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每一篇投稿。三月初，为处理数目庞大的投稿，陈扬和主创们正式组建了一个审稿团队，由30余位硕博生和高校青年教师构成。
〓Rubbish编辑部审稿系统界面
原先无门槛的娱乐正向自我约束转变。在编辑部看来，投稿不再只是玩笑，而是一份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心血。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审稿机制上，松散的筛选方式已无法维持，更明确的流程被引入，一套相对清晰的选题与审核标准逐渐成形。
他们鼓励奇思妙想，接纳失败的实验路径，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划定了底线——不涉及违法违规、伦理争议或虚假信息，允许AI辅助，但不鼓励完全依赖生成。
但这是否会形成另一种偏离：当流程越来越规范，底刊会不会变成它最初所反对的那个东西？
“我们确实在模仿期刊的形式，但不想变得那么卷、那么严肃。”一位编辑部成员说。在他们看来，底刊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学术体系，而在于提供另一种可能。语言可以更通俗，表达可以更轻松，甚至略带粗粝，但依然保有思考的锋芒。
“很多人说文章学术’过端’，其实是说太晦涩、不可读。我们反过来，希望写出让人看懂、甚至看得开心的东西。”
这种变化之下，有人开始重新思考这场行动的意义。黄家轩在账号被封后仍坚持维护网站，将其视为”保留火种”——即使平台账号消失，人们依然可以在WoN里找到底刊存在的痕迹。但他认为，底刊在本质上很难改变任何事。
这场创作潮始于娱乐和玩笑，后来被赋予了对传统学术体制”浪漫反抗”的色彩。但如此一来，人们也忽略了它不那么”可爱”的部分：受访的几位创作者坦言，很大程度上借助AI完成投稿——只要告诉AI一个有趣的点子，它就能迅速生成格式统一、论证严谨的文章，几乎不需要任何学术训练。
在于滢的观察里，社交性是这场狂欢的重要特征之一，建立子刊、相互投稿、认证，都是在与共享同一种情绪和乐趣的人建立联结。”真正对这个学术体制深恶痛绝的人，甚至这个游戏都不会玩，光是看到可能就会有生理上的厌恶，因为那是接近创伤记忆的东西。”她说。
〓WoN（Web of Nothing）官网界面
事实上，过去几年间，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经历了持续调整。从”破除唯论文”等导向的提出，到代表作制度的推广，再到对”SCI至上”的反思，一系列改革旨在减少单一指标的主导作用，强调成果的质量与实际贡献。
只是在多数受访者的经历中，这些变化仍然显得遥远，论文发表依然是最直接的通行证。”如果不看论文，看什么？”社交平台上，有青年教师表达着担忧，”看谁关系硬，还是看谁更有钱？”在缺乏更公平、更透明的评价机制之前，似乎只能继续拼论文。
受访者们坦言，某种程度上，底刊带来的这场狂欢并没有改变什么——人们在熟悉的形式里作出一点改变，最终还是退回到原本的结构中。但这次逃离仍然留下了一点痕迹。
王柏森说，他收到过印象最深的一篇投稿，来自一位中学地理老师——这位老师在教学中发现，学生总是把黑海当成湖，于是决定把这个问题写成一篇”论文”。投稿发布后，获得了500多个点赞和过万的浏览量。评论区里，有人讨论教学方法，有人分享类似经历，反响之热让他意识到，看似娱乐的形式，其实可以承载更复杂的内容。它甚至成了某种”科研预训练”——一些还没写过论文的学生，开始模仿论文结构，获得了第一次写作经验。王柏森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消解大家对论文写作的恐惧。
这种恐惧，他也经历过。当一篇论文的成败直接关乎升学与就业，当一次拒稿意味着数月时间的浪费，写作本身便成了高风险的事。而底刊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空间，可以尝试，可以失败，也可以被看见。
对于底刊的存续，王柏森保持谨慎的乐观。他刻意没有建网站，只在平台上以发帖形式更新内容，让底刊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既不完全进入正式体系，也不完全脱离公共空间。
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更宏观的讨论正在浮现——如果当前学术生态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一个更正式的平台，来承载那些被压抑的表达？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内部建立一种新的交流机制？
王柏森没有答案，但他确定的是，大家是有需求的。当正式体系无法容纳所有经验与表达时，人们自然会寻找新的出口。
底刊，只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