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5年后半段，美国的贸易逆差版图出现了显著变化。越南与墨西哥等国先后跻身美国逆差来源的前列，超越了长期占据首位的中国，成为这场关税争端中的意外受益者。此举引发了舆论的广泛议论——有观点声称，越南已经占据了原本属于中国的「第一大逆差来源」地位，进而重燃了一个老话题的讨论热度：东南亚新兴工业国是否有望成为全球生产中心的继承者？
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稳居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的榜首，但2025年前七个月这一局面被打破。美方统计数据显示，同期对越南的贸易逆差规模达1373亿美元，而对华逆差则下降至890亿美元，后者首度跌出第一。这一数据变化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众多评论认为越南已完成了对中国的「产业接棒」，全球制造业重心正在向东南亚地区倾斜。
然而，这里需要澄清「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的真实含义。表面上看，美国从越南进口商品的支付规模超过了从中国的进口额度，由此越南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排行榜中排名首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逆差规模的大小，并非工业竞争力的真实写照。这个排名实际上反映的只是美国进口数据中的名次高低，而非各国制造业能力的客观衡量。
那么越南何以跃升为美国逆差第一来源国呢？其一在于税率差距的巨大空间。美国对华商品的实际税率平均在21%-22.3%区间，而同样商品来自越南时的税率仅为6%左右，二者相差约15个百分点。如此大的税率差异引发了「关税套利」现象——许多商品原本在中国完成全部生产，但企业会将终端的组装程序迁至越南，贴上越南产地标签后再对美出口，从而规避高额关税。这种税率落差驱动大量制造商重新调整产业布局。
仅需进行基础的包装变更和最后装配环节，就能省去相当可观的关税支出，这正是越南出口额飙升的最根本驱动力。
其二是美国地缘战略的深层考量。早在奥巴马执政阶段，华盛顿就开始着手拉拢越南，甚至破例将其纳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创始成员，意在东南亚地区构建制造业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进入特朗普时代后，美国加大对华商品的关税打压，越南则趁势向美国市场敞开大门并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换取美方的优惠关税待遇。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明确无误——通过税收手段将产能从中国「驱赶」出来，并以越南为产业转移的主要承载地，逐步削弱北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其三源于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趋势。为了规避美国关税壁垒，曾在中国布局的韩资、日资以及国内生产商大举向越南转移其最终组装基地。苹果、三星、耐克等业界龙头企业随之而动，电子、服装、家居等行业的大量产能陆续集中在越南北方的工业园区。然而有一点必须强调——企业搬迁的对象主要限于组装生产线，而从事研发和零配件、原材料供应的上游产业链并未并行移入。这充分表明越南此时的角色定位并非技术密集的创新基地，而更像是富士康一样的加工代工平台。
有人可能认为越南由此成为这场变局中的最大赢家，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当越南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攀升之际，其对华贸易中却陷入了深重的逆差困境。今年前八个月，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达到1077亿美元，同比剧增41.7%，这一逆差额度甚至已超越越南从美国贸易中获得的顺差。更值得观察的是，越南对美电脑及电子类产品的出口增速达55%，而同期从中国进口类似产品的增幅竟高达65.4%。
究其原因在于，越南虽然利用「税收洼地」的优势扩大出口规模，但其身为「终端组装中心」的定位决定了它对华产业链的深度倚赖——无论是机械设备、精密零件还是原材料供应，越南都严重依靠中国供应。中越间的贸易往来中，约七成属于中间产品交易。换个角度来看，越南向美国兜售商品所赚取的美元收益，最终又大量流向中国用于采购生产资料。其结果是：对美顺差越多，对华逆差的规模就越大，这是代工贸易体系的必然逻辑。
越南制造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属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越南国内仅能承担最终的组装生产工作，涵盖芯片器件、织物、模型、工业设备、化学材料等在内的上游产品体系中大部分仍然无法自主生产，进口依存度极高。在诸多供应源中，中国因地理位置最优、品种最丰富、交付速度最快而成为首选。越南制造业产能扩张的幅度越大，对华采购需求的增加速度就越快。
以手机产业为例，产品虽在越南进行组装，但其中芯片处理器、显示屏、能源电池等关键器件的主要来源仍是中国。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越南的服装纺织行业——当地工厂生产供欧美消费市场的鞋履衣着时，所需的纱线、面料以及染料绝大多数都要从中国采购。最终，越南在整条产业链中只能获取组装环节的微薄人工成本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