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计划，美国政府将在9月30日之前完成驻扎在伊拉克的全部军队撤离工作，这意味着始于2003年的长期军事部署即将划上句号。
自上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以降，美国在这个中东国家的军事存在已超过二十年。如今，这一军事部署周期面临终结，历经数十年的驻兵任务将宣告结束。
2003年的军事入侵推翻了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随后的岁月里，美军深陷于长期的反叛乱作战和宗教派系冲突中。虽然奥巴马执政期间曾在2011年宣布撤军，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S）的崛起又促使美国在2014年重新派遣部队回到这片土地，以援助当地军力对抗极端武装组织。
在当下华盛顿与德黑兰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国军人再次成为潜在攻击的易受害群体。
不过，政策研究人士指出，虽然美国军队将要离开，但华盛顿对伊拉克这一战略要地的影响力应该不会因此消退。
眼前局势如何演进？背后原因何在？
双方在2024年达成协议，华盛顿与巴格达决定将名为「坚定决心行动」的反极端组织联合军事行动划上终点。
从官方表述看，这次撤离是执行两国去年订立的协议内容。根据该协议，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将停止针对「伊斯兰国」的「固有决心行动」（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在美国国内，该组织也常被称作 ISIS。
伊拉克战争激烈阶段，2007年曾有超过17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当地。到了2023年12月撤军谈判前夕，驻扎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至约2400名。此后，美方继续裁减驻伊兵力，目前仅维持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驻守库尔德地区（Kurdistan region）。
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伊拉克倡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萨夫万·阿明（Safwan Al-Amin）表示：「这次军事撤离得到了前任伊拉克政府的同意。原因在于，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目标已在伊拉克境内得以实现。」
这一举措也反映了伊拉克国内长久以来的政治诉求。
曾于2016至2019年期间担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的道格拉斯·西利曼（Douglas Silliman）指出，历任伊拉克政府都承受着来自国内的强大压力，要求美国结束其军事驻扎。许多伊拉克人认为，美军的存在有违伊拉克的国家主权。
西利曼现任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主席。他向 BBC 表示：「多届伊拉克政府都顶着亲伊朗派系以及什叶派（Shia）主流舆论的双重压力……不断呼吁推动这支外国部队离开本国领土。」
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主持下，美军曾于2011年从伊拉克完全撤出。但当「伊斯兰国」随后占领伊拉克广大地区、伊拉克政府向美国求援时，美军在三年后再次出现在中东。
从那时起，美国军队的职责已逐渐转变。从最初的直接作战任务，逐步调整为教官指导、战术咨询和情报共享等支援角色。
美国军队于2011年撤出伊拉克，但在「伊斯兰国」势力扩张后应巴格达要求于2014年重返当地
业界分析认为，本月的军事撤离决策更多源于安全威胁层面的考量，而非反极端组织任务的正式完成。
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高级副研究员 H.A. 赫利尔（H.A. Hellyer）评价道：「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风险，而非 ISIS；这个理由早在若干年前就已不再成立。」
赫利尔进一步指出，当前伊朗与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伊拉克北部频繁遭受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华盛顿的评估是，残存的美军人员已成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
阿明对此判断表示赞同。他补充说，美伊两国官员曾经讨论过即便联合作战任务终止，仍保留较小规模美军部队驻扎的可能性。
他解释道：「鉴于兵力规模极其有限，防御与进攻能力亦严重不足，这支小部队在伊朗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更多构成脆弱性，而非战略资产。」
美方在伊拉克遗留了什么？
2003年3月19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通过电视讲话正式公布「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启动，拉开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进攻的序幕。
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日，对美国在伊拉克留下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国际学界仍然观点不一。
阿明用「利弊参半」来概括这种局面。
他说：「美国的军事入侵并未实现其既定目标，推行的政权更替制度也没能满足伊拉克民众对稳定繁荣国家的期盼。」他认为，该场战争给地区局势造成动荡，为伊朗扩张区域影响力打开了大门。
西利曼认同这一观点，并指出那段时期确实风云激荡。不过他也表示，在多年来的交谈中，许多伊拉克人向他表达了对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政治变革的珍视之情。
在他看来，「代议民主制度应当治理伊拉克」这一理念已经生根发芽，虽然「将民主实践植入一个从未真正建立过民主体制的社会需要持久的时间投入」。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分校全球库尔德和平倡议主任耶烈万·赛义德（Yerevan Saeed）也持相对积极的态度。
「推翻旧政权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认为，那些批评人士往往忽视了被推翻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人道灾难。
尽管腐败问题在伊拉克仍然普遍存在，但他指出，与2003年相比，伊拉克社会今天享受更多政治自由与文化多样性，库尔德地区尤其如此。
赫利尔则对用民主这一指标来衡量美国遗产的做法持完全保留态度。
他表示：「社会舆论应该停止追问『美国是否建立了民主制度』这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早已成为定论。」
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值得关注的历史遗产体现在区域层面：「推翻萨达姆的直接后果就是伊朗影响力网络深深扎根于国家体制深处，吸纳了华盛顿原本打算消除的制约力量。」
然而，四位受访专家都同意，目前的伊拉克距离2003年美国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那个稳定民主国家的理想状态仍然有很大距离。
他们指出，贪腐现象在伊拉克仍然普遍横行，多股武装力量仍与官方国家机构平行运作并掌握权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PMF）中的强硬派别。「人民动员力量」组织本身是一个以什叶派民兵为主体的复杂网络，目前巴格达当局正费力将其纳入国家权力体系。
后来会出现什么？
伊拉克已故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2003年美国领导的军事入侵后被推翻，随后经伊拉克法庭宣判死刑。
阿明认为，军队撤出伊拉克并不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终结。
他说：「由于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依赖美元结算，美国的影响力大门并未关闭。伊拉克对美国武器出口的需求没有减少，也需要美方在外交层面的支持以应对伊拉克与邻国间的分歧。」
赛义德指出，美国影响力的一部分源头在于其在伊拉克的外交机构布局。
「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是全球规模最大，埃尔比勒（Erbil）的美国领事馆同样位居世界之冠。」他进一步说明，即便美军撤离，这两座外交枢纽仍然需要来自美方的持续安全保卫。
西利曼预计，他口中那种「极其稳固的军事互动机制」将会保持活力，具体包括对伊拉克国防部队、反恐精英部队和佩什梅格（Peshmerga，即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地方武装）的持续教官培训与战术咨询支持。
然而，最令人不确定的因素就是那些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国内民兵武装。
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Ali al-Zaidi）曾期望在同一个9月30日期限前完成对这类民兵的国家管辖权整合，但据外媒报导，这些民兵组织正尝试推延这个期限至2027年底。
学界对这个时间规划的可行性意见分歧。
赛义德直言：「这不会成为现实。」他说明道，这些民兵组织早已是伊拉克政治金融系统的深层组成，他们在国会拥有议席，与德黑兰当局维系紧密关系。
不过西利曼看到了可能的转机。他的观点是，失去美军作为共同对手的角色后，民兵团体或许会丧失一个重要的动员与维系的政治工具，这将扩大巴格达政府向不服从命令的民兵施加压力的空间。
但他同时发出警示，存在着更加严峻的潜在危险：「我与若干位伊拉克总理有过深入谈话，其中有些是在我就任大使前的任职者。他们都曾表达过担忧，即美军撤离可能引发伊拉克国内不同群体间的武装冲突，甚至最坏情况下演变成伊拉克内战。」
赛义德同时提警「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将这种风险与2011年美军撤离后的态势关联起来。他回顾道，美军撤出后，当时由什叶派掌权的巴格达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与清洗逊尼派（Sunni）的政治领袖，将他们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
他认为，这场清洗运动把许多逊尼派群体推向激进立场，为「伊斯兰国」的势力膨胀创造了温床。
赛义德发出警告，在逊尼派（Sunni）群体重新担忧自身处境之际，极端主义勃兴的危险可谓相当高企。
西利曼则展现出更多乐观主义色彩，他指出伊拉克安全部队与十年前相比已有质的飞跃，防控能力也大幅增强，足以应对类似的潜在威胁。
2003年4月，美国军队作为「伊拉克自由行动」军事任务的执行方进军巴格达市区。
从更宏观的地缘层面来看，专家们指出，美方撤军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华盛顿与伊朗在伊拉克权力对比关系的新一轮审视。
阿明预判，伊朗将「积极采取行动加强其影响力」，并劝诫人们不宜将这次撤军理解为某种永久性的既定事实。
「美国军队在过去也撤离过伊拉克，那是在2011年，但不过几年光景，美国又重返了。」
他总结说：「这只不过是这段故事其中一个篇章的收束，远非最终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