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各界纷纷就英语能否继续保持主科身份进行讨论。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提到的”主科”专指在高考中被设定为必考且分值相等（与语文、数学保持一致）的科目。
在改革后的高考体系中，无论是”3+1+2″还是”3+3″的选择模式，外语都被规定为必考项目，其150分的权重与语文、数学完全相同。
从笔者的角度分析，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双向的自主选择机制——考生能够依据自身的优势和兴趣来选择，高校则根据学科特点来确定评估标准。
虽然笔者也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并主动培养孩子的英语水平，但亲身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被迫学习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是多大的痛苦。
我在读中学时数学成绩还不错，可物理却总是不尽人意，整个高一都在压抑中度过。
雪上加霜的是，周围舆论普遍推崇”数理化”，加之学校在理科方向有着突出的教学优势。
那时的环境有多让人窒息？
班主任曾经告诉我高一期末考试成绩，在300人的年级中排名152位。他说：”按我们学校的标准，这个名次很难进入重点大学。”
当学习陷入困境时，常见的建议是”要坚持”。但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明智。”
转入文科后，我的成绩迅速上升到年级前列，最终顺利被理想的大学录取。所以对我而言，适当的选择往往胜过一味的努力。
幸运的是，我有权利放弃物理。然而那些英语学习困难的学生，甚至连放弃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高考外语理论上提供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选项。然而，受到各地开设课程的限制、教师资源的约束和大学招生条件的制约，英语实际上成了绝大多数人唯一可行的选择。
只要外语保持必考地位，英语就无法回避。
若把小学到高中十余年间用在英语上的时间累加，这绝非小事。长期被迫投入一门自己没有热情却必须学习的科目，积累的抵触情绪可以想见。
当然，上述经历只代表个人感受。
有趣的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英语主科地位的人士，他们的主要论据往往来自于个人案例。
支持者会举例说，不少理工科学生上大学后发现英文资料更加容易理解，因此必须认真学习英语。
而反对者则是另一种声音，表示学得很吃力，实际工作中也用不到。
然而，在讨论是否应该削弱英语在高考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时，单纯依赖个人案例其实是在问错了问题。
实际上，英语是否作为高考主科，话语权的掌握者根本不是学生。
在决定哪些科目应该成为主科时，一般涉及三方参与——学生、大学机构以及政府部门。
学生扮演的是被评价的角色。他们必须接受这套评估体系，以此作为敲门砖进入自己理想的高校。
考生会基于自己的学习特点、个人兴趣和目标专业来思考什么样的测试内容最适合自己。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得到大学的认可。
大学处在评价者的立场上，他们最清楚什么样的标准能帮助他们挑选到最匹配的学生。
看一看现实就能明白，高校对英语能力的重视程度并未有所减弱。
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顶尖人才培养项目为例，笔试和面试阶段都会重点测试英语，难度甚至远超高考要求。
再者，许多高校会在大一开学安排英语分级测试；而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博士申请、免试推荐、转专业审核等关键环节，英语成绩都被视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这种做法的逻辑很简单——在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对话中，英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工具。
当下许多人都希望通过本科-硕士-博士的连贯培养来确保职业发展。
如果你有这样的规划，尤其是希望在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者关键领域取得成就，流利的英语能力就是你的通行证。
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专业、所有的阶段都一定需要英语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然而，高考是否把英语列为主科这个决定，学生和大学都没有权力来做。
无论是学生还是大学，为他们提供教学经费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来源是政府。
在教育资源依然不甚充裕的现阶段，政府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两个维度来判断哪些学科值得成为高考主科。
从历史来看，英语在1977年重建的高考中原本并非主科。
外语分数计入考试总分也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
从1979年按10%计纳（仅限于报考重点高校的学生），到1980年的30%，再到1981年的50%，1982年的70%；最终在1983年，本科层次的外语分数以100%的比例纳入总分，外语从此正式确立为高考科目，英语的核心地位也随之奠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刚刚启动了对外开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
对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等体制创新；对外则开始对世界敞开大门。
198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后增加了海南）；
到1984年，又进一步决定开放沿海城市，包括14个主要城市纳入开放范围。
英语升格为主科的举措，恰好与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情相吻合。进入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英语作为主科的地位因此更加不可撼动。
那么，什么样的情形下英语的主科地位才可能发生改变呢？
第一种情景是：对外开放不再是中国的核心国策——这种可能性相当微小。
第二种情景是：中国的英语人才储备已经非常充足，不再需要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来驱动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
虽然这个趋势正在显现，但我们还需时间来观察，是否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第三种情景是：出现了与对外开放等同重要的教育使命，而可用于教育的资源却不足以同时满足多个优先级——例如学生身心健康教育、人工智能素养等。
一旦这类新的战略性目标上升到国家层面，而资源分配有限的话，英语在课堂时数和教学投入中的比重就有可能被重新调配。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问题：升学考试是否是最有效的助推力来帮助学生学好英语呢？
高考作为指挥棒的作用，关键在于它能改变学校和家庭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以及投入的时间精力。
但对于语言学习这项任务而言，单有资源和时间投入是不足够的。实际上高考试卷最多驱动学生去做大量练习题，而无法培养真正完整的英语沟通能力。
放眼全球，英语教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类典型是若干欧洲国家的做法，英语普及程度高，但在测试体系中英语压力不大，多数属于选考或选修的性质。
另一类典型是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做法，把英语当作外来语言来学，生活中缺乏自然应用的语境，但在高考升学中英语是强制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那现实中哪种模式培养出的英语能力更强呢？
一般而言是第一种。主要原因在于欧洲人的英语能力并不来自于应试，而是来自于多语言的生活环境所提供的大量实际使用机会。
再看我国的邻国越南。
越南也曾经把”外语”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的必考科目（绝大多数学生选择英语），而且对外开放对其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2025年越南实现外贸额达930亿多美元，跻身全球对外开放程度最深的经济体行列。
恰巧就在2025年，越南政府在英语学习政策上做了两项重大调整。
其一是改革高中毕业考试为”2门必考+2门选考”的模式。
越南语和数学成为必考；选考科目则从外语（包括英语、汉语、日语、韩语等）、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经济法律、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个课程中自由组合选两门，共可形成36种不同的搭配。
其二是推出了一份国家级的语言教育发展战略，首次以这样的高度明确提出，要把英语建设成为越南学校内的”第二工作语言”。
按照这份规划，越南预计在2030年前让小学一年级起就开设全覆盖的英语必修课程，2035年前实现各个学段都有英语教学的全面覆盖。
换句话说，越南选择把英语教育的重心移向普及化，而非依赖升学考试的强制牵引。
这样的改变效果怎样呢？
根据公开的信息，改革实施后，选择考外语科目的人数出现了明显下降。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选考制下，”不选英语”完全不等于”不再学英语”。
当英语从”毕业考试的指定题目”转变为”求职面试的硬条件”，学习的驱动力其实只是从升学转向了就业。
那么，参加英语考试的人数减少了，会不会造成英语人才短缺呢？
还是说，越南活跃的对外贸易和开放的经济格局本身，会刺激更多人主动学习和运用英语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当然，政府决策英语是不是主科的事实，并不代表普通人毫无作为的空间。
在主科划分已成定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前提下，学生和家庭可以做的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范围内，把学习成本最小化，把收获最大化。
笔者认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把应试技巧和英语能力提升这两个目标分开来处理。
其一是英语考试备考，可以采用标准化考试的常规方法——坚持听讲和做作业、深入分析试卷、总结出题规律、寻求师资解惑、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英语的备考难度并不高于其他科目。用对了方法，完全可以高效、经济、省时地完成备考。
其二是要审视自己的未来规划，清楚地认识英语在其中的价值。
如果今后的职业方向离不开英语，就需要全方位地打磨英语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竞争优势。这个环节，可能需要更多的投入，尤其是时间方面，比如养成稳定的听读习惯并长期坚持。
有人会问，能不能通过考试复习来同步培养能力，一举两得呢？
这样的想法不现实。当你真正想把英语学好时，越是要走得更远，越是不应该只紧盯考试。因为推动语言学习的最根本的力量不是分数，而是你对了解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沟通的内在渴望。
学习什么、舍弃什么，这些或许由不得我们选择；能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学习，这些情况也常常身不由己。但选择怎样去学，这个决定权一直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