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十六年后，中国对《国防动员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该法律将从下月一日起正式实施。修订内容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依据法律程序对民用资源实施「征收」和「征用」。业界专家普遍认为，这一修法举措特别是为应对可能在台海地区爆发的战争局面量身打造，同时也意味着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台湾商人将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https://t.co/iRZG56OaIg pic.twitter.com/at6kFJV4Im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10, 2026
沉寂十六年后，中国对《国防动员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该法律将从下月一日起正式实施。修订内容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依据法律程序对民用资源实施「征收」和「征用」。业界专家普遍认为，这一修法举措特别是为应对可能在台海地区爆发的战争局面量身打造，同时也意味着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台湾商人将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
八月二十八日，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了对《国防动员法》的修订。该法自下个月起生效。修订后的法律由十四个章节、八十二条条款组成。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国防动员的计划制定、具体执行方案和潜力摸底调查；后备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征召机制；战略物资的储备和动用；国防军工领域的研究开发、制造和维修服务；以及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灾工作。
新法剑指何方？专家邓聿文解读深层含义
对标二零一零年的前版本，此次修订在立法目的上做了明确的表述。新法强调要加强国防体系建设，健全国防动员机制，确保国防动员工作的顺利推进，从而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领土安全、政治统一，以及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利益。
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副总编的邓聿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修法虽然表面上并无针对性，但从条款内容看，实际上是专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而精心设计的。
邓聿文进一步指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日趋激化，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两岸军事形势失控的风险相当大。台湾的分离独立趋势越发明显。北京必然要想方设法防范这种局面的出现。倘若台海发生战事，将是激烈程度很高的当代战争形式，而非传统战争的概念。”
他进一步解释，俄乌冲突和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为人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案例。若台海地区真的爆发战争，其规模和烈度都可能超过上述两场战争。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情况将变得复杂。北京可能在战争初期不需要启动全面的战争动员机制，但若冲突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更久，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将必然面临向战时状态的快速转变。
然而，来自台湾的智库机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负责人沈明室则认为，北京在最近两年内采取对台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沈明室表示：”完成法律修订并不等同于已具备实施的条件。从中国目前的国内外环境看，二零二七年或二零二八年对台用兵的概率正在下降。若习近平获得连任并进入第四个任期，到二零二八年特朗普离职之时，北京可能判断美国不会干预，从而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延至二零三零年或二零三二年。如果习近平寻求进一步连任，他可能希望通过台湾问题的解决来实现自己的历史遗产。但倘若习近平未能在关键会议上保持权力，这次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将仅仅停留在「依法治军、依法治国」的层面。”
经济与科技成新重点，动员范围大幅扩展
法律首度明确阐述”国防动员”的定义为「确保和平与战争状态间能迅速转换，将经济力量和社会资源转化为国防力量的各项举措」。基于这一定义，政府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对金融、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咨询及网络等产业部门实施管理控制。
沈明室在采访中指出，此次修法明显受到了俄乌战争以及其他重大军事冲突事件的启蒙与影响。
沈明室表示：”无人机及其他前沿科技的应用具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军事冲突推动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快速增长，所需产量巨大，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也在加紧发展相关技术。中国领导层必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在战争样式方面，远程无人机、作战无人机以及微型无人机的需求持续增加，这必然要求更加充分的国防动员准备。俄乌战争的一个关键教训是俄罗斯遭到了国际制裁。处于被制裁的环境中，国防动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当某些商品无法通过进口获得时，如何迅速建立国内的生产能力就成了核心问题。”
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给北京带来了深刻启示，即现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前线的军事力量，还涉及科技创新、物流运输、工业生产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对持久战的承载能力。在政府的战略考量中，实现和平与战争状态的快速切换被视为当今防务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邓聿文说：”所谓「平」即和平年代，「战」指战争时期。现代军事冲突的实质是国家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的较量。这要求国家能够快速将经济潜力转化为防务力量。这对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尤其关键，对中日之间可能的未来冲突同样重要。倘若遭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中国的产业链可能中断，那么制造业以及民营企业在制裁环境下是否能继续正常运营就成了一个紧迫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法律在阐述国防动员的目标时，加入了「发展利益」这个新的概念。
沈明室指出：”从狭义上讲，国家可以以防御未来的冲突和战争威胁为名义来实施动员。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即使与战争无直接关系，仅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比如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政府就可以以「发展利益」为借口，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进行动员或整合。这种做法看似与实际战争无关，表面理由是国防安全或经济发展，但通过征收和征用权，使这一行为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即使这种合法性实际上是建立在「可能发生战争」的假设之上。”
征收规定引战议，台商陷入两难困境
新修订法律中关于征收民用资源的条款引发了广泛关注。法律规定，一旦国家启动国防动员程序，若现有储备物资难以满足动员需求，各级以上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民众的资源进行「征收」与「征用」。两个词汇的含义存在明显差异：「征用」通常被理解为「临时征借」，而「征收」则普遍被解读为「永久没收」，这种区分引发了很多争议和不安。
沈明室解释道：”「征用」的涵义是，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可以使用你的资源，可能会有补偿，也可能没有。至于「征收」，则意味着一旦我征收了，这些资产就属于军队所有，不一定会返还给你。”
沈明室认为，这部新法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都可能将大陆台商置于危险的处境。
他表示：”传统的国防动员主要针对粮食、钢铁、能源等物资，与传统的军事需求相适应。但新法将大量高新科技产业和人力资源纳入其中，这里的人力不限于正规预备役人员，还包括民营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如果政府针对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航天科技或网络安全等高科技领域实施征收和征用，在大陆从事这些产业的台湾商人和外国商人就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如果北京政府决定实施征收或征用政策，但台湾方面表示反对，那么台商将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打压措施。
沈明室说：”在政治上，如果当局实施征收或征用而你加以拒绝，政府可能会以各种借口进行打压，甚至可能给你安上某种罪名，或者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你进行处罚，从而实现对你产业的直接没收。此外，当局在征收了台商的产业之后，可能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对抗台湾及其军事力量。从台湾的角度看，这相当于你在资助敌人来攻击自己的祖国，等同于背弃国家的不忠之举。”
不过，沈明室也指出，这些条款是否会真正适用于在大陆经营的外资企业和台湾商人，目前还处于观察阶段。
来自台湾经济界的人士曾志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那些在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长期以来都承受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从法律执行的严格程度来看，「征收」与「征用」之间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异。
曾志超表示：”如果未来爆发重大的政治或军事冲突，你是否认为当局在对台商进行资源和人员的征收征用时会有所不同呢？根据我的判断，实际差别不大，不会有本质变化。北京只要有需要，就仍然可以动员你的全部资源。”
曾志超提醒在大陆经营的台湾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美中两国出口管制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所带来的风险。
曾志超说：”所谓红色供应链，其中的「红色」指代中国。过去，企业只会选择成本最低廉的供应商，但随着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开始推动建立「非红色供应链」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下，中国在半导体等众多领域面临断供困境，即使付出高昂的研发成本，也必须建立自主制造体系。对于那些同时参与红色供应链和非红色供应链的台湾商人来说，必须彻底划分界限，明确自己站在哪一方阵营。台商需要全面了解出口贸易法律规则，规避触及敏感科技和禁区的风险，同时要防范来自美中两方面的夹击压力。”
后备兵员制度扩展，动员范围大幅拓宽
在人力资源动员方面，新法做了重要调整，引入了「后备兵员」这一新概念，有别于以往的「预备役人员」制度。按照新规，中国政府和军委部门可根据防务动员的具体需要，自主决定后备兵员储备的规模、类别和组织形式。被列为后备兵员的人员必须按法律要求参与必要的军事训练。除了妊娠期妇女和患病人员等少数例外情况，年龄符合规定的全体男性和女性公民都应履行国防义务。
沈明室认为，这为后备兵员储备带来了新的灵活性。
沈明室说：”所谓弹性是指，你即使没有在预备役名单上，也可能突然被征调参加战争。法律规定将十八至六十岁的男性和十八至五十五岁的女性纳入国防动员范围。这些人员可能被部署为后勤保障人员或辅助人员，不必都是直接参加战斗的一线部队。但如果一线作战需要更多人力，国家拥有这个后备人力库，所有在规定年龄范围内的人一旦国防动员被启动，就被禁止出国，必须留在中国等待被征召。”
伴随新修法距离正式施行的时间日益临近，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宣布新设「国防动员综合司」一部门，接管「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的日常运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