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遭英伟达董事会「冷酷切割」!两岸创办人为何难罢免?

黄仁勋遭英伟达董事会「冷酷切割」!两岸创办人为何难罢免?
英伟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Jensen Huang)遭董事会聘请外部律师启动调查,并辞去所有职务。这场由董事会内部发动的「冷酷切割」震撼全球。

在两岸,创办人被自家董事会逼退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外界常将此归咎于大陆的「以党领政」或台湾的「家族文化」。但真正决定创办人去留的,是三地企业在股权结构、受托法制与政商权力边界上的底层配置。

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治理逻辑,建立在股权高度分散与严格的受托责任之上。经过数十年的机构融资与二级市场稀释,硅谷创办人持股比例普遍偏低,黄仁勋仅持有英伟达约3.5%的股权。

在美国公司法框架下,独立董事对全体股东负有高度受托责任。一旦创办人个人行为引发国安审查、国会质询或集体诉讼,独董若不果断切割,自身将面临股东巨额求偿。

这种制度凌驾个人的治理刚性,在硅谷科技史上一再重演。1985年,苹果(Apple)董事会支持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解除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营运权。2017年,优步(Uber)创办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因企业文化丑闻与技术诉讼,遭主要股东联署逼宫下台。2023年,OpenAI董事会以沟通不透明为由,罢免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

在美式治理体系中,首席执行官只是受聘的代理人,公司是股东的公器,创办人光环无法豁免于合规与市值风险之外。

中国大陆大型科技企业鲜少出现董事会逼宫创办人,关键在于权力不由外部独立董事掌握,而由股权架构与国家监管双重决定。阿里巴巴、京东与小米等标志性科技企业多在海外或香港上市,普遍采用同股不同权的AB股设计或合伙人制度。创办人以少数股权掌握超过半数的超级投票权,董事会实质上由创办人主导,外部独董没有发动内部调查的票数基础。

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当年在美国卷入个人风波后,因掌握绝对投票权,董事会并未罢免他。直至2022年反垄断与平台经济监管环境趋严,刘强东才逐步退居幕后,并卸任首席执行官。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言触动金融监管红线后,蚂蚁集团上市喊停并启动业务重组。这反映的是国家监管对系统性风险的介入,而非美式董事会的内部治理制衡。

台湾上市柜企业极少发生董事会反制创办人的事件。表面原因是传统的尊长伦理,深层支撑则是股权集中与人情治理的制度结构。许多大型企业长期通过家族控股公司、投资公司与基金会交叉持股,创办人家族往往掌控3至5成以上的实质股权。在股东会席次由大股东绝对主导的前提下,不存在外部股东联手独董推翻创办人的结构条件。

台湾虽已全面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但独董人选高度依赖董事长或大股东的提名与人脉推荐,实务上多半扮演顾问角色,难以对大老板发动逆向调查。过去长荣集团兄弟阋墙、大同经营权之争、泰山股权风波,均源于家族内部继承分裂或外部市场派强行收购股权,而非独董基于公司治理启动合规调查。只要企业营收稳定且未涉及财务掏空,台湾商业文化普遍将高层私德视为家务事,采取内部冷处理。

三地企业谁能动得了创办人,取决于最终否决权握在谁手里:美国交给法律与机构股东,大陆收归国家监管,台湾则锁在大股东的股权与人脉网中。当企业规模跨出本土、资本高度国际化后,这条过去看不见的治理红线,迟早会成为所有华人创办人须面对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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