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是太子党炒股就是找死

余杰 2023年10月19日

在中国﹐不是太子党炒股就是找死

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中国著名私募基金创办人关善祥﹐突传出过世的消息﹐享年38岁。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图/取自微博)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着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在中国﹐不是太子党炒股就是找死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美联社)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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