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温暖陪伴,她为「问题少年」点燃希望之光

十年温暖陪伴,她为「问题少年」点燃希望之光

「少年纪」摄影项目中学生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谢岚从2014年起担任上海虹口区某所「专门学校」的外聘教师,一干就是整整十年,主要工作便是与被社会贴上「问题学生」标签的孩子互动。

所谓专门学校,其前身为工读学校,主要面向那些有违法记录、轻微犯罪行为或明显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中学生,是国家举办的专业教育机构。201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时,「工读学校」的名称也随之更新为「专门学校」。

这绝非轻松的职业。甚至学校校长自己也曾陷入过困顿——用严厉手段虽然可以压制住学生的行为,但这真的是教育吗?这些孩子毕业后会真正改变人生轨迹吗?

直到学校开始尝试新的教育方式,故事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除了常规教学,学校陆续引进了项目式学习与体验式教学模式,并与校外专业人士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希望用多元的尝试让每个学生重新认识自己、走出生活的困局。谢岚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来到了学校。

在谢岚的持续观察中,除了丰富的课程体系外,这所学校最独特的特质是,全体教师都坚守了同一个信念——绝不为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这个理念后来也成了谢岚新书的标题——《我不是差生》。书中记录了她与学生、教职员以及校长的深度访谈,让读者看到这些被污名化的孩子如何获得真正的看见与接纳。

书中一位教师的观点很具启发性:”成人常常看到孩子的越界行为、偏差表现,就认定为「不正常」。仅从行为层面判断,这是不符合常规的。但我们若能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就会发现,这些孩子早已在承受极限的心理压力。看起来「不正常」的举动,其实是他们在努力寻找一个支点,去化解来自家庭与学校的沉重压力。”

谢岚参与了学校许多项目,其中难免有受挫的时候。学生有时兴趣缺缺,会在课堂上打瞌睡、制造骚乱,甚至完全拒绝参与。但谢岚学会了把这些困难转化为反思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些成年人有没有可能找到更贴切的方式,去实实在在地帮助、支持这些孩子呢?

她在书中和采访里都讲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一次,班主任陪着一名学生来到校长办公室,学生坦诚相告说:我不太想上戏剧课。校长的回应温暖有力:看到你愿意来这儿表达你的真实想法,我感到很欣慰……

「真实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谢岚说,「我们要重塑的是一种关系——彼此倾听、彼此理解、彼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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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纪」摄影项目中学生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伤痛让人变得刚硬

我2014年步入广中学校,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十个年头。广中学校是虹口区的一所公办寄宿制专门学校,专门接收、教育那些举止异常、难以融入常规学校的初中男生。

在讲述这所学校的变化前,校长乔俊君的个人经历值得一提。从1995年大学毕业到2007年升任校长的十余年里,他曾是一名「完美典范」的工读学校教师——神情总是严肃冷淡,几乎看不到笑容。学生们见到他就产生畏惧,他经过的地方随之陷入死寂。

学生的行为被管制住了,但校长心底的成就感并未被满足。他问过自己一个根本的问题:学校存在的意义是帮助孩子转变,那么假如我只依靠严格的制度和惩罚来「教育」,学生们离校后真能蜕变吗?这让他越发确信:教育不该是压制性的,无论哪类学校都不该沦为禁锢之地。

而今,这所学校已经面目全非了。

2012年的一个心理工作坊里,我当时供职的报社同事意外遇见了乔俊君校长。在那个场合,男性本来就少见,更难得的是,校长和他的几位同事表现得很活跃,坦率地分享工作中的困惑与思考。这引起了我同事的好奇心。聊天中我们发现,上海竟然还有这样一所学校,那里的领导和教师正在进行某种与众不同的探索。

不久后的教师节前后,我们去广中进行采访。有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接受访问的学生都是自己举手参加的,完全没有事先安排和排练,他们的言论也都很坦诚,没有套路,这份真实难能可贵。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参与访谈时,他们的回答是:「今儿是历史课,反正也没什么意思。」

2014年,我开始在广中担任外聘教师,周均赴校一两天,同教师和学生合作开展「项目式学习」,也会和他们聊天、做观察和记录。

实际上,在那场心理工作坊之前,校长就已经启动了一些革新举措——增加学生的校外活动频次,师生一起娱乐、运动、观影,还有激发学生内生动力的体验式教育方案等。

叙事疗法中有这样的论述:个人本身并无问题;困境才是问题所在;带着困境来的人,恰恰是破解困境的专家。面对被冠以「问题少年」之名的学生,这所专门学校的教师们有一个默契的共同点——不给孩子们贴上「差生」的标签,也不急于解决问题本身,而是先去理解学生,看看问题是如何演变的。

我采访的那个班(2019届毕业生)是个分界线。班上还有一些「混社会」的学生,像书里的龙哥和小窝,他们主要表现是逃课、夜间在网吧滞留、三五成群聚集,有时跟着头目打架,活脱脱像旧时的古惑仔。老师们形容这群孩子是「天天鸡飞狗跳」。

但之后的学生群体特征开始改变。或许是虹口区城市更新后社会秩序逐步完善,又或许是智能手机普及改变了学生的社交方式,学校里「混社会」类型的学生越来越稀有,偷窃、抢劫等重度违规行为几乎消失了。新一批学生的偏差行为多表现为:学业困难跟不上进度;人际互动易产生冲突和暴力倾向;长期旷课、不交作业、不听课、沉溺网络世界。他们的社交圈子几乎全在虚拟空间,现实中往往形单影只,很容易感到孤独。

进入广中的学生通常有一个通病——最初在学习上遭遇挫折,而后逐步掉队,最终产生厌学和逃学。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学校是真的帮他们一把,还是无意中摧毁了他们的积极性呢?就拿书中的俞小乐来说,三年级时成绩滑坡,妈妈给他报了补课班,急着让他快速追赶和改正,这占用了他全部的自由时间,反而引发了他的抗拒心理。还有Tom的英语老师的一些负面反馈,让他陷入了「每天做作业、补作业,但成绩还是很差……为什么还要努力呢」的绝望循环。这些做法不也在摧毁他的学习动力吗?

本质上,每个人都有想学好的心愿,也都希望在学校里有朋友。但有些老师会暗示学生:你是差生,别跟他玩。在比较年幼的阶段,学生对自己的认知还在形成中,如果长期听到「你不行、你太差」这样的评价,他就会慢慢信以为真:我确实很差。这会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会让一个人长出防卫的刺。

刚入广中的学生,常常表现得言语尖刻、要么沉默不语,对成年人充满了敌意。我曾见过一个孩子,在课堂上动不动就插话、顶嘴,和他交流时他还会曲解意思,背后似乎总带着一股攻击性,很难亲近。这样的孩子,和同学的相处也会很困难,容易爆发冲突、动武,人际关系无法建立。

有些学生讲出过心里话:讨厌去学校,因为在那儿被排挤、被孤立,心里充满了愤怒。这些烦躁、委屈、不满日积月累后,自然会演变成抵触情绪,因为没有人去看见他的感受。就像Tom说的,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暗淡无光。

学生出现行为问题,其实是在考验教师处理问题的能力。这需要老师们学会一些新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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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纪」摄影项目中学生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在光亮中重获新生

广中的课程体系中有一门叫「无错教室」。它的理论基础来自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创立的「非暴力沟通」,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冲突和问题的新思路。

那个容易顶嘴的孩子也参加了这门课。初期他仍然会插话、顶撞,嗓音尖利刺耳,教师们都感到头疼。但来校教授非暴力沟通的朱静老师很沉着冷静,她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教师,你首先要观察自己,有没有被他的话激怒?接着再看这个孩子,他说这些话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情绪?

朱老师会这样问学生:你现在很生气吧?刚才有个同学说了你一句,你觉得特别愤怒。你是不是也很渴望被别人尊重呢?

一旦这样对话,孩子心中的怒火就消散了。在「无错教室」的框架里,不论是打人、翘课还是拒写作业,都不会被直接定性为对或错,而是先去探索这背后的真实情况——我们的言行偏差,往往是因为内心某些正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有个男孩,他渴望和同学友好相处,却总是用揉搓别人头发的方式,这让对方感到不适。人家逃开,他还追上去,最后就引发了冲突。当老师和这个男孩谈心时,发现他的诉求不仅是交朋友,摸别人头发的举动里还包含了对亲密感的渴望。教师问他:没人理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很害怕、很寂寞?他承认了。

对于冲突的另一方,老师也同样关注他的感受。那个被摸头发的男孩说:我感到被侵扰,不想被打扰。当两方都被听见、都被理解后,相互谅解就成为了可能。下堂课,朱老师为喜欢摸别人头发的男孩带来了一只毛绒娃娃。

惟有看清楚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一个人才能学会自我调节。这个男孩后来确实有了进展,当他察觉到自己情绪波动时,会主动向班主任求助。毕业前,他还问班主任:以后碰到困难,我还能来找你吗?

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引领和陪伴。在采访涛仔时,他讲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一个人能从沮丧走向坚强的关键,就是「时间的合理安排」。我曾以为住宿制学校对学生的时间进行统一管制,会让他们感到很束缚。

但涛仔说:「以前我只想打游戏,来了广中以后,事情多了起来,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每件事都有时间规划,我慢慢养成了时间管理的习惯。」后来听他详细讲述自己的生活改变后,我理解了他看似矛盾的答案——他之前沉溺于游戏,但他自己其实不满意那种状态,心里有种空虚和迷茫,觉得自己「活得浑浑噩噩」。

涛仔所说的时间管理,其实就是生活重获充实。他提起初二时和同学们一起去划皮划艇的经历:「游戏的快乐只是一时的,但这种快乐是永久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们划着皮划艇到一个小镇,一起吃午饭。大伙儿在湖上合了个照。有人划得不好,船翻了。回程时船太窄了,也没有风,我们就用脚划水漂回来。那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下获得的快乐。」

人都有充实生活的需要,有获取丰富体验的渴望,可能还有创意表达的冲动,也有参与具体活动的欲望。涛仔初一时还参与了墙绘项目,班主任徐凯发现了他对漫画的兴趣,就邀请他去绘画。虽然他大多时候一个人创作,但他能静下心来,作品很沉稳有力。后来他还担任了班级生活委员,负责寝室卫生和新生培训,徐凯老师说他做得相当出色。

徐凯老师经常在班级组织各类项目。他认为,这些孩子的共同背景是被冷遇和排斥,存在感非常低。所以他的使命是构建一个环境,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有角色可扮演。因为当一个人的能力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因为我不会做,所以我会回避,不敢去尝试新的体验。

2016年9月,在我的促成下,广中引入了教育戏剧课程,邀请校外专业编导授课。这门课的理念很独特——不是「精选优秀学生」,而是「全员参与」。我们没有套用现成的剧本,而是根据广中学生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由师生和专业编剧集体创作了一部原创话剧《郑克寒的青春期》。

初次开课并不顺利。第一堂课,老师准备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道具,但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散坐各处,没什么互动。这样的挫折我经历过多次——办过的读书会里,有些男生就是举着书打闹;组织摄影小组时,有学生一进教室就睡着,到下课还没醒……

当这些方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很容易的反应是:学生太难搞、不合作。有时候老师们会气得直跺脚,觉得没法继续了。但我们是否想过:这种方式和学生的需求不匹配?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堂课,戏剧老师重新设计了方案。她拿出了一张「寻人启事」:一个14岁少年郑克寒离家出走,他父亲写了启事急需线索。学生们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了,开始自己设计郑克寒的故事线索:

「爸爸脾气不好,也不怎么说话,我们在一起没有过好好聊天。」

「我心里很着急,拼命想听懂题目,想好好做作业。可这么多东西就是看不懂。」

「每天就是睡觉、看课外书、站在角落看满是叉叉的试卷。学校生活差不多就这样。唯一让我还有点乐趣的,是打篮球。只有在那里我才感受到快乐和活力。」

2017年,这部话剧参演了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荣获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奖。

有观众给出的评价是:「我们习惯用标签来分门别类,这群孩子可能是被贴标签最多的群体。他们把身上的标签变成了厚厚的外壳……但只要给他们机会,就像现在,他们就会创造出很多美妙的时刻。」

从最初的混乱课堂、多次的失败尝试,到慢慢成型、正式演出,你会看到舞台上的这些学生判若两人,配合默契、表现出众。作为教师全程陪伴他们经历这个过程,我获得的体验是深刻而丰富的。

校长在采访中还讲到了当时的情景:去领奖的学生们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开玩笑说「学渣」第一次彻底战胜了「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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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纪」摄影项目中学生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重塑信任:师生关系的蜕变

除了「无错教室」和教育戏剧,广中还开展过众多项目式和体验式的课程——像在楼顶种蔬菜的「屋顶农场」、传授烹饪技艺的生活课程,还有耗时近两年的《上海垃圾分类实地调查报告》。

我也带领学生开展了摄影项目「少年纪」,以及毕业班的采访和创意写作。这些实践的共同主线就是:青少年的真挚情感、真实的自我表达。

有些项目就从「吐槽」开始——初三的男生们向老师反映:下午四点半放学,还要被「关」在教室里,实在太憋闷了,能不能下楼活动活动?原本这段时间(四点半到五点半晚餐前),学生们被安排待在教室内,看电视、聊天。这批身体发育快、精力充沛的少年们很有怨言:「都被关胖了」「都被关傻了」。

那我们能否突破抱怨,去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呢?我和其他教师就「鼓动」他们:你们真的想改变吗?那就发起一次正式的「学生建议」吧,清楚地表述诉求,争取一小时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

同学们起初是将信将疑的:这真的可行?教师真会听我们?在老师的鼓励下,这群男生逐步展开行动:做市场调研、展开讨论、起草方案、正式提交,与校管理层召开圆桌座谈……最终在某个周一的晨会上,校长宣布建议被通过了。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惊喜:「原来这真的可以!」

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统一一个重要问题:怎样进行自我约束。比如说,若是发生了冲突怎么解决?借出的篮球等工具要不要归位?怎样守时?这些都需要提前制定清晰的约定。正如徐凯老师在采访中讲的,当你和学生一起定下规则时,他们会自觉地去遵守。

现在回顾这个项目,我发现当时我们对教师的关照还不足——这项改革其实给老师增添了工作负荷,一天忙碌后,老师们也很需要休息。幸好当时的班主任全力支持,而且这项改变确实有益处:学生们在下午把能量释放出去后,到了晚上就会比较安定。

在广中,学生还有权表达对某门课程的看法。有一回,我正在校长办公室讨论工作,一位班主任陪着一名学生进来了。这个学生对校长坦言:自己不太想上戏剧课。他说话时有些紧张,眼睛看着地面,手指一直在摆弄,又补充道:我不是永远都不上,以后可能会去的。校长的回应很有意义:我很感激你来这儿和我分享你的真实感受。

实际上,对于学生不愿上课这种情况,学校的态度是谨慎且开放的。首要前提是学生要敢于说出来,而后我们再一起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对这门课有抵触?这和书中俞小乐的经历很相像,他说在学校里不是被「锁死」的,「我可以把想法告诉老师,老师愿意听。」

俞小乐进入广中后,有段时间学不进去,在教室里总是心不在焉。他向班主任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暂时不进教室上课,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独处一阵子。这个提议让校长、班主任、家长都有些忧虑:功课会不会落下?会不会对其他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其他学生也都跑来要求进咨询室,教学秩序就乱了?

在采访中校长分享道,这种时刻,成年人需要冷静地审视自己的焦虑。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尊重俞小乐的独处需要。

之后,校长每天都会有意地经过咨询室,观察里面的状况。他看到俞小乐有时呆呆地坐在角落里发呆或翻书,有时趴着睡觉。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会进去和他聊天。但俞小乐当时觉得,只靠别人的劝阻是没用的,他必须自己慢慢梳理。一周下来,他还没想通问题的本质,但他的精神状态改善了——他可以暂时搁置这个困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课后再继续思考。

在校长看来,学校的课程设计当然重要,可更为核心的是穿透课程和校园生活的师生互动质量。当一个人可以坦诚地存在、可以倾诉苦恼与困顿、可以被倾听与理解,他才会产生改变自己的念头,这才是转变的起点。

我特别想了解,这些学生在广中三年的经历如何,他们对自己有了什么认识,对将来有什么期许,怎么看待周围的环境。

2019年4月,初三班级即将毕业,我给他们一台相机,有意愿的学生可以拿着它拍摄一周,再交给下一个同学,记录初中生涯的最后时光。最终积累了数千张照片。学生拍完后会来我的办公室导入照片,顺便聊一聊:

「在这儿两年了,好像又没变,又好像变了。」

「我之前逃学,因为生活没意思,每天都是重复的。」

「心里有点急,盼着毕业,想要自由,想要有钱,但也舍不得离开。」

……

我想听更多这样的声音,所以开始邀请初三毕业班的学生进行「毕业访谈」。后来这些访谈和学生们拍的照片、写的文字被我汇集进了《我不是差生》这本书,我希望能把这些学生的心声和这所学校的实践分享给更多人。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词汇和大道理,更没有套话。他们对自己的观察其实很敏锐。

那一届的学生里有不少「社会人」背景,他们的照片里有摩托车、纹身,不是传统的校园风格,但透出一种青春的、锐利的气质。这种风格在后来的学生作品中已经很少见了。

有个学生这样写过:「我的朋友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好像才交了一天就分手了。他在房间里哭。我把他的酒拿走,给了他罐雪碧。虽然只交了一天,他的难过却是真实的。」你看这文笔多好,多真挚。

还有人写:「那些冤屈像耳光一样狠狠地抽在我脸上,让我无言以对。」「我不想庸庸碌碌地消磨我这既平凡又特殊的人生。」「为什么我们总是践踏,而不是去理解?」「一路坎坷地走到这儿,我一直在努力。」

我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收藏他们这些话语。

对于这些学生,广中学校起到的是一种保障与托底的功能。当他们处在敏感的青春期,能拥有一段积极的、温暖的人生体验,感受到相对的舒心与安全,这对他们极为重要。如涛仔在采访中说的:「环境是温暖的,心就会转向光亮。」假如一个学生能带着这样的体验,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那这或许就是广中对他的馈赠。

大部分广中的学生到了初二、初三,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们会和班主任讨论后续的专业选择,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就业前景给出指导意见。有的学生还励志要考进更好的高中。对这群学生而言,回归学校、继续求学,就已经是回到了人生的正轨,他们基本都能完成大专学业。他们中大多数有个朴素的人生愿景——学一门手艺,掌握一项技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我要感谢广中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感谢他们对我的开放和信任,也让我有机会在与学生的相伴中反思:有效的教育方法究竟是什么?人的内心世界如何运作?怎样才会产生对抗,又怎样才会激发动力?Tom曾说,他觉得这个世界黯淡无光。我也一直在思考,怎样的人生才能活得有光彩?

(部分内容选编自谢岚新著《我不是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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