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满满”广告标识 © 网络照片
然而态势未久就出现反转。中国当局随即加大对私营部门的整顿力度，陆续推出房地产融资管控措施，对校外培训机构实施新规，着手整治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现象，同时整顿金融业的薪酬结构。政府非但收紧了民企的银行贷款渠道，还取缔了部分企业。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更是绞尽脑汁开拓财源，对民营企业和个人实施大量罚款，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了拘禁企业管理人员的极端措施。
眼下局面又有新的转折。面对中国经济腾飞的硕果，领导层决意让受益最深的富豪阶层提高对国家的回馈，从而展开了一次规模可能空前的世界范围税收行动。
自今年10月22日开始，中国税务部门将对境外信托取得的分红和利息收入实施20%的税务征收。这一新政明确指向已将资产配置到海外的高净值中国人，无论其财富来源是企业还是其他渠道。
这一在今年夏季突然推出的举措令众多中国富豪措手不及。此时正逢中国财富所有权面临代际更新的敏感时期。不少在改革开放年代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企业家正筹备退休，由此引发广泛关注：资产将如何转移、家族企业谁来继承、纳税义务如何承担等问题成为热点。
《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来自沪纽东京及新加坡四地专业人士撰写的专题分析，标题是：”监管部门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离岸资产”。
这篇文章开篇即指明现状：新的税收举措使中国顶级富豪及活跃于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地的财务管理机构陷入焦虑。这些地区原本作为中国资本海外配置的枢纽，如今地位受到严峻考验。不过，包括华尔街金融家在内的某些人士却从为中国高净值客户规避本土税务检查的机会中嗅到了商机。
巴克莱银行的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针对中国离岸资产的举措”可能只是更大行动的开始”，政府的意图是”进一步扩展监管到国际贸易商的海外所得、对外投资收益、跨国就业所得，乃至未来的遗产和继承税等全方位领域”。
此举一旦落实，将有助于北京缓解中央财政日益恶化的收支压力。由于地方通过地皮买卖所得的收益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央却持续增加对全国各地的转移支付，以保障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干部工资支出。加州圣地亚哥校园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施维多指出，这种格局”持续下去已不现实”。各级管理当局必然”需要开辟新的财政来源”。
文中引述中国经济界人士的分析认为，新的海外财富税政有利于推动中国税制向欧美体制看齐。”从中国的发展轨迹看，资本跨国流动的加速远超过税收制度的国际接轨速度，当前税改正在弥补这种时差”。
分析指出，这一系列举措与领导人长期倡导的财富再配置、缩小贫富差距、打造更具包容性社会的理想高度契合。其五卷本论文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卷中明确阐述，通过再分配手段和税收工具来实现”共同富裕”是国家的必然选择，而”共同富裕”本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内涵”。
这表明领导层在改写中国经济腾飞的功臣——商界精英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约定，正在稳步推进。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研究学者林和立评价说：”这一思想转向意味着与邓小平年代的’致富是光荣的’理念的彻底决裂，现任领导显然对富豪的无限积累持反对立场”。
关于新税政的具体内容，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这项政策最初是通过国家税务部门发布的一份例行公告悄然推出的。
在7月24日，北京公开宣布对海外信托的收入开征税费。该税种具有追溯力，并在多个环节进行处征：信托建立阶段、资产升值阶段、以及权益人领取分配时。当信托所有权发生继承转移，或境内人士失去内地税务住民身份（包括入籍他国），则需缴纳一笔20%的特别税款。
上述新规对2023-2025年的境外资产所得开始适用。纳税人及其咨询团队获得90天的缓冲窗口（截至10月22日止），用于理顺相应事务。过期后，税收将每年定期征收。
随后不久，到了8月上旬，《金融时报》曝光了一个重要讯息：中国税务当局的实际排查范围已远超2023-2025年的框架，调查对象超越了信托产品，甚至触及跨境领域。
该文披露，来自官方、金融界和顾问团队的知情人士指出，国内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受命展开对华人富翁跨国资产的全面梳理，意在确认这些海外收益是否已纳入申报。某些情形下，监管机关对国际资本利得和投资活动的追踪审计甚至回溯到2000年。
通过对全球各地华人富豪进行的采访，该文章揭示出：面对这项突如其来的税改，国内企业界感到毫无预案，为这些企业家代管资产的庞大专业服务行业也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一名要求隐名的科技领域投资人透露，他及其他同阶层的经营者对税改能够精准锁定主要海外资产和往年收入、以及施加的紧迫缴费时间表深感吃惊。这群人当中许多认为，当局已然掌握了这套监控体系，他们对你在国外的每笔投资了如指掌，他们有能力瓦解那些信托架构，而且官府对此项举措的筹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