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移植后第四天的患者场景。资料图源自网络。
试验参与者是一位来自美国的66岁患者，名叫蒂姆·安德鲁斯。由于患有2型糖尿病，他的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需要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长达两年之久。2025年初，医疗团队决定为他植入一颗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在271天的观察期内，这位患者无需再接受透析治疗，这个成绩打破了此前的记录。不过，由于患者随后患上了一种微血管血栓疾病，植入的猪肾功能不断下降。去年十月，这颗器官被取出。患者重新开始透析治疗。幸运的是，仅仅82天之后，医生找到了与其相配的人体肾脏。如今，安德鲁斯已能够自理，可以烹饪食物、遛狗、游泳和进行垂钓、皮划艇等休闲活动。
该试验的核心研究人员包括菲什曼博士，他现任异种器官移植领域的国际学会主席，同时担任麻省医疗中心移植部门的副主任。在九月中旬，这位专家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视频对话，详细讲解了研究项目的关键内容。
视频采访现场截图。图/截屏
肾衰竭患者的新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请问您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菲什曼：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投身于异种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我早期的工作涉及将猪器官植入猴类及其他高等哺乳动物体内，我的职责主要是监测并评估这些动物在接受移植后可能出现的病毒感染和其他健康风险。在如今这个项目中，我充分发挥了长期积累的经验，编制了一份详尽的微生物及病原清单。这份清单列举了那些可能通过猪肾脏向人类传播的病原体。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临时过渡桥梁」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菲什曼：之前的理想是让移植器官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彻底解决肾功能衰竭患者的问题。然而现实中，我们对于动物器官进入人体后的免疫反应机制仍然了解有限。这导致现有的异种移植手术无法维持长期效果，患者体内难免会出现排异反应。
实际上，医学界早已意识到猪器官或许可以充当一个「中途换乘站」的角色。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决定在这次临床实践中做出这样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选中的恰好是肾脏这个器官。倘若目标是肝脏、心脏或呼吸系统的器官，同样的策略就难以实行。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会青睐这一位因糖尿病引发肾衰竭的患者？患者遴选的标准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菲什曼：我们首先锁定那些已经没有其他医疗路径可走的患者群体。换个角度说，这一区域内的肾脏短缺问题突出，合适的人体肾源一般需要患者等待5年左右，某些情况下时间会更长。患有2型糖尿病且肾衰竭的病人，在如此漫长的等待期内通过透析存活的概率相当低。这类患者面临的死亡威胁相对较大。在这种困境下，一旦患者同意接受猪肾试验，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把握的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供体猪的遴选条件都包括哪些？
菲什曼：全球各个研究机构在挑选供体猪时，采取的品种和体型标准不尽相同。但有一条贯穿所有项目的基本准则：供体猪的器官性能必须满足患者的生理需求。拿肾脏来说，它必须具备足够强劲的排泄和过滤能力。
我在这一项目中起草了一份「排斥名单」。该清单详细列举了供体猪体内可能存在的微生物及病原体。倘若成功清除这些物质，则可大幅降低人类患者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根据目前已发表的研究资料，马里兰大学曾记录过猪源性巨细胞病毒向人类传播的案例。这类病毒虽然主要在猪的器官组织中活动，不会直接破坏人的细胞，却能对全身产生不利影响。幸好，通过严谨的供体遴选流程，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能有效地避免这类感染。
《中国新闻周刊》：基因编辑的目标基因如何确定？是否会根据不同患者做出差异化修改？
菲什曼：就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而言，我们尚无能力实施患者个体化的基因改造方案。从医学原理考虑，若直接将未经任何遗传学处理的猪肾植入，会引发极为迅速的排异现象。器官会在数分钟内坏死变色，患者可能在麻醉状态下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场灾难源于猪的细胞膜上存在人类免疫系统无法接纳的异种糖类抗原。我们借助基因技术，成功地将这些令人排斥的抗原从细胞表面消除。
在作出这些遗传改动后，超急性排异的风险虽然得以大幅度减少，但并未根除。患者依然需要接受强度很高的免疫压制药物治疗。我还参与了另一项基因改造任务，即将猪内生的逆转录病毒进行灭活处理。这种病毒理论上可能侵害人体。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在临床中未曾见到该病毒真正感染人的案例，但考虑到风险预防，我们选择了预先将其彻底失活。
《中国新闻周刊》：患者在获得猪肾后经历了什么样的排异状况？医疗团队采用了怎样的干预措施？
菲什曼：移植患者通常需要终身依赖免疫抑制剂，除非他们有机会获得名为「免疫耐受诱导」的特殊医疗手段。在通常的操作流程中，我们的应对思路是：首先改造动物器官的基因特性，其次压制人体的免疫防御机制。目前业界还没有找到能完全杜绝排异现象的理想方案。我们现在采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强度相当大，其作用机理是针对免疫系统的多个靶点。
这位患者最初表现为T细胞调控的排异现象，医学处理相对直接有效。但随后出现了来自先天免疫及抗体系统的排异反应。这些抗体对肾脏造成了伤害，尽管医生可以进行医学干预，但器官的自我修复能力有限。我们慢慢认识到，患者最终必然需要进行二次器官置换。
排异迹象出现后，医疗小组会借助血液学检验对患者进行连续的、细致的追踪。通过检测尿素和肌酸酐的浓度来评价肾脏的工作效率。当肾功能呈现下行趋势乃至功能衰竭时，我们会寻根究底，必要时采用肾脏组织穿刺取样进行显微镜观察，据此设计个体化的医疗方案。整体策略是围绕每个患者的独特病情，给予精准对症的治疗。
5至10年，打造治疗新常态
《中国新闻周刊》：猪肾成功在患者体内维持了9个月，创造了当时的最长纪录。对比以往的异种移植试验——有的器官仅存活了数天——这次成就堪称突破。您认为何者是促使器官长期存活的决定性因素？从理论上讲，能否实现猪肾的永久存活？
菲什曼：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CRISPR-Cas9这一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让我们有能力对猪的内生性逆转录病毒进行基因层面的失活处理，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猪肾在人类体内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现代医学提供给我们的免疫抑制药物比十年前已经先进许多，使得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对免疫反应进行管控，从而降低排异事件的风险。
「永久」这个词代表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尺度。即便是人体本身的肾脏，其寿命也未必是永恒的。但若将问题改为「猪肾能否在人体内生存5年」，我的答案会是肯定的。眼下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前路仍然充满了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但我有信心，随着我们在免疫学领域知识的深化，我们终会逐步推进异种器官的长期存活周期。
《中国新闻周刊》：九个月的时间节点，患者体内的猪肾被取出。其原因被归结为「基因编辑及强力免疫抑制剂的组合，仍然不足以完全消除排异问题」。患者当时具体表现出了哪些症状？在接受过异种移植的情况下，是否会对随后的人体器官移植产生负面影响？
菲什曼：到了九月份的节点，这颗猪肾已经完全停止了发挥作用。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是让其免疫防御系统回到相对平衡的状态，然后继续等候人体肾源。在那一时刻，患者的心态相对稳定，没有对自己的肾脏健康状况感到极度忧虑。我们为他重新启动了透析疗法，这让他的心理状态维持在较为放松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位患者展现出了非凡的心理素质和勇气。
医学界曾经普遍的一个顾虑是，经历过异种器官植入的人可能会因免疫系统的改变而对人体器官移植产生排斥，最终失去再次接受人体移植的机会。然而我们的实验数据消除了这一隐忧。事实证明，先前接受过猪肾移植的患者，其对人类肾脏的接纳能力并未因此减弱。后来植入这位患者体内的人体肾脏表现出了良好的生理活性。至今该人体肾脏已在患者体内正常运作9个月时间，我们尚未观察到任何不寻常的临床表现。不过，我们需要更长期的追踪数据来做出最终判断，所以后续观察工作依然在继续。
《中国新闻周刊》：许多专家都认可这种「器官接驳」模式的潜能，相信若能广泛普及，终末期肾衰患者将迎来福音。您判断这一技术距离真正的临床转化和大规模应用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菲什曼：按我的判断，对于那类急切需要肾脏移植、而常规血液净化疗法效果欠佳的患者，这项方案有望成为一个可行且有效的替代选择。患者的身体状况各异，有人能够良好地适应透析治疗，也有人对其产生排异。由于透析通常需要患者每星期反复进行2到3次，单次耗时3到6小时，这种对机器的依赖会令患者在生活质量上遭受明显的降低。相对而言，移植猪肾的患者能获得更优的生活品质和身体状态，明显好于长期依赖透析的情况。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相信只要我们突破免疫学乃至其他技术层面的障碍，畜牧业提供的猪肾储备完全可以支撑起为患者提供移植器官的需求，使得这一方案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医疗选择。我的预期是，在5年到10年的时间框架内，该疗法就能进入标准化治疗体系，并在全球多个医疗机构得到临床应用。
真正的推广难题源于外科医疗的专业性要求——并非所有医疗机构都拥有足够资深的手术专家。此外，我们还面临器官的运输问题——如何在长途跋涉中保护猪器官的活性和功能，这样才能让那些在本地没有器官来源的地域也能获得肾脏、心脏、肝脏等关键器官。展望未来，器官的体外培养和生物合成技术也许能够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些新兴领域值得持续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麻省医疗中心目前正在开展第二例以猪肾作为「中转器官」的临床试验。您能否向我们透露第二位患者的相关进展情况？
菲什曼：这个话题我无法涉及，因为这位患者的试验还在进行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我所能透露的只是，该患者目前的临床进展令人满意，而且这一次试验的总体设计思路与首例试验基本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