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凌璇长期关注直播领域，2022年11月还在读研时，为拿到一手材料，她加入了华东新一线城市的一家小公会，当了一个月秀场女主播。和她一起共事的7位主播，有5位曾是工厂女工。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电子制造厂，凌璇发现，裁员潮将那里的一部分女工推向了直播间
她所潜伏的公会，承诺高薪、包住宿和培训，又利用“家”的意识形态，聚合起这些原子化的女主播，让她们接受不对等的权责规定和言语辱骂。
凌璇察觉自己逐渐卷入这套生存规则，像了拿到好成绩、得到表扬的学生一样，突破了“性的自我防卫圈”—一把“骚扰”当赞美，无视污秽的私信，换上性感装束，凭扭腰迎来第一个大哥。
调研结束两年后，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到那些女工的后续——本想“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最后认为，直播已经是自己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讲述和论文整理而成。
就我的感受来说，这里不是一个靠现代化企业制度约束的集体，更像一个江湖作坊。
小公会的老板娘之前是流水线上的女工，后来做到酷狗腰部主播，收入飙升。2022年6月，她的榜一大哥给她投了50万，开了这家公会。
大哥是个吊车队的老板，公会有两个运营，都是高中学历，一个当过KTV领班，一个做过快递司机。
我加入公会时临近过年，老板会在群里说，没有钱过年的可以向他预支工资。在公会管理者的口中，主播分为“我们家的”和“别人家的”。
老板自诩“家长”，培养主播就跟养孩子一样，投入了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
我们每天下播后，要上交手机给运营，让他们翻看我们和大哥的聊天记录，教我们分辨哪些是有潜力发展的对象。平台的管理系统站在公会那边，允许公会控制主播的提现和账号，监控主播的数据。
在公会设定的合作制度里，主播和公会的权责是完全不对等的。制度规定了工作时长与出勤规范，不达标的就会被罚款、扣钱。
公会办公室。讲述者供图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呢？
我觉得这和这家公会里主播的来源有关。公会一共7位主播，有五位曾是工厂女工，有两位是当地一家电子厂做质量检测的。疫情后，工厂大批量裁员，她们丢了工作，加入了这家公会做直播。
在招聘软件上能看到很多公会为拉拢女工打出的宣传口号，承诺新人小白包培养，保底8000并提供住宿。
这些女工急需一份工作去接盘生活，公会承诺高薪和住宿，成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选择。我问过一个数据最好的主播，做主播和在厂里工作有什么不同？她说，都一样。
有个女孩叫小雪，当时21岁，生在贵州农村，很早就出来打工。被裁员一个月后，她就来这里做直播。
这家公会不和主播签劳动合同，只签一份独家合作协议。HR告诉我，不签合同的好处在于主播不会担心公会要求赔偿违约金，降低入会的心理门槛。
小公会很爱打感情牌，老板娘很会给主播们情绪价值。带主播去泡温泉、去庙里上香。运营和老板娘全程陪着夜场直播。
直播平台也有意识强化这种“家族”的概念，要求公会以家族长的身份加盟。拥有“家族徽章”的主播在算法中更容易匹配到专业主播连麦，提高直播间流量。
其实，小雪对公会制造的幻象很清醒。她私下和大哥吃饭，维系关系，就为了搞好数据，保住饭碗。另一方面，公会的存在也给女主播提供了安全感，遇到难缠的大哥，老板娘会出面帮她们摆平。
相较于其他工作，秀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突破心理上的“性的自我防卫圈”。我的后台私信不堪入目，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的脸唰一下就红了。
我特别受不了，但运营不断告诉我，有人“聊骚”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直播事业会有好的发展，能挣大钱。
在秀场直播的世界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很单一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拉到大哥。数据好的时候，运营都捧着；数据不好的时候，会被贬低得一无是处。
直播间内部。讲述者供图
运营一直强调，直播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公会也会营造竞争的氛围，把“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
凌晨下播休息吃饭时，一姐去买砂锅米线，排名靠后的主播吃方便面。运营会说：“你赚得少，只配吃方便面。”为了PK时不垫底，我也提前和朋友打招呼，让他帮我打赏。
像在学校里想得到好成绩一样，我钻进了秀场直播间的评价体系。最开始我直播时，穿的是宽松的休闲服。后来连麦PK输了后，我就去拼多多买性感的衣服，穿紧身裤。第一次从凳子上站起来扭腰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大哥。因为有这样的正向反馈，让我变得更迎合。
至于那些很不堪的话，我会直接无视，或是把话引到“上票”。小雪则是会在直播间里打游戏，转移注意力。
公会里频繁请假的被骂作“懒女人”。为了提高出勤率，公会用“连坐”惩罚，对主播进行道德控制。
在女主播身上，更明显的是生存焦虑。她们不时流露对数据的忧虑，担心大哥的热情耗尽，下个月收入难保。
公会禁止主播私下和大哥见面，但许多大哥给主播刷钱的终极愿望就是想见面。主播夹在中间，只能花时间去哄大哥，或者是打视频。
小雪每天下播后回到出租屋，会花很多时间和大哥打电话。她的男友抱怨她没有时间陪自己，后来两人就分手了。
为了和大哥找话题，我也学了一些俏皮话，也说过自己还在念书，但收到的反馈却是各种贬低，这些说法冲击着我曾经的认知体系。
我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老师曾经讲过，在没有进入田野调查前，她一直努力掌控着生活。可作为局外人进入到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后，很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掌控。
一个月田野调查结束后，我花了一些时间从主播的生活中走出来。平时说话，也会不自觉回想，刚才那句话说得好不好，有没有得罪人？
我观察到大部分主播把这里当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有人想过真的要干一辈子。即便是排名靠前的主播，也说这是为了“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但据我现在所知，公会里那7个主播，有5位依然在做。
老板娘告诉我，佩佩现在割了双眼皮，数据好多了，扭腰也成了她的杀手锏。
小雪和颖儿是在这家公会干了两个月后离开的。她们被公会扣押工资，又因为私下和大哥见面，和公会积压了不少矛盾。最终离开的导火索是，小雪受到运营的性骚扰。
离开后，小雪试过维权，但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她和颖儿又进入另一家公会工作，认为那里签合同，更有保障。
上播的第一周，公会对她们特别好，但很快就变脸了，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流量扶持。颖儿受不了，快要抑郁，待了半年就走了。
一年后再跟我聊起这段经历，她形容是“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不过，在她看来，坑的不是直播，是公会。直播这份工作已经是她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新去的这家公会给主播分成30%，颖儿的收入能有8000多。
她初二就辍学，干过餐饮、收银，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那样的日子重复、乏味。因为学历不够，求职受挫，这才又回到了秀场。
在她眼中，秀场直播的一点好处是让眼界变开阔，结识的大哥多是有钱人，起码从物质条件上看是优渥的。
不过，她现在也变得现实许多，知道直播间里没有真情实感，张口闭口都是和钱挂钩。
颖儿现在有个稳定的对象，她的男朋友很理解她的工作。做直播的这两年来，她作息紊乱，掉头发，又因为久坐，得了腰间盘突出。我问她，这些值得吗？她说：“也没有什么了。肯定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要么用体力去换，要么是别的，反正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