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计时器与举报文化:一个低薪打工人走过的9年

监控、计时器、举报文化,一个低薪打工人的9年

晚餐高峰正盛,海底捞服务员王荣豪刚为新来的客人点完餐,转身便看见隔壁桌有位女顾客伸手要去拿水壶。她几乎是本能地冲了过去:”我来给您倒!”她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右手托住水壶底部,左手按好壶盖,将柠檬水缓缓倒入杯中。完成这一切,转过身的瞬间,笑容随之卸下。

桌子正上方的监控记录着这一切——倘若她再晚几秒,让顾客自己倒完水被经理看到,等待她的将是批评或罚款。这是海底捞”十六个不放过”之一:顾客自己倒水,坚决不放过。

这是28岁王荣豪9年打工生涯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也是企业规则之下,劳动者身体里积下的肌肉记忆。正是这些记忆,铺就了以微笑和周到著称的现代服务业的隐秘地基。

高中毕业后,王荣豪先后打过11份工。她做过统一的饮料推销员、海底捞服务员、罗森便利店店员、盒马后厨”小二”,还在宠物店洗过猫狗,做过带货主播和娱乐主播。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三年,最短的只有寒暑假的两个月。

这些打工经历让她看清,企业规则只为”效率”与”顾客”服务,员工的感受微不足道。2021年起,她开始在微博写打工日记,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在盒马鲜生,她和同事们都被100多度的蒸箱烫过,身上留着后厨特有的”印记”;在罗森便利店,店员被明令禁止坐下休息,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立,哪怕为顾客准备的椅子排了一排空着也不行;在商场推销饮料时,她套着闷热的玩偶服被路人故意踢倒,却没有任何人替她追究。

“每次看到大家讨论要不要对外卖员说声谢谢,我都觉得可笑——问题从来不是哪个职业被歧视。”她说。在打工的过程中,她看到了商业社会提供极致服务背后的另一面:在计时器、监控探头和层层KPI构成的严密规训下,服务业劳动者被困在规则里,基本权利持续遭到剥夺。

系统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短暂:同事之间戾气滋生,互相传染;企业内部举报盛行;刚打过照面的同事,可能因宿舍里的一句口角打架,随即被公司劝退。

如今,许多因职场倦怠而疲惫的年轻人,把”轻体力劳动”当作逃离写字楼的退路,幻想能从中找回”活人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在王荣豪看来,这其实是更痛苦的工作,因为”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当作人的尊严”。

以下是她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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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我入职深圳一家海底捞,做服务员。尽管这家连锁餐厅以”服务至上”闻名,但在我所有打工经历中,这里是对我人格磨损最严重的地方。

店里要求女服务员必须化全妆,男的要喷发胶。我整天带妆脸上容易起痘,所以刚去时没擦粉底,只涂了口红。没想到这件事被一个同事举报了。让我震惊的是,她是我的老乡,是我为数不多说过话的姐姐。

我没忍住,当面问她为什么要举报。她理直气壮地说:”被我举报比被店经理发现强。要是店经理知道了,会连累我们整个组。我是大徒弟,有监督职责,你别自作聪明。”

干了几天我才明白,这里举报文化盛行。谁裤子没掖好、哪个男生没打发胶,都能举报。

之所以形成这种氛围,源于一套精细的积分等级制。海底捞把员工分为许多等级:新员工、小徒弟、二徒弟、大徒弟、担当……每个人的日常表现、顾客投诉、甚至仪容仪表都会影响积分,进而影响等级。

我们的收入由基本工资和计件分红构成。以我所在的”门迎组”为例,我们负责在门口接待客人,每接待一桌入账5块,积成资金池,组内按等级分红。一旦降级,比如从”大徒弟”降到”小徒弟”,一个月就少拿500到1000块——对月薪只有五六千的服务员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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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高层说过,”奖,要奖得心花怒放;罚,要罚得皮开肉绽”。重赏重罚之下,人人自危。

服务流程被公司拆解得极其精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动作。最典型的是”笑跑答”——笑起来,跑起来,快速应答。顾客看到你时,脸上必须保持饱满的微笑;顾客来了”跑三步”迎接,走了”跑三步”送别,哪怕店里没几位客人,也要跑,营造一种”着急感强”的氛围。

还有”十六个不放过”,其中一条是”顾客自己倒水倒饮料,坚决不放过”——只要看见顾客的手往水壶方向伸,我们就得冲上去把水壶抢过来。

这么做并非真的想多服务,而是因为每桌头顶都有监控,一旦被经理、组长或检查人员发现没按规定行动,就可能挨批、罚抄,严重的降等级,月薪立马少拿好几百。

老同事说,有一次高层”微服私访”,对服务员说”我要一杯冰水”,对方随口回了句”那你就去倒嘛”,结果这家门店经理被直接降为了服务员。

在海底捞,服务员还有很多”不能做的事”:不能随便打哈欠,不能坐着休息,不能喝水,这些事必须去单独的房间或后厨,避开顾客视线。下班后,我想痛快地打个哈欠,都会下意识地找个隐秘角落——那时候,连打哈欠都像在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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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下,大家说话全是指责和训斥的语气。比你早来半个月的人,就能训斥你。被骂多了,自己熟练起来,也想骂别人,有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

外人眼中,海底捞的服务是出了名的好。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服务,只有不停找茬挑刺的人。

有一次,我带一家三口进店,主动牵着小朋友的手,在拐角处用胳膊护着女顾客提醒她小心,结果回到门口还是被领导说”怎么没有帮男士提重物”。还有一次,我带一个宝妈进店,按规定帮忙推婴儿车,路上还注意”三步一回头”,留意她有没有跟上,结果被老员工指出:”路过风口的时候,怎么没挡住婴儿车里孩子的头?”

后来我被调到别家门店当大堂经理。领导告诉我:”要把重压重赏、连坐、举报用到极致,分化他们,制造竞争,你就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在一次大会上,公司高层讲了”猴子爬绳”的故事:把五只猴子放进一口井,第一次有猴子试图爬上来,就打它;第二次有猴子试图爬上来,就把所有猴子都打一顿;几次之后,就算往井里放进新的猴子,老猴子也会阻止它,因为它们怕被连带惩罚。

听完这个故事,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不化全妆会被举报,也恍然理解了那个老乡姐姐的逻辑。这10份工作积累下来,我一直有种”不被当人”的感觉,但海底捞的那套规矩,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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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写下这些经历的,是在盒马鲜生的那段时间。

2021年冬天,我在杭州一家盒马门店做寒假工。这是当时我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活:一小时18块4,节假日三倍工资。岗位叫”小二”,被分到后厨,什么都干,哪里缺人往哪补。

盒马有个招牌服务叫”30分钟现杀海鲜”——顾客称完海鲜开始计时,后厨从拿到食材到出餐不得超过30分钟,否则要送果切补偿。后厨由4人为一组构成一条完整的流水线:宰杀、摆盘、蒸制、打包出餐。每个盛海鲜的铁盘上都夹着芯片,用来记录订单信息和倒计时;完成一道工序,就要拿芯片在打卡机上刷一下。后厨大屏实时显示所有订单进度,快要超时的会变成醒目的红色预警。

临近春节,后厨三个大蒸箱每个塞了三四层,满满当当。眼看一个订单倒计时只剩30秒,要赶紧打卡,越着急越容易出事——海鲜取出来了,打卡用的芯片却掉在了蒸箱里。防烫手套太笨拙,又来不及戴,组长就直接套着薄薄的一次性手套,伸进滚烫的蒸箱里捞芯片,全是因为绩效考核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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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负责蒸箱那段时间,经常被烫得吱哇乱叫。其他同事身上也有各种伤痕:组长手臂被烫掉过一块皮;洗碗阿姨的手指头肚几乎都是裂开的,因为铁盘从蒸箱里取出来是滚烫的,她为了赶速度,要马上在水池里刷完,再递给我们盛下一单海鲜。

据说店里有员工药箱,但我问过好几个人,都说没见过。后来我换下工服,去前台要来了为顾客备的创口贴。那一刻,我觉得非常不公平——好像只有顾客受伤才会被认真对待。

就是这样,盒马各门店之间还要比拼”30分钟现杀海鲜”谁用时更短。早会上,领导念数据,某家门店平均用时28分30秒,”我们排名又落后了”。超时订单多了影响考核,有时我们还要为”超时单子能不能剔除”争执——有些订单显示用时60多分钟,其实是忘了打卡,剔除后平均时长就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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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里,坐着是奢侈的,睡眠也是奢侈的。

大学实习期,我在罗森便利店打工。培训时就说明,不允许员工坐着,不能穿着工服坐在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这家店24小时营业,两个店员轮班,一人一次干十几个小时。白天只有下午三四点的低峰期,才能去店里一个小仓库休息一小时。那个仓库只有公共厕所格子间那么大,我坐在一箱饮料上吃饭,不嫌局促,因为能趁机坐一会儿就已经很满足了。只是还要竖着耳朵听门口的铃声,一有动静就得马上出去接待顾客。

上夜班时,到了凌晨三四点我就困得迷迷瞪瞪。有一次转了一圈没看到人,以为店里没顾客,便锁门去附近商场上厕所。十几分钟后回来,发现一个顾客被我锁在了里面,正拍门喊救命。他男朋友在外面急得不行,在美团上找到电话打给了我店长。好在我刚回来开了门,最后他们没有追究。

我打过的这些工里,盒马是唯一有正儿八经员工休息室的地方。出后门走几步就到,四五十平米,放了十几张不锈钢餐桌。但员工太多,经常找不到位子坐。大家都很累,有的趴着睡觉,有的超大声外放音乐或短视频,旁边的人睡得很死,没人嫌吵。

有一次,同事说在附近发现了个”新休息区”,是工地旁的几根长条凳。我去看了一眼,凳上躺着几个男的,烟味太冲,受不了。后来我就脱下工服,去顾客吃饭的区域眯了二十分钟。为了假装是顾客,有时还买杯饮料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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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的宿舍是另一番景象。那是一套三室一厅改造来的房子,客厅摆6张床,每间卧室4张,18个人挤在一起,共用两个厕所。有时能听到同屋女生小声抱怨——说好累,某某洗澡太慢,好讨厌她。我会在心里替那个被骂的人喊冤:这难道不是公司时间安排的错吗?休息时间本就少,厕所又不够用,大家的时间才会这么紧张。

更多时候,在其他地方打工,我得自己找地方歇脚。商场里的角落便成了我们的”据点”:换下工服,去旁边电影院门口的按摩椅上眯一会儿,或者去还没营业的茶餐厅外摆区趴着睡一觉——这些地方全靠抢,手慢无。

有一次,一个保洁阿姨把抹布搭在按摩椅上算是占好了位。我当时太困,以为是谁落下的毛巾,坐上去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有人用力拍我胳膊,骂道:”年轻人就是欺负我们老家伙,东西都在那儿了还占我的位置!”我当场委屈哭了。现在想想,她也只是太累了。

对我们来说,整天窝在一个地方不停重复同一个动作,人会很疲惫。偶尔出去一趟,就跟放风似的。在盒马,能去倒垃圾就算是个”美差”——两个人一起,一人推车,一人扶着,先穿过一条又窄又长的通道,绕道前厅偷偷抢点打折的菜带回去,再坐货梯去地下负二层,推着垃圾车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这让我想起《千与千寻》里千寻闯进温泉屋的场景——顾客在宽敞整洁的大方块区域享用美食和服务,而看不见的地方,货梯在飞速运转,拉货小车在长廊奔跑,垃圾车和泔水桶挤在一起,员工休息区也拥挤不堪。

但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开心了。站了一天,能趁着倒垃圾出去透透气,同事说像每天要遛狗似的,晚上得出来遛遛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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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过,服务业是最复杂、最被低估的工种之一。很多年轻人上班累了,把蓝领或者端盘子当成退路,但其实那是更痛苦的工作——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当人的尊严。

我接触到的同事,大多家境拮据,不少人初中没毕业就出来闯了。他们看着老练,实际年龄往往比看上去小很多。学历低,对抗生活的资本少,软肋更多,只能在辛苦的岗位间辗转。

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爸爸虽然有稳定工作,但长期赌博,家里一度连日常开销都要妈妈去借钱,她的情绪因此长期暴躁。高二时,爸爸家暴妈妈,我赶紧叫来爷爷奶奶。事平之后,他把我暴打了一顿,还用烟头在我大腿上烫了一块疤。

我参加了三次高考,最后只考上大专。从高中毕业开始,我就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对未来总是充满焦虑。

2017年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在公园兼职卖统一集团的”小茗同学”,饮料放在大冰桶里,我得不停伸手进去拿底部的瓶子,手臂被冰得难受,晚上睡觉都不踏实。那时我常做梦,想着以后一定要挣大钱,再也不受这种苦。可10年快过去了,没想到我还在做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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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学历和就业,我总会想起一个包馄饨的小弟。

念大专那三年,我每天中午给学校里一家馄饨店送外卖。包馄饨的小弟17岁,比我小一岁半,早就不读书了。他叫馄饨店老板”表叔”,老板给他一个月3500块,包吃住。他包馄饨的速度很快,一只手用小竹板挑点馅甩到馄饨皮上,另一只手已经捏好了皮,再拿下一张。路过的学生觉得新鲜,拿手机拍他,他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他偶尔自大,会骄傲地说”你们大学生毕了业,有的还没我挣得多”。也偶尔自卑——有留学生来吃饭,他扯着我的衣角让我用英语搭话。我的英语只够点菜用,他懊恼又羡慕地说,”还是大学生好,还是读点书好”。

他说以后不在馄饨店干了,不知道能去哪,但想去大城市看看,每天包馄饨包得手抽筋、关节疼。后来他结婚了,朋友圈里发照片,人去了工地,说要给未来孩子挣奶粉钱。

他们能选择的工作本来就不多——外卖、快递、工地搬砖,再不然进厂。大专毕业后我申请了专升本,算是本科毕业生了。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因为多上了几年学,未来就一定更美好。现在无论什么学历,大家好像都在争同一份普通又劳累的工作。

做这些工作,女孩会更不容易。在罗森时,有个常客因为我记得他常买什么会提前备好,他喝醉后便到店里来喊我”老婆”。这只是我作为女孩遇到的骚扰之一。后来在深圳一家小公司做3C带货主播,最难忍的是每次聚餐,领导都毫无顾忌地和男同事聊嫖娼,甚至说要带我去。

最让我愤怒的是,在盒马后厨时,有个员工骚扰过很多女孩,用隐私部位顶一个已婚的姐姐,还强行亲了一个还没成年的兼职中专生。我知道后特别愤怒,结果领导说,过年正是用人的时候,等忙完这几天再处理。我气得当场辞职。三天后,HR说那人确实被开除了,可对女孩们造成的伤害,并不会随之消失。

这些年,我把9年真实的打工经历写成文章或段子,发到各个平台,很多人喜欢。我因此交到新朋友,看到了新世界,好像这些生活就没那么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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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时间越久,我越能理解同事说的”服务业干久了,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

看到”Manner咖啡员工泼顾客咖啡””外卖员和保安起争执”这类新闻,我都明白那只是表象。那位店员很可能笑脸相迎了一整天,打了上百杯咖啡,再被催被骂,情绪才失控。人没有退路时只能忍,可摩擦一多,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冲突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成为倾轧别人的人。

在海底捞时,有一天来了个外卖员,手里拎着奶茶就要往里走。门口那个同事直接吼他:”你没看见后面有外卖架子啊?直接往里进?”估计是那天提醒了太多次,情绪耗光了,外卖员气得回骂了一句”狗眼看人低”。以为身份接近就能互相理解,可实际上并不会。

还有一次,一个妈妈带孩子来吃饭,穿着楼下绿茶餐厅的工服。我有一种看见同类的怜惜,偷偷多给她孩子一个小玩具。后来我戴着手套帮收桌上的垃圾,孩子妈突然说”别急”,我以为她要扔餐巾纸,把手伸过去,结果她自然而然地把嘴里的果皮吐在我手上,让我丢掉。我心里一阵不舒服。孩子当场就说:”妈妈,你这样不好。”孩子妈知道我听见了,但没有抬头看我,只是骂了一句孩子:”我TM累一天了,还得给服务员好脸色啊?”

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螺旋——那些被要求的微笑和周到,消耗掉的情绪总要在别处找补,到头来,不过是戾气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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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永远只看到干净明亮的那一面。在海底捞,”笑”是第一位的。我尽可能面带微笑,还是会被提醒”表情有进步空间”。后来我去后厨拿牛肉粒,发现同事们都挂着一张”垂头丧气”的脸。人不是机器,一直微笑极其困难,一个人正常的状态,就是面无表情。

我看到雷军去海底捞体验后,在采访里说”员工的那种笑,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几十岁、坐拥上市企业的人,还能相信一个人在高强度工作下,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这件事本身就挺让人觉得好笑的。

随着经验积累,我能找到的工作好像越来越”体面”了,但我提醒自己,永远别忘记那个真实的世界。同时我也会问自己:那些经历,会不会已经对我的人格造成了磨损?

2022年疫情期间,我在罗森打工时,店里来过一个男孩,在角落里安静坐了两天,趴在桌上给手机充电,偶尔哭一会儿。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了难事,写了张纸条问”需要帮助吗”,然后拿了几件店里报损的米浆和盒饭送过去,没要他钱。他双手合十说”谢谢”,一边吃一边哭。后来加了微信才知道,他父母在疫情中都去世了,他刚处理完后事,不知道自己该去哪。走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个躬,说”有一天我可能会报答你”。我也赶紧还了一个躬:”我就是寒假工,咱俩都是小孩子,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店里报废的东西。”

但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好像变了一些。

在海底捞工作之后,我总害怕有人要举报我,觉得别人会害我。后来和那个老乡姐姐更熟了,有次她问我”涂的啥口红”,我下意识以为她要批评我,一个激灵就回她”咋了,我涂口红了行吧”,结果她说颜色挺好看,想要链接。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习惯性地把人往坏处想了。

后来,一个新来一周的小女孩总挨训。我上厕所时碰到她,忍不住问:”你怎么老是被骂?对讲机里喊了好几次你的名字,你怎么都没听见?”她说:”我一直都在听啊,说切好菜什么的。”我这才明白,告诉她那是二调频,是后厨的频道,我们听的应该是一调频,才是前堂。女孩在厕所里哭了,说没有人告诉过她。

那时候我平时很愿意帮人,但她哭的那一刻,我实在没有心力去安慰——脑子里全是顾客的券还没兑、桌子还没收拾。当时间不够用时,人性是一种奢侈品。我只想把手里的活干完,先让自己不挨骂。

我不喜欢那些时刻的自己,也不喜欢那些被磨损到麻木的人。我觉得公司不该定那些反人性的规矩。我要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就算文字改变不了什么,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被折叠的那部分是怎么运转的。

现在,距离2025年7月从海底捞离职,已过去大半年。我一边找新工作,一边写下这些,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作为”人”的状态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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