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播因自带流量属性，入门槛被普遍看低。
过去患有疾病的人会选择隐瞒、就医；但在当下，疾病可见、可讨论、可变现，于是放任成了常态。随之而来的心理暗示是：我并无问题，这是我的经济来源，我是在行使自主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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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听到父亲一声口令，随即开始以惊人速度进食，咀嚼声大得不像日常。她的面前排列着多种高油脂食物——堆满红辣椒和白芝麻的猪内脏、装有皮蛋的米线，这幕景象在她的每一条视频中都会出现。
一名24岁的吃播主播「干饭莹」在2026年8月与世长辞。在其最后发布的直播片段里，她平静地讲述自己为何两度入院——前两天的连续直播触发电解质紊乱，需要转院医治。她甚至坦言意识到这与自己的吃播工作相关。
「干饭莹」本名陈紫怡，生于2002年，聊城籍，舞蹈专业出身。高中时期，她因追求身材而陷入暴食-催吐的循环。19岁那年，她踏入吃播领域，初期在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做辅助工作，后独立出镜。靠着大量进食的视频内容，她积累了接近124万的粉丝基数。
她的逝世再次将「吃播」这个行业带入公众讨论。是什么驱动观众消费吃播内容？又是什么使得众多主播甘愿以身体为代价从事这一职业？这是周璇——湖北经济学院讲师、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多年来的研究焦点。
自2016年起，周璇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持续观察了三位确诊暴食症的女性吃播主播。2022年，这些田野工作成为了学术论文。她将吃播行为定义为一种「自我伤害型劳动」——身体被工具化，暴食被美化为职业选择。
论文投稿阶段，学术评审委员们多显示出冷淡：「他们表示不感兴趣。」但在场旁听的年轻学生则纷纷表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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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损耗的职业化」
南方周末：你对「干饭莹」做过长期跟踪，她哪些特征令你印象深刻？
周璇：我很早就关注她了。当时她在北京，与父母合租一间拥挤混乱的住房，几乎是零成本创业。那时她的粉丝数远未过万，后来涨到百万量级。初期她对直播的呈现完全不讲究——环境凌乱、摆盘随意、食物廉价，因为支撑海量进食的成本已经很高。她吃的多是便宜的辣条之类。
她的表达方式也很直率，因此引来很多骂声。评论区充斥谩骂，反而为她带来了流量。她也不选择屏蔽，而是对骂。网友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批评吃播本身的浪费行为，二是人身攻击。她后来进行了多次医美整容，每次都公开记录整容过程。
南方周末：你观察过她直播前后的身体变化吗？
周璇：她在镜头前会故意展示：吃之前先拍腹部，已经胀得紧绷，皮肤上的血管已清晰可见。之后她会说「我马上回来」，实际上去进行了诱导呕吐。回来时腹部就恢复了平坦。某些短视频平台审核不严，这种极端内容反而获得高播放。部分观众确实在寻求这种猎奇视角——某种程度上就像在观看一个异常现象的展示。我看着她这样做，心里很难受。
她其实读过大学，但后来休学了。最初她因自觉容貌丑陋而自卑，想变成城市里的精致女性。当时她的体重仅120多斤，远非肥胖，却执意激进减肥，最终导致进食障碍。她的父母在直播中多次出现，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她与父母的关系也较为紧张，有过当众吵架。她逐渐发现，被人关注、被人认可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吃这件事上。
南方周末：你用「自我伤害型劳动」来诠释吃播现象，能展开说明吗？
周璇：我从2016年前后开始观察这一现象，最初从美拍平台追起，后来迁移到抖音、快手等新兴短视频平台。陈紫怡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短视频平台是底层人群最具包容性的舞台，只要足够勤奋，任何形式的直播都能获得流量。
许多人可能对短视频平台有刻板印象，但我的理解不同——那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生态。你可以观察人们如何思维、如何对待吃播这样的职业。你会发现他们的表达方式相当坦诚，甚至在伦理或法律层面存在灰色地带，但至少他们不遮掩。
大量吃播主播将其视为自己的唯一出路。多数主播来自社会底层。这些女性主播的暴食症起源于审美焦虑——我跟踪的几位也都从追求纤瘦开始。最初直播时她们战战兢兢，但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掌控感很强的状态——「我就这样，随便我吃什么怎么吃」。陈紫怡曾在直播中坦白：「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想赚钱。」
而且吃播必须建立在暴食的基础上才能维系。普通饮食无法支撑如此长的直播周期，更无法满足观众的期待。直播时长经常是整天连播，进食速度也要很快。主播们在招聘助播时用的暗语叫「会活」——指清理食物的速度要极快。陈紫怡就以此著称，她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严重症状。
南方周末：这个行业的经济收益怎样？
周璇：吃播如果做成规模，收益惊人。某些短视频平台的数据完全透明化，观众能看到实时的订单量。我关注的一位主播，她的家乡村民几乎都笃定她是当地首富，因为她建了一栋漂亮楼房。现在已经不是吃播的黄金期，最巅峰时期的景象确实很触目惊心，大量人口涌入这个领域。吃作为人类的原始本能，天生具有吸引力，所以吃播的进入成本相对很低。
周璇追踪的三位患暴食症的女主播研究素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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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自愈的路径」
南方周末：从你的研究和观察来看，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女孩走上吃播之路？
周璇：一些女孩本身已存在精神层面的疾患，比如抑郁症或暴食症。而自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局面——过去她们会隐没于无名，也根本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变现。
这恰恰是我论文中提到的最令人担忧之处：昔日患病者会想尽办法隐瞒和治疗；而今天，她们发现这种病症可以被看见、被讨论、被转化成收入，于是就主动放纵。接着她们会进行心理上的合理化：「我没病，我只是为了赚钱，这完全是我的自由选择。」
你会看到她的伴侣、父母、配偶都积极参与，担任助播角色。普通人的反应通常是「我带你去治疗」，而现在家人们反而成了推动力量。我并非是在指责任何家庭成员，而是在描述一个现象：整个系统是如何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把本应进行缓解和治疗的状态，演变成了持续强化的自我伤害。
直播内容里，招聘助播甚至被包装成了对抗赛：「今天有三位助播参赛，看谁吃得多、吃得快。」平台也深知这类内容的变现能力与分成潜力。整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运转机制，它的作用就是：让任何有自我伤害倾向的人，都放弃了自我修复的可能性。
南方周末：在身体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仍坚持吃播，这算自暴自弃吗？
周璇：我认为不是。进食障碍本身治疗难度很大，而平台的存在又恰好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既然都在生病，既然每天都得吃，既然每顿都要花钱，那何不把吃这件事转变为收入来源呢？而当她们发现能从中赚钱后，又获得了关注度和身份确认。
一个原本默默无闻、在街上都不会被看一眼的女孩，忽然有了百万粉丝。不论是出于喜欢还是黑粉，这么多人关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成瘾？怎么可能不被刺激？
她们也会在深夜时刻否定自己、厌恶自己、恨透自己。但这时恰好出现了一条快速变现之路，刺激的强度太大，反而推动她们继续甚至加重这种异常行为。
南方周末：她们的家人为何也参与其中？
周璇：不少父母起初是知道女儿有暴食症的，有的劝导过治疗，发现效果不佳，却突然看到了可观的收入。假如我身处其中：伴侣能快速获得这么多金钱收益，尽管这有害，我是该制止，还是该支持？我没有把握说自己一定能做得很好。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金钱快速涌入的滋味，面对这样的诱惑就格外难以抗拒。
南方周末：你的论文还涉及「微观反抗」的概念，具体指什么？
周璇：我的研究对象馨子，从前做过服装销售，经常被他人贬低——又丑又矮又胖。她也渴望变成电视剧里那样精致漂亮的都市女孩。整容和减重之后，她在镇里、村里成了最前卫的女性。走上吃播这条路，她最终实现了曾经渴望的身份。
但代价是什么呢？她用了最自我摧毁的手段，借用了自己最「本土化」的、带着乡土色彩的元素：过去社会评判这些底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为粗糙、不得体、不足够优雅，但现在他们主动把这些内容放上网络展示。通过短视频平台，他们获得了发声权，重新诠释了自己的故事。这某种程度是一种抵抗。
底层群体常常选择非常规的反抗手段。她们在反抗什么呢？精英化的审美标准。由于信息鸿沟，她们转而采用最原始、最粗粝的形象，去对抗主流的、精英导向的文化话语。
但这种做法伴随风险。有人会刻意利用「质朴、原生态」的人设来制造话题，甚至过度商品化这种身份。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们可能会发展出一套畸形的心理机制：一边承受嘲笑和恶意，心里痛苦，一边又期待这些争议能带来流量和热度。痛楚与走红的快感混合在一起，她们在这个反复循环中不断消耗、伤害自己。她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足够坦诚和真挚，这种自我消耗和自我伤害就是合理的，可以永远维持。
不少吃播主播患有进食障碍。（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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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究中的真诚」
南方周末：观众为什么要观看吃播内容？
周璇：一类观众是出于好奇心，从未见过有人能这样进食，想了解其中的奥秘。另一类观众是心理补偿——他们无法或不能像这样放纵进食，欲望无法满足，因此通过观看主播来获得替代性的满足。
我们不应该笼统地说，看吃播或做吃播的人是「选择堕落」。我的论文观点是她们其实「别无选择」。那些曾经骂过她们的观众，最后也会被她们的坦诚感化——因为她们从不隐饰。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类似的状态，虽然在公共场合维持精英形象，但回到家里也许就会肆无忌惮地吃东西，吃得满手满脸油渍，就像吃播主播们那样用手撕扯猪蹄。
南方周末：你多次强调吃播的「坦诚」特质，是出于什么考虑？
周璇：吃播主播呈现的真诚程度让人震撼——她们会说「我吃得很邋遢，我生活得很肮脏，我把所有丑陋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我论文引用的第一本书是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书中描述了人类如何将用手抓食、用手背擦鼻涕这样的行为逐步定义为羞耻和厌恶的过程。时至今日，我们用「卫生、健康、理性」这些词来论证文明的进步。但该书指出，文明标准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等级化的羞辱——贵族可以用手帕，而底层人随地吐痰就被贬低为粗鲁。
馨子因食用羊脑而走红——她会用手指抠取眼球，咬啃羊的牙齿、鼻腔、舌头。我初听时的反应确实是「太令人反感了，简直像野蛮人」。但她回应说：「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么吃的啊，我爸爸妈妈、村里所有人都这么吃，有什么不对吗？」后来我特意去了兰州，在夜市发现，羊头摆档就像烤串摊一样普遍，这是她们日常的食物。
我常在想，社会对人的要求已经太严苛了。人身上动物性的那一面，本不需要用羞耻心来束缚。
南方周末：作为研究者，你自己也经历过进食方面的困扰，这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璇：读博士期间和初入职场时，我因学业和工作压力而出现了进食问题。每次进餐都像在发泄，吃到胃痛。不同的是，我拥有自我觉察的能力，懂得寻求帮助，我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足够健全，帮助我恢复了正常。
而她们则没有这样的幸运。所以我的研究不在于指责，而是想传达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改变现状，人们会用各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有的人通过进食，有的通过过度运动，有的用看起来「正当」的形式在自我惩罚。身体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编码和表达；当没有健康的疏解和表达渠道时，自我「惩罚」和「施暴」的各种形式也许会逐渐演变成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