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给地方官员们讲课，开头就普及两个常识：第一，这些年引爆舆论的多数是自媒体，主流媒体的范畴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媒体；第二，记者证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来访的媒体人是不是真记者，若错误地觉得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很可能陷入被动的境地。关于没有记者证是否可以采访的争议长期存在，陆续写了几篇小文章谈这个问题，今把几篇小文章汇总整合在一起，方便大家传播和阅读。
记者证不能辨记者真假
当记者的16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记者证。2002年到2005年，最早在一线采访的这三年，一直没有记者证，但我的名字那三年印在报纸上就是“本报记者褚朝新”。为什么干了三年多都没有记者证呢？首先是政策限制。2002年大学毕业，刚毕业要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必须拿到从业资格证了才能申报记者证。而按照政策，必须工作一年左右之后才能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所有刚刚跨出校门的新人，都有个过渡期。每次注销重新申报，都会间隔数月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手里没有证。讲这些个人的经历，是为了向大家介绍记者证申报的一些流程与程序，有些时候确实是因为政策问题导致一些记者没有记者证，不能把一个来访者有没有手持记者证当作判断他是否真记者的唯一标准。此外，大量的现实案例显示，很多拿着正经记者证的记者，一辈子没有写过一个正经的新闻，还有一些拿着正经记者证的人，干着敲诈勒索的事情。所以，记者证不该是检验来访者是否是真记者的唯一标准。
没有记者证不会阻碍记者采访
如果以一个来访的媒体记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就能避免引发所谓的舆情吗？个人的亲身经验表明，我都有无证采访的情况，但都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2012年这篇《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曝光的是安徽萧县，当地有些官员及亲属代理白酒业务并划分势力范围，官员从中获利；此外，萧县贫困，大吃大喝严重。我当时没有记者证，暗访了五天、明访了三天，公款吃喝的场所搞得清清楚楚，拿到了大量公款吃喝的白条等物证。没有记者证， 调查照样完成，只不过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多跑一点路。很多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说，官方在乎有没有记者证，但当地的其它群体多数时候是不在乎的。一个有专业技能、有一定人脉资源、有足够耐心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照样能完成一个调查报道。一些地方官员因为来访者没有记者证将记者拒之门外，后果是记者无法从官方获得官方应该披露的信息，而只能大量获得对立的信息，官方主动放弃了发声的机会。
有记者证也未必畅通无阻
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企业，喜欢拿记者证说事，说没有记者证的媒体人是假记者，尤其是遇到批评报道之后喜欢以此作为反击手段。以我个人的经历看，那些愿意接触媒体、接受媒体采访的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并不是太在意来访者是不是有记者证，他们在乎的是来访的媒体记者究竟是真来了解情况正规采访的还是借机敲诈勒索的。正规的《新闻记者证》的底页第三条明确写着：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但是，我16年的记者生涯里，无证采访的经历很多，几乎没有因此放弃过一个采访任务，反倒是经常有拿着记者证依然被拒绝采访的遭遇。在这种大环境下，就十分考验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了。2014年12月我写的《一个超编法院的生存现实》就是在当事法院完全拒绝接受采访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便你拒绝采访，我一样能拿到有力的证据和真实丰富的素材完成新闻报道。
王文志据说获得过8次中国新闻奖，那他一定是有记者证的，可是，有记者证的王文志在采访一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新闻时，一样被打了。王文志被打，足以证明很多地方抵触记者采访并不是真的在乎记者有没有记者证，而是在乎你是不是监督到点子上了。只要记者的采访报道打到了这些人的七寸，对于没有记者证的记者，他们会以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对于有记者证的，他们一定会找到别的借口把记者忽悠走、架走、抬走甚至打将出去。
舆论监督无善恶之分
山东的《青岛日报》2019年7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细数了该报自2月份来158天刊登的100篇舆论监督报道。文章里说，有人将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形容为啄木鸟与树的关系。身边经常有人说，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似乎，批评与监督还有恶意的，而只要批评与监督被认为是恶意的，就可以置事实于不顾而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果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造成了杀伤性的效果，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胡编乱造栽赃陷害。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干了16年的媒体人，一向是力主严惩的。第二个可能，是监督属实。如果监督属实，又具有杀伤性的效果，那只能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准不准之别。对于批评与监督，不论何种心意，批评的事实、证据如果错了，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如果事实没有错，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不管批评者的态度、言词是不是激烈，都应该被重视。
以动机论来抹黑监督与批评，是对抗监督、钳制舆论的一种伎俩。批评者最大的动机就是指出错误并希望被批评者纠正，与这个目的相关的一切动机都是合理的。如果批评者以批评进行交换或者敲诈勒索，那是犯罪，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问题了。当下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过，也不是监督太狠，而是监督太少、监督力度太弱。
2019年8月5日初稿，2025年3月29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