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沉重的遗产: 从红卫兵到忏悔者｜60年后，他们说「我们被骗了」 – 法国世界报https://t.co/50D2LOhauG pic.twitter.com/ViHwSvMod2
—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September 11, 2026
法国世界报在9月10日最新一期中，继续刊发「毛泽东，沉重的遗产」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这期的主题聚焦于「昔日的中国红卫兵：遗憾、悔疚与反思——他们说’我们被欺骗了’」。文章表明，1966年，毛泽东面临着权力基础的动摇和党内地位的衰退，为了重建自己的威权、扭转大跃进造成的国家灾难影响，于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年轻一代成为了这位党领导人的主要工具。他们响应领导的召唤，参与了那场暴力浪潮，对任何异议势力进行了压制。六十年的时光已经流逝，这群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均承认自己曾遭受了思想控制和被操纵。
世界报采访了当时那批年轻参与者。其中一位是丁学良，如今已73岁，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在香港的一家咖啡厅中，丁学良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童年相当困苦，其祖辈和父辈都曾经历过沿街讨饭的日子，他本人在少年时期也有过类似的遭遇。1966年的那个时期，丁学良在本地青年中属于年纪最小的一群。年仅不到13岁，他就因表现突出而被拔擢，成为安徽省宣城市一个激进组织的舆论宣传负责人。如今，文革已过去整整一个甲子，毛泽东也已离世逾半个世纪。丁学良如今感叹，「我们这一代红卫兵，被骗了」。他这样说明他的想法：他们幼稚的理想遭到了滥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那位领袖对权力的渴求。
毛泽东对青少年这样说：巴黎公社的梦想最终破灭，苏联的革命背离了初衷，进入了修正主义。全世界的许多革命尝试都已经失败，那么举起红旗继续前进的重担就应该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在这场新的运动中，阻力来自何处呢？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资本主义阶级。他喊出了「炮打司令部」和「造反有理」这样的标语。年幼时就被政治思想洗脑的青年们对这些号召产生了强烈共鸣。
南京这个大都市是丁学良初次接触「红卫兵」和「点火队」组织的地方。在那里，他习得了一系列活动技能：如何制作和散发传单、如何撰写大字报、如何向组织检举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教师。丁学良在今年6月发表了用中文撰写的自传。书中他交代了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角色——宣传工作和报纸编辑职务——并表示自己没有直接动过武。然而，某些场景却深深烙在他的记忆里。他目睹了被惩罚者颈部佩戴的侮辱标牌，也见证了多种多样的折磨方法：那些标牌可能会被故意制作得非常沉重，使受害者难以承受其重量，或者还有用铁丝悬挂标牌的做法，任由细铁丝切入颈部皮肤。
时间推进到后来，宣城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派系。一个叫做「红总部」，另一个则是更富战斗精神的「造反指挥部」。丁学良所属的是后者。这个组织的成员们相信，「红总部」正代表了毛泽东口中要摧毁的那种共产主义保守立场。两个派系之间的对抗逐渐升级。起初只是贴标语、互相揭露，但随着冲突加剧，被非法夺取的枪械开始从军营流入民间，暴力事件接踵而至，最终导致了人员伤亡。
往今来看，丁学良对那段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评价。他指出，当这场「新革命」展开时，中国并无来自外部的侵略或安全隐患。然而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仅没有达成任何建设性的目标，反而将国家陷入了混乱的深渊。正因为明白了这一切的荒谬性，丁学良后来投身于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其政治社会学方面的探讨。
这份报道还记录了其他参与者的故事，并反映了近十多年来逐渐涌现的一股忏悔潮流。刘伯勤是位已退休的红卫兵，2013年6月，他在杂志《炎黄春秋》发表了一份道歉文。同样在那一年，另一位前参与者张宏兵披露了一段更加沉重的历史：1970年他曾举报自己的母亲，导致其母亲两个月后被执行枪决。陈小鲁（一位人民解放军将领的儿子）向外界讲述了他在北京某中学周围所参与的暴力行为的细节：强迫教师们戴上用纸做的「驴帽」、让校长遭受羞辱游行、对师长进行殴打。一位党支部书记华锦因被关禁两周而于宿舍内身亡，另一位副书记遭遇殴打后终身残疾。到了2014年，前红卫兵宋彬彬也进行了忏悔，她坦白了她所在学校的红卫兵如何用沸水、钉子棍棒等手段残忍地虐待并殴打校长卞仲耘，还强迫对方进行不堪的行为（擦洗便溲设施、饮用污水），最终这位校长不幸去世。这些年来，类似的反思声音不断出现。
再往前回溯，1990年发生的一件事值得关注。余香珍和她的数位同窗主动找到了曾经被他们侮辱过的教师张吉兰。当年张吉兰被关进「牛棚」里，被强行做出狗一样的动作。二十五年的岁月流逝后，这些曾经的学生终于采取了弥补的行动：他们在北京市郊外邀请张吉兰聚会，赠送给她一条华美的毛料披巾，并为过去的行为表达了诚挚的道歉。张吉兰对此的回应是宽容的，她声称这件事不应该责怪学生们，她的心里没有恨意。两年后，张吉兰与世长辞。
因为余香珍在互联网上持续分享有关文革的个人经历，政府部门曾向她发出警告，要求她不要涉及政治敏感领域。现在她已是73岁的退休老人，定居在马来西亚。根据世界报的分析，虽然中共官方曾对文革期间的某些错误表示认可，但广泛讨论那段历史中最沉重的黑暗面仍然受到限制。承认过错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倾向于将那些行为归咎于当时的集体疯狂。这些加害人他们自己也是被意识形态灌输最深的受害人。对于他们伤害过的对象来说，沉默和服从占据了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出于对领导者的敬仰——只有恐惧，无处不在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