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共和党)和委员斯莱文(民主党)在接受VOA采访时表示，对华问题上两党维持着「相当稳定」的协调机制。此次对话时间敏感——距离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在华盛顿的会晤仅剩十多天，两人深度解读了两党的真实想法和对未来的期许。前不久，他们刚从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实地考察归来，间隔已达七年。
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9月11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主席共和党委员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和民主党委员克里斯·斯莱文(Chris Slevin)这样告诉美国之音(VOA)。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pic.twitter.com/RcfCnANJjd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16, 2026
下面这段专访内容已略经编辑，旨在保证表述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访华见闻：喜忧参半的中国经济
VOA: 感谢两位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据我了解，你们最近结束了中国之行。那么，在这次实地调查中，各位观察到了什么样的现象？是否有所发现令你们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产生了冲击？
薛瑞福：我们此行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态度。委员会自2019年来就再也没去过中国了。其间，我们虽然始终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定期会见到访华盛顿的各界人士，也大量阅读了公开的新闻资料，但亲身体验仍是久违的。有的同事虽然个人或以政府身份到过中国，但从委员会层面讲，我们已经整整七年没再踏上那片土地。所以我们带着满心期待和开放的心态启程。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中国官方人士在表面上都给人一种自信满满的印象。他们似乎对特朗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峰会持乐观态度，对习主席预定的9月访美之行充满了信心。
不过，这种表面的自信背后，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经济领域的一些挑战和困难。我们乘火车穿过了不少闲置的城镇，还同当地商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示了担忧，对一些地方性的问题也感到不安。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成功与问题并存的局面。不过，这次能让委员会在七年后重返中国，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我们希望今后能把这变成常规，最理想的是每年都能到访。
VOA：斯莱文委员的想法是否类似？
斯莱文：完全同意。就像薛委员提到的那样，我们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和求知欲出发的。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中国领导层对我们工作的反应。我们的团队为年度报告和递交国会的各项建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深度研究，我们很想知道北京方面有何反应。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报告工作确实提出了一些质疑。但通过这次实地走访，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具体情况，也挖掘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与当地人士的互动中，这些分歧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在阐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时。
这样的实地调查对委员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十分看重这次机会，也和薛委员有同样的想法——希望日后的考察访问能够变成常态。另外，他们在谈到美中双边关系和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互动时，表现出了公开的自信和乐观态度。我认为他们期待着华盛顿即将举行的这场峰会。
北京释放的信号：平等对话 vs 竞争现实
VOA：经过这段时间在华实地考察，您对北京当前对美战略作何评价？您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内心盘算是什么？他希望从中美关系中获取什么？
薛瑞福：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在推行一种新的叙事——将美中两国定位为地位相等、力量相当的伟大国家。他们还谈到了两国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难题的机遇。他们提到了「战略稳定框架」这一概念。美方会强调这个框架需要建立在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之上，可中方却没有这样表述。
他们似乎把这个框架当作一个起点，然后在其基础上继续深化。他们还认为，真正制造麻烦的是那些可能挑拨离间的第三方，那些试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或者操纵美国卷入美中纠纷的势力。但所有这一切最多算是表面文章罢了。
实际上，自从今年5月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我们并未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行为改变，尽管那次会晤的气氛确实很融洽。在经济活动上，中方增加了新的监管束缚；在军事行动上，中方对台湾和菲律宾的胁迫手段并未减弱。这些都没有改变。所以说，表面上他们在谈如何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如何共同应对时代课题，但实际的政策行为依然反映出一种持续的竞争和对抗的姿态。
VOA：斯莱文委员如何看待这一点？
斯莱文：我的看法一致。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容易过度夸大峰会本身的意义，仿佛会晤本身就代表了进展。但我们真正需要关切的是——这些峰会上具体谈了什么、讨论的范围有多广泛——在这些方面，我们掌握的具体信息其实相当有限。
从技术领域来看，在我们的访华过程中，我们听到中国对自己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进度有充分信心，他们也阐述了他们的技术部署战略。从相关对话来看，中方对与美国启动某种形式的双边人工智能对话表现出了兴趣。
长期竞争是常态，技术领域尤为激烈
VOA: 既然提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坦诚对话，我想问问各位对美中关系现状的整体评估。学术界有人认为，美中正在一场技术和贸易战中激烈交锋。两位认可这种判断吗？
斯莱文：我先来表达个人看法。竞争的激烈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竞争态势已经持续数十年。我认为，委员会始终在设法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要让美国的企业和劳动力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观察到，这种竞争在供应链和技术两个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可谓白热化。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对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高度重视。那么，这种竞争究竟呈现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它并非一种线性的、单纯的竞赛关系，而是涉及开源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和部署、以及大规模数据收集以促进创新等多个维度。这种竞争态势与美国过往数年的侧重点——即着眼于特定的算法模型，以及与之相伴的芯片、硬件和能源投入——形成了鲜明对比。多年来，美国关注的焦点就在这些方面。这正是我们委员会持续监测的重点领域。
VOA：薛瑞福委员怎么看？
薛瑞福：我赞同斯莱文的观点。查阅我们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就能印证这一点——正如斯莱文所提及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美中处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之中。
这种竞争如今已经渗透到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技术进步和创新领域自然也在其中。我认为，关键是要保证这种竞争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防止其演变为直接对抗，同时为某些领域的合作保留一定空间。长久以来，美中之间一直存在可以合作的领域，但眼下这样的合作机会似乎越来越稀少，甚至在看似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也难以找到。
我们常常发现，分歧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因此，致力于打造以战略稳定为核心的关系框架是极为宝贵的工作。然而，由于存在结构性差异、政治体制差异等众多因素——我相信各位听众对这些差异都有认识——我个人的判断是，美中两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很可能仍将维持竞争状态。
出口管制不是万能药，需要组合拳
VOA：面对美中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斯莱文委员，你曾在商务部担任过职务，主持过芯片法案和科学法案的贯彻执行。这次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是否改变了你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有效性的看法？
斯莱文：确实有所触发。我注意到几个现象。在过去五年间，美国重新集中力量打造更具抗压力的供应链体系，半导体行业在这一努力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哪一届政府，两党都采取过相应举措，力求恢复半导体等战略性生产要素的国内供给能力。
与此同步，两党在各届政府期间都在推行出口管制举措，对可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进行有效控制，以应对竞争威胁，同时顾及到国防安全以及可能被用于对抗的技术。这就是现状的基本面。
关于你问的问题——我的期许与实地观察的对照，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中国交流对象来说并无新意，因为我们正在投入资源扩大本国制造业。我认为，在出口管制工具的使用上，社会上存在一定分歧，甚至有人试图复制我们对中国实施的限制措施及其具体形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动态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如今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看点。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保持透明，明确阐述这些措施的使用理由，并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协调合作。这些盟友在供应链韧性和国防安全方面同样有着类似的忧虑，他们也在采取类似的管制行动和防范措施。
VOA：薛瑞福委员，从国防安全的视角，您是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薛瑞福：是的。斯莱文委员在这个领域确实是专才，但我的看法是，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出口管制措施本身不是灵丹妙药。有些时候，它们或许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之后中国会想出对策，或者被迫进行技术创新，最终他们可能也会成功。
所以，你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果你真的想在尖端技术领域保持优势地位，出口管制仍然是一个重要手段，但你必须持续监察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和影响，进而作出相应调整。这将是一场复杂而持久的竞争。
两党共识牢固，分歧多为技术细节
VOA：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华政策是华盛顿两党难得的共识领域。这种共识当下是否依然存在？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哪些问题上实现了真正的共识？又在哪些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薛瑞福：查阅我们的年度报告就能得到答案。这些报告都建立在委员会内部的共识基础上——通常是六名共和党委员与六名民主党委员的一致意见，偶尔会有一两位委员的想法有所不同。但如果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看到它们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政策建议，而这些建议全都来自于共识。我认为，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比如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你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的看法是，存在广泛的两党共识。分歧更多地出现在边缘问题上，而且这些分歧通常不是沿着党派界线划分的。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讨论时，我不太想把这些分歧公开化，因为那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的对立。许多时候，这些分歧来源于个人经历和职业背景——比如我来自国防领域，还有的同事来自贸易、经济和科技领域。这种情况在当下仍然存在。即使在细节上有分歧，这个领域的两党共识仍然是明确的。
VOA：斯莱文委员怎么看？
斯莱文：我百分百同意薛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能够使两党团结一致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时候不那么直观，但考虑到政府的交替和任期（通常是四年的周期，至少十二年的跨度），我认为存在一个坚实的基础，共和与民主两党采取的合作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防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十分稳固的基调。
从战术层面讲，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政策观察人士，都可能对两届政府的具体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但从根本上看，双方在这方面拥有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特朗普与习近平即将会面，三大优先事项浮出水面
VOA：现在让我们谈谈即将进行的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峰会。按照您的分析，特朗普总统最看重的三个议题是什么？
薛瑞福：首先，我认为特朗普认识到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的重要意义，不管是为了增强稳定性，还是为两国关系建立某种底线。即使他们在G20峰会和APEC峰会上有接触，这次互访访问也可能成为今年两国领导人四次面对面会晤中的第二次。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在为美中关系注入稳定性，为其设立防线。
第二点，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对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给予了更多关注，这也许也是他更感兴趣的领域。如果你一直在跟踪的话，从釜山峰会（那次双方暂停了对立并达成了阶段性框架协议）到5月的北京峰会，再到习主席对美国的回访一系列会晤，我认为两方都希望巩固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贸易模式。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这应该是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公平，因此也更具可持续性的贸易体系。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优先事项。
显然，特朗普总统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处理其他议题。他将如何与中国沟通这些问题，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伊朗问题和乌克兰冲突方面，倘若北京愿意提供更多帮助的话，美国会受益。尽管我对他们是否真的会这么做有所怀疑，但这些问题总会被提及。让我们拭目以待。
VOA：斯莱文委员？
斯莱文：我基本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强调贸易问题和提出某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至少是在未来几年内可以维持的方案——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美方关税政策和北京如何应对的问题时。相关贸易委员会正在讨论一个具体方案，这当然在议程上，用来试图妥善处理贸易关系问题。
回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双方都有意愿建立某种可持续的对话机制，以应对两国在人工智能前沿发展方面的风险和安全问题。我认为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明确人工智能对话的界限和具体形式。我预计委员会和其他观察人士都会密切关注这一点。
VOA： 那么，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是否与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一致？或者说，在中国议题上，他们有各自的关切？
斯莱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我认为肯定有一些共和党议员赞同并支持政府在贸易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事务上的立场。但我无法确定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是否都这么想。
关于民主党人，坦白说，我还没听到国会山的民主党人为这些事情制定出一套明确的策略。当然，他们对我们讨论过的这些领域很感兴趣。我认为他们当然很关心美国如何应对伊朗冲突，以及如何与中国处理关系，还有如何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不会说这些观点得到了普遍支持。
VOA：薛瑞福委员，在与中国关系上，你认为国会共和党议员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薛瑞福：是的。我的看法是，如果查看历届政府的政策轨迹——如斯莱文委员所帮助我们理解的——会发现政策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拜登总统上台时，中国领导人热切盼望着所谓的「拜登式重启」（你可能记得那个用语），但他们得到的政策却在许多方面更加严厉，甚至更加强硬，尤其是在出口管制这个环节。所以我认为，这种延续性最有力地说明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整体方向的基本共识。
当然，你确实能在某些细节上找到分歧。华盛顿本身是一个党派政治中心，所以有时候，你因为身处反对党就反对，有时候，你因为代表执政党就支持。但我的观察是，在对华政策这个大的框架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延续性和一致性。
习近平的三个诉求：稳定、尊重、进展
VOA：我们讨论了特朗普总统的关切，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你认为他最希望从这次峰会中获得什么？薛瑞福委员，你怎么看？
薛瑞福：我的印象是，中国对话者已经接纳了战略稳定框架的概念。但他们想用特定的方式来推进它。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挑战。但我也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既定目标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理解。所以，当他们谈论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我认为他们的意思是美国承认中国的利益、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能给予美国相同的回报。所以，无论最终是否能达成一致，他们肯定会把这个问题置于峰会议程上。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层都希望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有所松动，渴望更广泛地获取美国的技术，加强双方的合作联系。我认为他们满足于循序渐进的成果，即使无法获得更强有力的承诺，也希望在台湾、南海和西藏等他们一直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也认为，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对自己盟友的承诺会是什么样的。是否存在某种模式，使得美中能够超越美国对其紧密伙伴和盟国的依赖关系而进行合作？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但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很务实，他们用现实主义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特朗普总统没有释放不同的信号，他们大概只会追求循序渐进的收获。
VOA：斯莱文委员？
斯莱文：我认为薛委员的这番话讲得很全面。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我只想强调一点，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想趁着这个机会，尽力推进上述那些目标的实现，并带着……嗯，就像兰迪(薛瑞福)说的那样，在某些事项上争取美国的尊重。我认为，鉴于本届政府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占据了大量精力，而且美国即将进入选举季，习主席现在正是推进其既定目标的好时机。
人权问题是否应纳入峰会议程？
VOA：斯莱文先生，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条新闻，说国会民主党人计划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一场讨论或研讨活动。他们认为，当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人权议题必须被列入会谈内容。所以，您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在会谈中触及人权问题呢？
斯莱文：我当然希望他们会。国会山两党议员经常发出这样的呼声。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也非常重视人权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所以，我认为看到民主党人发出这样具体的声音令人欣慰。我也认为很多共和党人持有相同的看法。
VOA：薛瑞福先生，你怎么看？
薛瑞福：我完全同意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向来不太习惯在公开场合直言人权或民主等议题。但有些事对他而言很重要。
我回想起参与的第一次美韩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我们成功促成了一些朝鲜政治犯的释放。在他访问北京几天后，金明日牧师被释放。所以我希望，即使按照特朗普的做事方式，这些个案也能被提出来并取得某种成果。
我们仍然有像敏辛这样的美国公民在被关押。我非常期待他能找到办法把这些问题提上台面并争取成果。
「我期盼他至少能相信我们的许诺是真实可信的」
VOA：您刚才提及了台湾。鉴于您曾任国防部负责印太战略的助理部长，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倘若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你认为习近平会相信美国实际上会采取什么行动？
薛瑞福：我坦诚我不知道答案。但我衷心期盼他至少能够相信，我们对台湾防卫的承诺是切实可信的，至少相信美国拥有抵抗武装侵犯的能力。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写入了美国的法律，《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必须维持具备这样的能力。
最终是否要采取军事行动当然是一个政治决断。所以我最起码希望他相信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们战略模糊政策内含的不确定性也应该让他有理由相信我们会那样做。因此，我希望这种信号能够被有效地传递出去。但当下的局势复杂难测，习近平主席的真实想法也难以捉摸。
VOA：那么，斯莱文委员，您怎样评估台湾问题对美中关系造成根本性损害的风险？一套有效的防御战略应该是什么模样？
斯莱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我的同事来回答或展开阐述他的想法。
薛瑞福：我想补充说，台湾本身不会成为破坏因素。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经济实力不俗，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能达到10%。台湾在全球先进芯片制造和出口方面居于中心位置。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缘由和北京的立场来看，可能会把台湾问题视为症结所在。但真正造成麻烦的是中国的侵犯性举动和威压，以及中国拒不接受台湾的现实存在。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我清楚地知道，中国对美国与台湾维持关系不满，包括安全援助在内。虽然140亿美元的军售通知目前依然处于搁置状态，我也知道他们不满意民进党及其政纲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拒不承认台湾的现实独立地位，以及台湾在民主制度、自由环境和经济成就方面的巨大进展。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于北京的态度。
战略稳定框架：应该被接纳吗？
VOA：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最后一个问题。您们刚才提到过，中国一直在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理念，以此为纲领指导美中互动。各位认为美国应该认可吗？
斯莱文：我认为，如果你倾听相关方的声音，与政府官员交谈，我们在这里重申的是，要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和相互利益的战略框架。我认为这对于搭建对话的基础、界定我们希望从峰会获得的成果，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薛瑞福：我想说，过去的经历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的态度。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框架——克林顿时代推崇「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倡导「三个C」原则即坦诚、建设性、合作；奥巴马政期间，我们谈论「新型大国关系」。所以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情景。关键往往在细节的处理和实际落实的过程。我不反对口号或贴标签，但关系的维系必须依靠具体行动，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撑起这些口号的内核——即便我们连口号本身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之前接纳了公平互利的原则，但从当今局势看，我们的关系并未如预期顺利推进。
VOA：再次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