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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6月13日,演员赵丹在文革期间写下《解放后的罪行交代》。他逐一检讨自己解放后的创作和言行,从《武训传》一直写到《青山恋》,并在文中多次表示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
赵丹生于1915年,是中国著名男演员,先后主演过《中华儿女》《武训传》《李时珍》《烈火中永生》等作品。
1967年文革期间,赵丹在上海被拘捕,并被投入监狱。狱中他不断被强迫写检讨,受到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因长期单独监禁,他一度出现语言障碍。1972年前后,赵丹获释出狱。
文革结束后,赵丹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赵丹因癌症逝世。
2003年,赵丹妻子黄宗英委托整理的《赵丹自述》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份交代是书中的一篇。微信公众号「老相片」于2026年11月11日发布该文,中国数字时代于2026年11月14日转载,题为《老相片|赵丹:解放后的罪行交代》。

(一)大毒草《武训传》
赵丹写道,解放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再度指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夏衍等「四条汉子」却遵循刘少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文艺可以为「第四种人」(实际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针。他们保留私营影片公司,并大力支持孙瑜编导的《武训传》摄制。
他称,自己当时「抱残守缺,待价而沽」,这一决定正中下怀。于是他伙同「昆仑公司」的「艺委会」,积极投入影片修改工作。
据他交代,武训为取得封建文化地位,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们却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武训,甚至用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以致铸成了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的罪行」。
赵丹称,他以反动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把武训的屈膝投降美化为「忍辱负重」的「斗争手段」和「伟大的武训精神」。他还把30年代「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畸形形象作为人物创造的源泉,例如卓别林、安特烈夫的《吃耳朵的人》、雨果的《钟楼怪人》等。
他交代,自己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采访。他去山东时,明明碰见了武训的曾孙,称其为不事劳动的「二流子」、武训的「活标本」。但他怕对方的形象破坏自己心中「高大的」武训形象,便远远避开。
他说自己「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来演武训,使这一形象「愈益怪异,狷狭而变态」。他称,这是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美学观,竭力保持旧事物,而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他写道,面对刚诞生的新中国,射出这样一支「阶级投降主义的毒箭」,「实在是罪孽深重,我沉痛地向党、向人民请罪!」
1951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赵丹称,他当时不甚了解运动的深刻意义,开始时并不知道运动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
他说,自己前半辈子一直以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事物,背着「政治是进步的,艺术上自有一套」的沉重包袱。他一生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批判,出于资产阶级的「面子观点」,一下子被吓懵,思想异常混乱。
他回忆,上街时观众指指戳戳地说「看武训!」「看武训来了!」,他不敢抬头。回家后他向妻子黄宗英发牢骚:「连上街都不行了,这以后如何还能演戏呢!」
厂内学习小组上,有人提出要审查他的政治历史,他更为难堪。他又说:「事情一扯到政治上就扯不清了,政治生命一完,艺术生命当然也就跟着完了!」
赵丹称,他因此闹情绪,钻进了「动机与效果」二元论的牛角尖,实质是掉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泥沼。他写道,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学习,他才认识到动机也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说,当时他不懂「不破不立」的道理,没有体会到这场批判是毛主席对他的「最大关怀」和挽救,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消极、懊悔、彷徨。
据他交代,正当他茫然不知如何重新迈步之际,「黑线」在「分工论」「间接服务论」的幌子下为他开了后路,让他专攻知识分子和历史人物。1955年,他导演话剧《雷雨》;1956年,他导演话剧《家》,并演出《为了和平》;1957年,他又演出《李时珍》等影片。
他称,自己由此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支撑点」,躺进了古人、死人的「防空洞」(实际是死胡同)。他刚从《武训传》批判中有所触动、准备扔掉「旧的一套破烂货」,又改头换面地重新拾掇起来,为个人名利和「黑线」继续效命。他写道,他们就是如此顽固地占领这块「世袭领地」,「不让工农兵的崇高形象站上舞台与银幕」。
《雷雨》的排演
在于伶、叶以群倡议下,「上影剧团」一批30年代、40年代的演员,与来自解放区的青年演员一起,进行了一次所谓「表演技巧的训练」,演出了话剧《雷雨》。
赵丹称,他有意识地总结毕生演剧经验,并以史丹尼表演体系为指导,创立了「表演技巧的三段论法」:1.「还原于自己」「从自我出发」;2.「生活于角色」(体验角色);3.「体现角色」(表演技巧与手法)。
他当时竭力宣扬「到处有生活」,称:「演员的创作,只是寻找一切手段以诱导出自己生活回忆的宝库,从而插上想像的翅膀,捕捉角色的『种子』。」他还转述了史丹尼的一句话:「只要正确地掌握了史氏体系和方法,就可以创造一切人物形象。」
他一面承认演员必须「苦练基本功」,一面又认为演员有其「天赋」「禀性」和「素质」。他曾说,30年代的阮玲玉是他最喜爱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穿上尼姑衣服很快进入尼姑的精神世界,换上妓女衣服立即变成妓女,穿上女工服装走在女工中,也能和女工们浑然一体。
他在交代中批驳了这些观点。他写道,文学艺术都来源于生活,任何人都受着阶级、时代、生活的局限,各种思想都打上阶级的烙印,世界上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越阶级局限扮演一切阶级的一切人物。
他又称,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田汉、夏衍等「四条汉子」决不可能真正创造出工农形象;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工具的「电影明星」,也不可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他称自己「像一个叫杜林式的江湖骗子在自欺以欺人」。
他自问为何总是吹捧30年代的旧事物。他的回答是:不过是要让自己的艺术在新社会争得合法地位,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因此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赵丹称,他更为严重的罪行是,让旧社会过来的演员「还原于自己」,又让他们「生活于角色」。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唤醒他们对旧社会的眷恋,抗拒与工农兵结合、改造世界观。
他说,他同时把解放区来的青年演员诱进「角色生活」的染缸,使他们「神魂颠倒,萎靡不振,若痴若狂」,企图让他们忘掉劳动人民、忘掉革命。他称,这是「黑线」借他之手,用30年代的「大染缸」染黑青年的灵魂,「这才是最为阴险毒辣的诡计」。
(二)「反右」前后
1956年,袁文殊带着「四条汉子」的指示到上海,大力推行苏修的所谓「创作集体」,搞资本主义「自由化」。赵丹称,他积极响应,与瞿白音、郑君里、徐韬等人建立了以沈浮为首的「沈记」「创作集体」。
他说,这一「反党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在瞿白音归纳执笔的《炉边夜话》中。据他「不大确切的记忆」,文中大致有以下论点:(1)以创作自由化反对党的领导;(2)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提出导演中心论;(3)向30年代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看齐;(4)与党分庭抗礼的分工论。他称,自己当时完全同意这些论点,并在每一论点中都有所阐发和补充。
他最集中的一段发言,从吹嘘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的导演风格与工作作风讲起,引到建立「创作友谊」。他称,这实际是以恋旧情怀否定党的领导,是「黑线」上「以文会友」的阐发。
他当时说,创作上的「默契」是影片成败和导演风格建立的重要因素。他批评一些行政领导只从完成任务出发,把彼此毫无了解的创作人员凑进一个戏组,「待到创作人员之间,略有些了解的时候,往往是一部戏结束的时候了」。他还说:「创作上没有经验的积累,就不能有各自的导演风格出现!」
赵丹在交代中称,这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默契」,否定创作人员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实际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当时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调的翻版。
入党
赵丹写道,反右斗争后,他在刘少奇「机会主义建党路线」影响下加入党组织。他称,入党并不意味着背叛原有阶级,实际是伸手向党要政治待遇,在以「我」字为中心的库存中增添一笔「最大的政治资本」。
他说,入党后他没有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而是以刘少奇的「在党的事业里发展个人的事业」为个人奋斗披上合法外衣。他称自己入党后没有变得谦逊谨慎,反而更骄傲、狂妄、有恃无恐,更脱离群众,「为党造成了没法弥补的损害」。
1958年至1960年
1958年,在被他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柯庆施直接领导下,他们走出厂门与工农兵结合,从实际斗争生活中取材,搞三结合、集体创作。赵丹称,他虽然尝到了甜头,却仍割不断「旧的黑线的羁绊」。
他交代,党组织要求总结时,他始终不敢肯定那是一场大革命、是方向性的原则问题,只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方法」。
在电影局一次「树雄心立大志」的比武大会上,他说:「我要赶超苏联的邦达尔邱克,法国的斐利浦,印度的拉兹。」他又说:「我这一生定要拍全部的『三国』、『水浒』、『红楼』。」他在交代中称,这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并反问:「我的屁股坐在哪一边,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期间,夏衍、陈荒煤直接安排了《林则徐》《聂耳》两部国庆献礼片。赵丹欣然从命,全身心投入创作,他称「这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
他写道,自己在30年代就浸透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崇洋、崇名、崇大、崇古」。他把莎士比亚看成人类智慧的结晶、戏剧艺术的顶峰,把史丹尼体系看成不可超越的表演艺术科学终结。他称,帝国主义文化渗透已把他「毒化成为艺术上的投降主义者」,亦即民族的投降主义者。
因此,他把大跃进中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看作配合政治任务的普及品;却因规模和主题,把《林则徐》《聂耳》当作「正规的」「高档的」、具有不朽价值的艺术品。
他称,在《林则徐》中,他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作为群众的「代言人」「领导者」「指路人」,宣扬了反动的英雄史观。
对于《聂耳》,他列出了更为严重的罪行:1.为30年代王明路线翻案;2.为「黑帮老头子们」竖碑立传;3.吹捧自己,为自己立传,「我演我」,歪曲了聂耳的革命者形象。
他写道,他们篡改历史,把「四条汉子」及王明路线吹捧为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称当时白区已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大方向。他称,这是借以贬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划时代意义,抵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他还在摄制组内现身说法,吹捧30年代白区的电影戏剧运动以争正统地位,把王明路线对革命的危害美化为「贡献」,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摇摆性、不彻底性美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性。他说,醒悟到这一点时,「内心的痛咎是不可言状的」。
1960年,柯庆施再次把他们从摄影棚拉出来,拍摄了2部工业题材影片《六十年代第一春》《风流人物数今朝》和1部农业纪录片。赵丹称,这时「黑线」又来干扰、反扑,召开了北京的全国故事片创作「黑会」。
(三)1961年北京的黑会及其他
1.「免斗牌」事件。赵丹回忆,会议初他感到气氛异样,一时不知如何发言。陈荒煤一再动员他发言,他急了,说:「我这个人的嘀咕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早上说的话,到了晚上就后悔的,要改正的,可是你们出的简报又不让人家改正,除非是毛主席发块牌子给我说:『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乱说!」
事后,陈荒煤把这句话辗转传扬,传到瞿白音那里,被概括为「免斗牌」3字。1962年,瞿白音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借这句话「向党攻击」。赵丹当时在国外,事后完全不知。
「四清」运动时,群众揭发此事,他当时尚未认识到严重性。他写道,经过文化大革命才醒悟:瞿白音道出了他这样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拒绝改造、向党向人民要资产阶级自由的心声。他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能「免斗」,「如果依了我,就要亡党亡国」。
2.会上,「四条汉子」抛出「题材广阔论」「有益无害论」「间接服务论」「写熟悉论」等论点,赵丹称自己「照单全收」。会议刚散,他就先后在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军人俱乐部礼堂(面向八一电影厂、北影厂演员)讲话,自称「大肆放毒」。
他称,他在这些讲话中套用史丹尼表演体系,宣扬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抗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他再次宣扬「到处有生活」和「三段论法」,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
他交代,他最后还号召演员们赶快分工分档,勇敢地创立各自的表演风格和流派。他称,这实质是抵制无产阶级的风格,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的「一次总暴露,大表演」。
3.回上海后,他建立演员表演小组,企图逐渐形成所谓「赵氏体系」的理论基础,同时著书立说,渲染30年代的资产阶级「表演艺术」。他称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准备」。
4.他先在北京向陈鲤庭毛遂自荐,要演《鲁迅传》里的鲁迅;回上海后,又向组织上「硬要下这一任务」。
他列出了在《鲁迅传》组内所犯的「罪行」:
(1)参与「四条汉子」篡改历史,掩盖他们当年围攻鲁迅的行为。他称,因与「四条汉子」有阶级和历史渊源,他完全同意把他们打扮成领导鲁迅的党的化身,无视鲁迅著作中怒斥「四条汉子」的记载。他称这是政治立场的原则问题。
(2)周扬定调子:「不要把鲁迅的起点写得太高。要把他写成个文学家,不要写成个政治活动家。」赵丹称,这符合他的创作道路。他背离毛主席对鲁迅的3个「家」、5个「最」的历史评价,去寻找鲁迅生活趣味和动作等琐碎素材,想把鲁迅演成「普通的人」、「饶有风趣」的「老小孩」。他称这是歪曲和污蔑鲁迅形象的罪行。
(3)1961年,他在北京为《人民中国》杂志撰文,遵照周扬「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指示,删节了毛主席对鲁迅的3个「家」、5个「最」的评价。他称全文「立论荒诞,用语混乱」,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1962年的春节联欢与山东之行
赵丹写道,1962年春节期间,上海电影界组织「春节大联欢」,《鲁迅传》剧组全体演员演出了「大头娃娃舞」,他称之为「十分无聊的」。接着他前往山东,列举了在当地的「放毒」事例:
1.再度演出话剧《雷雨》和《上海屋檐下》。他称前者宣扬阶级调和论、宿命论,后者宣扬叛徒哲学。
2.搞「轻音乐晚会」,演出他称为低级趣味的节目,激起故乡山东观众的愤慨。有观众写信给他说:「你简直把咱们山东人的脸都丢尽了!」「亏得你还算是咱们山东的人民代表呢……」
3.慰问解放军时,演出从「苏修马戏团」移植来的滑稽闹剧《枪毙》,他称当时并不知道剧目来历。他对剧目进行了加工,如提出唱两句黄色歌词;为博取「噱头」和笑声,演出时非常卖力。据他所述,演出当场引起解放军战士极大的反感与愤怒。他称这是腐蚀人民解放军的严重罪行。
4.他曾对张瑞芳、上官云珠、王丹凤等人说:「我真想向中央打个报告,建立个我的古典剧院。」他设想先建立「表演实验室」,再发展成剧院,成功剧目还可拍成舞台纪录片,「一举两得」。他称这是成名成家思想作祟。
(五)《茅丽英》与《青山恋》
1962年,于伶从北京打电报到济南,邀赵丹导演他的话剧本《茅丽英》,该剧将改编为电影。赵丹去北京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
春节前,柯庆施又一次「挽救」他,严厉批评他这些年尽钻在古人死人堆里拔不出来,并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大写「十三年」,大写无产阶级的当代英雄人物。
赵丹称,他并没有从立场和原则上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只是感到「怕」。因此,此后拍摄的《青山恋》,仍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在新形势、新题材中的继续表演。他称自己「以写现代题材来反现代题材,以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反上山下乡运动」。
他列出该片的问题:丑化了老干部,在角色中灌输以情感人的「武训精神」;全剧宣扬和平主义思想及阶级斗争熄灭论;以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形象,代替毛主席思想哺育下的革命青年学生的先进形象。
(六)对青年人的腐蚀与毒害
赵丹称,他对女儿赵青有意识地灌输30年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史丹尼表演体系,诱导她走成名成家的个人奋斗道路,「与党争夺下一代」。
1956年,他在北京为赵青举行了封建拜师仪式,称这「首开封建拜师的恶劣的社会影响」。仪式上他还邀请了被他称为「黑帮老头子」的田汉等人到场。
在《青山恋》剧组,他提出要祝希娟学习王人美在影片中的「野猫」性格,并要她在生活中解放思想,「亦癫亦狂」地体验角色。他称,这是以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腐蚀她的灵魂。
他还以增长演员知识为名,介绍美国电影明星的「表演风格」和「各种流派」。他称,这是以帝国主义文化侵蚀青年演员。
他交代,他曾公开指斥来自解放区和部队文工团的青年演员「笨手笨脚」,不懂少爷、小姐们的细腻感情,把他们引向修正主义道路。
他写道,自己一生凌驾于党和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自以为有「艺术才华」「拥有观众」「有特殊权利」,无视党纪国法,沉湎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以「艺术家应有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个性」自炫,以「三名」「三高」自持,在青年人面前树立了「黑样板」,并在括号中自称「小丑」。
他表示:「我沉痛地向党、向人民、向革命的青年一代请罪!服罪!!」
简短的小结
赵丹称,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教育,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剥削阶级生活。一入社会,他就「踏上了四条汉子的贼船」,政治上受王明、刘少奇路线教育,天天喊「大众化」,却从未「化」过来。
他写道,自己为了个人虚荣心不惜一切手段往上爬,爬上「电影明星」宝座时,成名成家的道路早已形成。他一直以天才史观看待自己,背着「政治是进步的」「艺术上自有一套的」包袱进入新社会。
他说,解放后他从未有过改造世界观的迫切要求,也没有与旧观念彻底决裂的决心。他引用列宁指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称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他写道,自己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接近工农兵,不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也不理解亿万群众捍卫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战斗了50年取得的胜利果实、继续革命的崇高品质。
他称,解放后他把国家民族置于脑后,心里成天想的就是「我」字:「名誉地位」「艺术趣味」「个性」。他为失去的旧日「黄金时代」惋惜眷恋,因而与资产阶级共命运,成为「文艺黑线专政的支柱」,并称这是「阶级的、历史的必然」。
他说,每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党总是伸手拉他,「可是怎么样也拉不过来」。通过文化大革命,他认识到自己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顽固性和危害性。
他写道,通过文化大革命,他初步懂得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文艺和政治、个人和阶级、世界观与路线的关系,看到自己成了「黑线上的一员黑干将」。他称,刘少奇「黑线」复辟资本主义,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使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多少人头落地」,他也由此醒悟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质。
他表示,不愿做党的叛徒、民族的罪人,必须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表示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接受党和群众的批判,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
他写道:「我的有生之年,就是我的改造之日,学习之日,赎罪之时!」他表示要争取为党、为人民做点滴有益的工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重新革命!」
交代末尾,赵丹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落款日期为197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