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考研界知名培训师最近提出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主张，甚至声称崇洋媚外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连胡锡进看到这番言论都忍不住出面批评，说这位老师的观点相当荒谬。
这位拥有大量粉丝的教育工作者随后向胡锡进发起公开辩论的邀请。但至今没有看到胡锡进做出任何反应。估计他可能有所顾虑。
我对此有一个判断标准：当某项价值观或原则需要由胡锡进这样的人出面辩护时，恰恰说明这项价值观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
不管这位名师的呼吁能否改变什么，但支持他的声音却很多，在互联网上甚至成为主流。这正是「价值观的衰退」，或者说是「观念的逆转」——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倒退。
这不禁让人回忆起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期，英语曾被彻底赶出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其他文化课程也不例外，有些时候人们根本不用去学校。
我读初中那会儿是1990年代初。我们整个乡镇的情况相当特殊：没有一个人掌握英语，也没有人能够教授英语。我们那位英语课老师本身就不懂英语，他的教学方法是直接在课本上用中文批注，然后靠这个给我们上课。
正因为这样的条件，当我开始学习发音时，接触到的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东西。即便后来读到了高中，我们也没机会听过一盘英语录音带。在这样的基础上，我的高考英语成绩倒是还可以，到了考研阶段英语还考了70分。现在我能看懂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然而有趣的是，当我真的去了纽约，却连一个词都听不明白。
这就是那个时代「清理英语」政策对河南乡村地区造成的后遗症。这种影响会持续波及好几代人。因此在我所在的县城里（现在每年高考录取清北的学生有好几十个），爱国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纯度。
另一方面，我们县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我童年记忆中，温州商人已经开始四处经商。有人甚至来到我们乡镇做生意，却被当地人冷嘲热讽。这虽然不全是英语不好的问题，但那种对外界的排斥和思维的狭隘，确实容易滋生自我满足感。
就勤劳程度和吃苦精神而言，黄河流域地区没有输给过别人的地方。可是正因为我们和英语之间隔着这么大的鸿沟，我们与更宽广的世界也就相隔甚远。
到了90年代，我考入青岛的海洋大学读书。有一回我在报纸上读到有人考上了哈佛，甚至还有人本科阶段就去美国读书，当时的震惊程度是难以言表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整个县城都没有人想象过出国留学这回事。
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段最困顿的十年岁月里，仍然有一些人在坚持学英语。即使在被关押的环境下，他们也没放弃，而是在读英语版本的《毛选》（我后来在纽约的一家「革命书店」里亲眼见过这个版本）。这些人意识到英语这门技能迟早会派上用场。
高考制度恢复后，他们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名校的学生。到了80年代，百业待兴之际，那些命运转变最快的人，往往就是英语水平最高的人。
据我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当困顿再次临近时，你必须把英语学好。我说这些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包括我的历史成绩一直都保持着较高水平（现在听说历史科目在应试中的权重也在下降）。
可能有不少人都感受到某种困难将要来临的迹象。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许多人已经步入中年阶段，但开始使用多邻国这类应用软件自学英语，俨然成了一种风潮。
暑期时候我在敦煌参加了一次游学活动，和余少镭老师住在同一间房间。在参观拉卜楞寺那天，他在洗手间里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起初还替他担心，后来才发现他竟然是在里面苦练英文单词的发音。一个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也在这么认真地学习英语……
我甚至想到，在如今AI技术已经发展成熟、翻译工具已经相当强大，不掌握英语拿着手机也能出国旅游的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也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时刻」。这种困难不是物质层面的短缺，而是在精神领域和创造能力上的一种衰退。当你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AI去做，你实际上就沦为了某个系统里的一个数据点。
要想不被简化成数据，学习就变成了必须的选择。不论是学英文、数学还是历史，主动去获取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我有个朋友现在在开发一套AI系统，用来辅助人们练习英语口语。看到他这样的执着，我真的很佩服。我甚至想要为他的这个项目出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