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宏 2026年01月08日
川普真正具破坏性的地方，不在于是否真能“重塑”委内瑞拉政权，而在于他反复、公开宣称美国“说了算”。（美联社）
2026年从一开始就无冷场：华盛顿以一场近乎19世纪帝国主义想像的军事行动，粗暴地重新改变了全球秩序。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特种部队突袭卡拉卡斯，强行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NicolásMaduro），并将其押解至纽约受审，同时公开宣称美国将“管治”委内瑞拉。这不只是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地震，更直接挑战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international order）。
北京反应“克制”，还是无能为力？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的反应异常克制。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多位华府与北京观察者的分析，中国很可能只会在外交层次上谴责美国的行动，而不会进一步采取实质对抗措施。这种被形容为“穿针引线”（threadtheneedle）的策略，并非消极退让，而是一种高度计算过的战略耐心。对中国而言，委内瑞拉既非主权安全的核心利益，也不是攸关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战场，实不足以为其承担与川普政府正面冲突的高昂代价。
然而，《经济学人》的分析，为这种克制提供了更冷静、也更残酷的注脚。该刊直言，华府的突袭行动不只是对马杜洛的致命一击，更是一次“现实检验”，清楚暴露了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局限。就在美军行动前数小时，马杜洛仍高调接见中国高层特使，宣称中委两国“团结一致”；然而，当真正的危机降临，北京除了谴责，几乎无能为力。
“政权斩首”的常态化：美国说了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这场行动毫无警惕。川普此举真正具破坏性的地方，不在于是否真能“重塑”委内瑞拉政权，而在于他反复、公开宣称美国“说了算”。CNN的分析指出，白宫目前的构想并非传统的民主促进，而更接近一种“政权斩首”（regimedecapitation），并且企图透过军事与经济恫吓迫使残存政权服从的高风险实验。当一位美国总统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负责”一个主权国家的未来时，就已构成对主权平等原则与国际法基本规范的侵蚀。
普京化，或更糟：帝国撕下面具的时刻
英国《卫报》的资深国际特派员朱利安·博尔格（JulianBorger）将此定性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京化”（Putinization），亦即公开承认势力范围、资源掠取与军事恫吓，作为正当治理手段。但在部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眼中，这甚至不只是行为模式的转变，而是一个帝国撕下最后伪善面具的“真相时刻”。
对中国而言，委内瑞拉既非主权安全的核心利益，也不是攸关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战场，实不足以为其承担与川普政府正面冲突的高昂代价。（取自新华社）
帝国病理学：暴力作为政治奇观
曾获普立兹奖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赫吉斯（ChrisHedges）直言，川普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冒险，是“晚期帝国病理学”的典型症状。在他看来，这并非单一外交政策的误判，而是美国军事机器与企业国家（corporatestate）长期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当一个帝国在国内面临制度性崩解、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时，往往会转向外部，透过一场又一场“暴力的奇观”（spectacleof violence）来维系其权力幻象。
与此同时，资深媒体人迈赫迪·哈桑（MehdiHasan）则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更为犀利的论述解构。他指出，当美国可以公然绑架他国元首时，其对他国“守法”的要求本身便成了一种道德表演。这种论述，正好重现修昔底德在雅典军使与米洛斯人对话中所揭示的权力本质：“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受其所必受”（the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must）。强权即公理，亦即当规则失效，权力本身即被奉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
巴拿马的前例：诺瑞加不是历史意外
事实上，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直接动用武力并移送本国审判，并非全然没有前例。1989年，美国出兵入侵巴拿马，逮捕时任领导人曼努尔·诺瑞嘉（ManuelNoriega）并押解至美国受审。这场“正义使命行动”（Operation JustCause）在冷战尾声被包装为成功的“执法型干预”，却同时为以国内法否定他国主权代表性，立下危险先例。
从诺瑞加、伊朗将领卡西姆·苏雷曼尼（QasemSoleimani）到马杜洛，所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的路径：从全面入侵与拘捕，到跨境定点击杀，再到“政权斩首”与司法绑架的常态化。三案皆以扩张解释自卫权或执法需求为名，却共同侵蚀了国际法对武力使用的最低防线。
台海与《经济学人》的警示
《经济学人》特别指出，委内瑞拉案例并非“台湾模板”，却是一记“现实检验”。中国并非因尊重国际法而裹足不前，而是因为其真正关切的是成功率与代价。与委内瑞拉不同，中国若对台动武，追求的是对一个防卫完备民主体的全面接管，而非单点斩首。然而，这恰恰凸显另一层不安：中国对其盟友的战略支持，至今仍高度修辞化。正如伊朗与委内瑞拉的经验所显示的，北京在关键时刻，往往既缺乏肌肉，也欠缺斗志，不会愿意为其伙伴国家出头而承担与美国正面冲突的代价。
这种落差，使北京更倾向于调整策略，而非正面对撞。《经济学人》引述中国学界观点指出，北京可能选择“不藏而避”（bidingwithout hiding），降低在拉美的政治曝险，转而维持经贸连结，以免触怒华府。
回到修昔底德“强权即公理”的断语、赫吉斯的帝国诊断，以及哈桑的论述批判，三者构成当前有如冷酷异境的现实世界：当规则被弃置，权力便不再需要辩护。对台湾而言，这不是遥远的理论辩论，而是一道迫近的结构性现实。当国际秩序从法理约束退化为实力竞逐，当“政权斩首”与法律战被常态化，小型政体所仰赖的，已不再是国际条约与外交／安全承诺，而是强权国家是否仍愿意自我节制。这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最令人不安的真相。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