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座桥梁的建造或许是理性之举，那第十座呢？信贷规模扩张正是中国当下困境的根源】
星期天(9月6日)，北京财政部推行了一套36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纾困措施，通过官方公告形式发布。这体现了今年迄今为止当局对金融部门最规模化的一次干预措施。美国经济咨询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pic.twitter.com/kVpUDV79Je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7, 2026
最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中，中方的经济模式与贸易政策成了与会各方讨论的重心。一位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学界人士近来指出，中国为何过分仰赖出口，根本上源于自21世纪初年以来，那套以信贷为杠杆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然瓦解。
他进一步解释，由于投资效率低下，同时积累了规模惊人的不良资产，中国已无余力通过政策刺激来增强家庭与企业的消费意愿。经济增速完全指望对外贸易的拉动。即便北京下力气推进新型战略产业的崛起，也无法根治投资端与消费端之间的顽固失衡。京城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倘若国内需求无法被有效激发，国际贸易摩擦就将不可避免。
VOA于8月31日独家专访了此人——美国经济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合伙人、主管中国经济及金融研究的罗根·怀特(Logan Wright)。怀特撰著的新著《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的陨落与世界影响》(Broken China: How the Economic Miracle Shattered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将于9月下旬在美国上市。
怀特在回应VOA提问时强调，这部著作并不是唱衰中国之作。它不属于预言性著述，而是一份诊断报告——着重阐述中国经济现状，特别是近五年来、自房产市场陷入困顿后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实况。
以下为本次采访的笔录。为保证表述清晰简洁，原文经适度编辑处理。
若用金融体系这把尺度衡量，中国崛起的必然论就站不住脚
VOA: 怀特先生，感谢抽冗赴约接受采访。
先从您新著的标题讲起——《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的陨落与世界影响》。这个标题吸引了我的目光，促使我想见您一面，因为它颠覆了常见认知。普遍声音都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在工业制造和科技领域具有强劲竞争能力。然而您现在却主张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破裂。那我想问，按您的定义，中国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又是什么促使您得出它已然破裂的结论？
怀特：好的，非常感谢提问。在深入阐述之前，我需要说明，《破碎的中国》一书以及我本人的看法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代表荣鼎集团的官方观点。
【恒大陷入危机，意味着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着更深层的问题】
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合伙人、主管中国经济与金融研究的罗根·怀特(Logan Wright)在接受VOA采访时表示：恒大房产企业深陷困境，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更大问题。… pic.twitter.com/EjPOUDtt4R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September 8, 2026
之所以定名为《破碎的中国》，是因为那种依赖信贷的投资引致的增长模式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此著的中心观点是，若不从金融体系在驱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着眼，就无法准确评估中国过往的经济表现。反过来说，当下金融体系成了经济发展的枷锁。若从政治层面观察中国，大多数人都以政治视角看中国经济。很多人看到五年计划和产业方向规划就认为，中国是由技术官僚精英组成的单党制国家，能够为执政党拟订长期规划。
但若换成金融视角，情形大相径庭。中国经历了规模庞大的信贷膨胀期，如今又陷入规模庞大的信贷压缩期。这场无与伦比的信贷大扩张——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信贷放宽之一——已然结束。过去百年乃至更久，都未曾见过这种规模的扩张。因此，考虑到金融体系现在制约了经济发展，那么结论就是，中国对外传递的主流说法——即北京已经成功，中国的复兴乃大势所趋——这种论调其实站不住脚。
相反，中国面临的是一条约束更严的经济发展轨迹。因此，《破碎的中国》这个标题的用意并不在于声称这是一部唱衰中国的书。它不是预言文献，而是一次诊断——为中国经济的现状，特别是过去五年、自房产业彻底崩盘以来，增速显著下行的实况做出说明。
修建首座桥梁或许明智，那修第十座就值得商榷了。金融膨胀正是当今中国症结所在
VOA：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顽疾根源实际上在于21世纪初以来金融领域的扩张。那么，是何种力量推动了金融膨胀？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困境又是如何产生的？
怀特：确实如此。多个年头以来，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由于中国经历着追赶式的繁荣发展，投资规模超越了家庭消费额度。在这个阶段，投资是合理的、必要的。为实现投资目标，基础设施需要建设，工厂需要兴建，制造能力需要在外资辅助下提升。早期这些投资大多盈利丰厚。由此，金融机构汇聚这些资本，引导储蓄者向国企和这些项目投入资源，这便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内，这类投资整体上是建设性的。但任何金融体系的扩张速度，最终都只能与其服务的实体经济的扩张速度相符。
因此，当金融体系的膨胀步伐超过实体经济的膨胀步伐，并真正推动经济增速时，通常会出现两种情景之一。它要么在深化金融服务范围，比如让过去从未有过信用卡的群体获得信用卡，从而提供新的金融工具；要么在增加信贷违约风险，比如向那些还款能力不足的群体发放次级贷款。
通常这两者是紧密交织的。在提供新的金融工具的同时，您也在承担新的信贷风险。因此，在中国的情形中，问题始终是：这些新增投资中，到底多少能真正产出新的经济活动。
就如在河川上架桥一样，修建第一座大桥或许是明智的决定。对吧？曾经没人拥有过这样的桥。知道吗，这会创造巨量的经济活动。卡车和汽车顿时能够来往通行，即便成本不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修建第二座桥是否也一样有意义呢？嗯，当然了。可能。但它的重要性不如第一座。而建到第十座桥时，价值就成了疑问。
对于任何单个项目，您需要衡量其经济回报。但从整体经济的维度，我们会关注信贷在GDP中的比例，以及信贷总额相对GDP增速的比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2016年这个周期，中国新增银行信贷占了全球GDP增量的约三分之一，信贷与GDP的比率也几乎翻了一倍。
老实说，在如此短的周期内，我们从未看过这种增长。中国现在经历的许多后遗症，都源于这些曾经放出的贷款，如今已到偿还期限。
恒大的失败预示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更大隐患
VOA： 您提及了房地产，您的著作也是从2021年的一场抗议展开的。中国购房者针对恒大集团的抗议，这家是中国最大的房企之一。迄今五年过去，恒大创始人已遭判终身监禁。当局在管制金融部门方面是否做出了努力呢？还是您认为他们实际上无力回天？
怀特：是的。著作开篇即是这场抗议，这类抗议在中国极其稀见。这种事并非常事。
人们在谈及金融危机时，往往想到银行挤兑。您知道，我曾想象会看到储户在银行门外排长队，如同《美好人生》电影那样，人人都在忧心自己的存款下落。抑或，我预期会在中国的这场危机中看到类似北岩银行或雷曼兄弟那样的场景，但事实上，风暴并未在银行爆发，而是在房地产商身上引爆。
这场危机主要在恒大这样的企业总部上演。所以，抗议发生在恒大总部，而恒大属中国房地产规模最大的开发商。在其最辉煌时，该公司债务达到3100亿美金，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当时芬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些都是极其庞大、背负沉重债务的企业。只要房价和销售没有持续攀升，为它们融资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既然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和最关键的产业都无法偿付员工借贷给公司的资金，这说明整个经济体也面临着更深的困境。中国房地产领域在巅峰时期占GDP的20%至25%，甚或更高。
此后，新房竣工数量下跌了将近80%，新房交易量下滑了60%以上。这致使整体经济增速放缓，GDP被挤压了约十到十二个百分点。
问题是，北京已多次尝试扭转经济下滑的颓势。就在上周末，他们又公布了若干新举措，企图同时调理市场格局。然而这些政策多数收效甚微，原因是您无法强行让人们购买他们其实不想要的住宅，尤其是在他们相信房价不会再升值的当下。而根本上的变化在于，当每个人都目睹房产供应过剩时，人们就不再坚信房产价值会持续增长。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把房产视为一项金融资产。它曾是中国中产阶层财富的巨大源泉。假如您在21世纪初的某个时刻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深圳或广州置业，那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您很可能已成为百万美元富翁，至少账面上是如此。
因此，它曾经是一架庞大的造富机器。但当下的问题在于，若这种模式已然消亡，甚至在反向运动，那么究竟什么能真正取而代之？对于中产家庭而言，如何获取实现社会上升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也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先端制造及新兴战略产业无法解决投资与消费的根本不匹配
VOA：那么您是否认为中国找不到突围之法？我是说，倘若您是习近平主席的经济参谋，您会建议他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策略来应对？
怀特：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应对这个问题有若干所谓的「正确」方案。目前这些都涉及政治权衡。我不会轻率地做出政治判断。
关键问题在于，应该由谁来承担成本？您知道，中国完全可以进行财政结构重组。他们的财政收入在萎缩，因为大部分税收依赖于投资驱动的增长，而这种增长在衰减。
所以您需要重新构建财政体系，着手对家庭消费进行征税。然而对消费进行征税很困难，因为消费者可能既不情愿，也没有能力缴纳更多税款。所以您既要促进消费，又要向消费征税。若要对富人征税，当然可以。北京正在这样做。但无论在哪个地方，对富人征税总是困难的。
更复杂的选项涉及国企和地方政府企业。您基本上必须告知这些企业，它们不再符合国家方案的需求。
可这与北京目前的取向背道而驰。他们在加倍投入投资驱动型增长，聚焦先端制造业。而先端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北京聚焦的所有新兴战略行业的缺陷在于，它们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劳力密集型的。它们制造的工作机会并不多。若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问题长期存在，那么中国生产的所有商品的边际需求仍然更可能来自海外，而非国内。
所以，暂时还不清楚，您知道，这是否正在加倍推行一种会恶化与世界其他地方贸易关系的模式。这恰好是因为，若中国无法刺激内需，它就必须继续倚赖出口来维持增长。因此，我的见解是，你们必须接纳某种形式的放缓。
我的意思是，显然这涉及政治上的取舍，但这种资本密集、高度先进、以制造为中心的增长战略，最终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非可持续增长。而通货紧缩既会抑制中国的投资，也会抑制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因此，摆脱这种模式，改变财政与金融体系如何配置和分配资本的方式是必须的。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选择。
国内需求若无法被激活，贸易冲突就无法避免
VOA：您刚提到中国无力创造国内需求，只好依赖出口支撑增长。昨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二十国集团推动对华采取更严厉立场。他讲，世界容不得一个拥有1.2万亿美金贸易顺差的中国。这就涉及您书名的第二部分：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那么，一个经济动能减弱的中国对世界有何含义？中国能否通过扩大出口来化解困境？
怀特：正是这个问题症结。在某个阶段，每个人都乐于见到消费者购得便宜商品，但这损伤了国内制造商的利益。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由于商品价格下行，销售地域也在拓展。这看上去似乎没有问题，直到最后会打压全球各行业的投资意愿。
各个国家都希望在本土或友邦间保有一定的产能。把制造增值长期割让给中国似乎是个相当拙劣的抉择，尤其是在中国同时可能将供应链武器化、威胁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关键出口进行掌控的背景下。因此，实现再平衡的推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正如贝森特财长所述，全球经济正向更多投资世界其他地区、非中国供应链方向转变。
而北京在抵触这种趋势。因此，北京的窘境是：若不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贸易争端就会成为必然，因为作为全球最大投资国，中国要想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达成增长，基本上只能通过从贸易伙伴那里转移投资来实现。 但倘若进口没有增长，与中国做生意的整体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见到北京开始更频繁地运用「大棒」而非「萝卜」，来鼓励、试图促成与中国的贸易。
这未必涉及国内市场扩张的前景，也未必关乎向中国投资或与中国从事贸易。它越来越关涉我们试图施加的掌控手段。我们会掌控某些零件组件。或者，若你们设置壁垒来阻碍我们的出口，我们会威胁采取各类报复。这就是世界眼下面对的矛盾局面。
这儿存在一个经济现实，即中国出口增长的界限在哪儿。中国出口扩大的潜能是有限的，因为当下中国出口的多数边际增长来自欠发达经济体，而非美国、欧盟或东南亚。
中国经济疲软能否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提供更多筹码？
VOA: 我们谈谈即将进行的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国经济的疲软能否为特朗普总统提供比往年更强的谈判优势？
怀特：很难比较，相比几年前，我认为整体上美国掌握了更大的谈判杠杆。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一定会在本次会晤中利用这一点。他们可能会采纳完全不同的策略。但我想说的是，早在2020年，甚至就在2021年，都存在一个合理的论证，即中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占全球经济的占比有可能超过美国。但现在这种情景已不再现实。美国经济不会发生崩溃。您无法预知未来。
但在过去五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速已超过中国。无论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人民币计价计算，亦或美元计价与人民币计价的对比，都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胀率确实更高。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通缩压力加重了中国经济内部很多此类的压力。因此，战略天平发生了移动。
我在《外交事务》文章和本书中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倘若能够施用需求约束和消费获取限制，不仅通过关税，还通过其他进口限制、技术限制和非关税壁垒，那么这些工具或许比掌控供应——即便是稀土等至关重要的资源——更为有效。因此，未来很可能会持续围绕如何权衡需求掌控和供应掌控展开谈判。
我在文章中提的是，随着时间推进，美国掌握着更强势的工具，因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有超过中国的增速，而中国又无力创建国内需求，那么中国在无法进入全球出口市场时，其增长能力就相当受限。
因此，不仅美国如此拥有这样的制约能力，欧盟也会有。
VOA：我很希望我们能有更多时间深入交流，但我们已经到时间了。再次感谢您百忙中抽空接受咱们的采访。
